但是劉志學對于朝堂上的那些文臣們還是心存警惕，盡管這幾年在小皇帝的打壓下他們有所收斂，可他也明白事實上文武之間的明争暗鬥并沒有停止，隻是更爲隐晦，也缺乏适當的時機。一旦有了借口，平時那些人便會跳出來群而攻之，他們奈何不了小皇帝，卻可以拿自己的過失開刀。
衆人當然也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對于劉志學的提議皆爲贊同，先如實報與陛下得知，即可以免于聖上被蒙蔽，也可借機請罪減輕處罰。同時也可以讓小皇帝對群臣的攻喧有所準備，免于驟然得知陷于被動。至于朝廷晚于陛下得知‘壽州大捷’，自有一萬個借口來搪塞。
第二軍的衆将達成共識後分别起草了報之小皇帝的戰報，詳細禀明了攻城面臨的困難，戰鬥前期準備工作，作戰計劃的制定，以及轟城之後造成的出人意料的後果，并戰後采取的一系列善後措施皆一一寫明。同時對造成百姓重大傷亡深表愧疚，請求處罰。
對朝廷的捷報自然要簡略的多，内容也是避重就輕，多些取得的戰果，對于造成的損失則一筆帶過，但是六萬百姓的死忘看起來依然格外刺眼。在劉志學的堅持下，奏報皆是由他和馬瑛兩名軍政主官聯署，這麽做除了保全衆将之意外，他也明白衆将聯名則有了‘要挾’之意，擔心引起小皇帝的反感，事情反而不美。
在壽州停留三日後，第二軍繼續依照計劃北進，渡過渦河前往宿州與先頭部隊會合，準備奪取符離。而此後的進軍極爲順利，往往炮聲一響，敵軍便紛紛逃竄，對火炮畏懼之極，少有接戰。詢問之後，才知壽州這場大火也起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出逃的人群将壽州戰後的慘況風似的的傳向四方，除了恐怖的大火場面外，且多了許多傳奇色彩。
壽州春秋時期曾是楚國的國都，而根據玄學之說，立都的地方皆有龍脈，才能地傑天靈。而在大火中壽州城曾出現‘火龍’在空中盤旋，其實現代人都明白那是因爲起火後冷熱空氣的流動引起的旋流，也就是俗稱的龍卷風。但是古人不明，就有了宋軍的火炮不僅可以開山裂石，還能弑神殺魔的功能，護佑壽州的神龍被宋軍炮火所傷，騰空棄城而走，才導緻城池毀于大火……
盱眙城雖然暫時遠離了戰争，但是依然彌漫着緊張的氣氛，每日各處的公文和各個戰場的戰報彙集在這裏，又變作一道道谕令從這裏分送各處。趙昺依然十分忙碌，除了批閱奏章之外，還要協調各軍的進度及敦促朝廷加緊向前線輸送糧草、軍械物資，調集兵員，爲接下來的大戰做好物質上的儲備。
而如雪片般的奏章中自然也少不了不和諧的東西，打小報告者有之、出謀劃策者有之、還有打着爲國出力的名義伸手要官者有之，反正是林林總總皆是無聊之事，這讓趙昺本就繁重的案前工作是雪上加霜，不得不分出時間來處理這些狗屁倒竈之事，否則就會有人說你不重視人才，不喜納谏。
趙昺也知道納谏自唐朝以來已經形成了制度化，更成了皇帝是否昏聩和英明的标志。從本心來說，他對谏議并不反感，這也是了解社情，傾聽民意及發現人才的重要渠道。但是有些人卻将這條渠道當成了晉身的梯子，打擊異己的工具，并利用皇帝都‘好面子’的特點不得不重視他那些廢話。而這皆來援于千百年來文人們樂而不疲的‘清談’。
清談誤國”這句話現代人都很熟悉了。那麽那麽，什麽是＂清談＂？爲什麽古代知識份子，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階層，會喜歡＂清談＂呢？
清談涵蓋的意思比較廣，在漫漫的曆史長長河中，也因時因地而常有變化。但是有兩個特征是不變的，一是清談對應于俗談，它談的一定是高尚話題。象我們平時愛讨論的哪裏開了個新館子啦，王老五又泡了哪個馬子啦，這種庸俗的東西是要排除在清談之外的。
二是清談的人，必須是文化人。象工農兵的關心的都是四時農桑啦，國土防禦啦，這些也都是俗務，不能參與清談的。清談的内容開始主要是談學術。因爲中國古代學術沒有自然科學，也不講實驗，那麽學術的增進主要是靠談來交流。
這種情況到兩晉時期發生了變化。因爲那時候門閥壟斷了進身之階，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第一不不需要看工作成績，第二那時候不用考科舉。隻要是士家大族子弟，天生就有了當大官的本錢。這樣子，自然沒有必要關心實際的東西，再加上門閥子弟天生就有高人一等的優越感，所以更不願意談論世俗的話題。有關國計民生，自然物理，軍事政治等等一概視爲降低身份的東西。反而誰要是能“談“，能把人侃暈，誰就被視爲水平高。
所以那時候是在朝也談，在野也談，誰也不管正經事。甚至有州縣官一到任就關起門來喝酒清談，在任數年都不知道本地人口多少，賦稅幾何的。這在當時被視爲“清高脫俗”，以此爲榮。大家是要争相仿效的。即使是很久後，還有人不斷的仰慕，有“可憐東晉最風流”的詩句。這就是後人所說“清談誤國”的由來。
清談還有一位形影不離的兄弟，就是清議。南北朝時期外族對中原的掃蕩和軍閥混戰，摧毀了門閥士族的社會基礎。隋唐始創科舉，又打破了士家大族對人事的壟斷，寒門出身的知識份子可以參政，官員定期要考核，清談也隻好壽終正寝，取而代之的，就是清議了。
與清談不同，清議在于論政，針對當時的政治和人物。清議是清談的孿生兄弟。古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總是與政治息息相關，所以談着談着，自然就免不了瞻否時事，品評人物。早在漢末，閹宦當道，官場成了買賣場。在野文士無由仕進，又痛恨政局腐敗，所以就“匹夫激揚，處士橫議”。
由是可知，清議一開始是在野人士的專利。因爲既關心又插不上手，所以就隻有“議”。清議當然也不是誰都能議。這些“議員“都是所謂的清流，也就是純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賈再有錢也是沒有資格議的，後來甚至不靠科舉而登入仕途，或在戰場上一刀一槍爬上來的武官，都算不得清流。
而清議比起清談，顯然進了一大步，它所本的是入世哲學。由于清流士風使然，他們不畏權貴，倡導廉潔正義，揭露貪官污吏。如果晉代時還有不同的學派和學說，那麽自宋以後，士人們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已經高度統一。他們的清議，往往衆口同聲，其利斷金。
在以名節爲重的當時社會文士階層出身的官僚不論在朝在野，都爲其所左右。清議俨然已經成爲政治輿論的導向，時事的風向标，讓統治者都不得不重視起來，因爲它的背後是整個封建官僚的土壤——士大夫階層。
當然任何時代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的文化之分。清議在另一方面，趙昺也以爲喜歡研究時事不是壞事，但是一旦脫離實際，胡說八道那就成禍事了。因爲他們對待政事和人物，總是從道德角度出發。政務的讨論也首先搶占道德至高點，而不注重量化标準。其實這不奇怪，儒家學說本來就是道德哲學，也是他們立身的根本。可清議之風如此盛行，它對國家人民到底有什麽幫助，趙昺以爲就很難說了。
就拿大宋的曆代皇帝來說，其中不乏有想做些事情的人，但凡想做點改革每每都遇到清議的強大阻力。許多加強國防，改進民生的改革都無法實施。南宋長期偏安江南，北伐一直難以成功，除了皇帝昏庸、朝政腐敗的原因外，可以說清流士大夫要負一大半的責任。可以說清議之風成事寡，敗事多。
在趙昺的記憶中，清談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之時，應該是在明朝。可他覺得當下清談也有愈演愈烈之勢，他覺得自己也沒有幹什麽天怒人怨，傷天害理之事，可反對的聲音一直就不斷。爲此自己也做過反思，他以爲自己的一系列改革還是動了一些士人的奶酪，從而遭至他們明裏暗裏的抵制。
趙昺最終是不顧朝野輿論，借助軍隊的力量強行推行，更而激發了他們的‘兇性’。而北伐以來，各種聲音是塵嚣日上，連幾位丞相都被牽扯其中，被罵爲助纣爲虐的奸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