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究其根本這麻煩還真是趙昺自找的。當初他初到這個時代就趕上了這個天下大亂的時代，憑着自己的小聰明和‘特殊地位’拉起了一支隊伍，并逃到了瓊州。其中雖有像應節嚴和江璆及鄧光薦、陳則翁這樣進士出身的高級知識分子。也有如蔡完義、蔡喬、黃顯耀及莊思齊等這樣的小官吏及小地主出身的人，可更多的是出身軍旅和草莽及底層社會的人。
用現代的話說就是隊伍的成分比較複雜，整體素質不高，尤其是文化水平普遍低下。不過在開始時并無什麽影響，那時候人數少，大家又是聚居一處，有什麽事情無論的公堂議事，還是私下裏讨論，基本無需動筆，即便行文也是簡單明了，就事論事，無非是用詞缺乏斟酌，看着有失文雅。
但是随着隊伍壯大，尤其趙昺繼承大統，行朝遷至瓊州，定府城爲行在後，他也住進宮中。如此一來，大家見面的機會少了，且一切都正規起來，公文往來也亦要依照舊時的定制。随遷而來的官員的文化素質要比帥府一幫人要高的多，且又多有官場經驗，這對他們來說不叫事情，對帥府一班人可就要了命啦！
按照大宋的奏疏的規制，人臣對上行文須符合“奏議宜雅”的寫作要求，也就是要符合三綱五常的道德觀念和語言雅正的語體規範。于是公文作者要多引經據典，就是以此來表明自己所言援自古人，符合道統，起碼可以保證不出格，不失範，不容易被人挑剔或駁斥。
同時在寫勸谏類文書時，常引用古訓良言以表明自己的觀點在道統的框架之内，符合“大道”。以此避免了君主有被冒犯之感，是柔而不犯的好方法。長久以往便形成制度，就如同最高指示一般，開篇必須要引用聖人之言，否則便無法成文。
另外宋代文人推崇古人，喜歡引用古人經書中的語言來說明當下的問題，論證自己的觀點，這無疑更具有說服力，你的能力和學問總不能超越先賢，讓你無法駁斥。而作者也正是通過引經據典，援古以證今，是思不出位的構思方法，而使文章的論證無懈可擊，雖有‘綁架’之嫌，卻也達到了自己上疏的目的。
由此大宋官場形成了固有的文風，公文大量引用經書，幾乎到了每篇必用的程度，儒家經書如《論語》《孟子》《周易》《尚書》《春秋》《禮記》《詩經》等都被反複引用。完全抛棄了漢代用經簡潔利落的特征，喜歡引用較長的文字，喜歡大量鋪陳，在說明同一論點時經常反複援引經文，同時對引用的文字大加闡釋、随意演繹。
還有一些作者爲了翻陳出新，常常故意引用生僻的經傳語句，這就對閱讀公文形成了很大的障礙。總體來看，宋代公文的用經給人以繁瑣之感，同時也增加了理解公文的難度。這種用經方式弊端顯著，不僅有害文意，還妨礙公文的傳播。
在趙昺看來，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公文作爲實用文體，隻有寫得淺切直白、幹淨利落，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但是反觀宋代公文，其無節制用經的寫作方式，使得公文喪失了固有的價值，不利于公文效力的發揮。
而從現實的角度來說，趙昺最直觀的感覺是看不懂。他前世隻是個理工男，寫作水平本就不高，對古代典籍更是意趣寥寥，而這些奏疏在他看來都似名篇一般，其意深不可測，所以驟然接觸這麽‘高深’的東西，爲了防止出現誤讀，起初都是在幾位老師的輔助下完成的，而他弄懂後心裏最大的感受就是廢話連篇。
如趙昺這麽大的‘知識分子’都不知所雲，他手下的那些文盲、半文盲的家夥們看得更是雲裏霧裏的。而此時諸将也分赴各方，即便在京中的，他因爲住進行宮，像過去那樣在一起說話也幾無可能，隻能遵照制度上疏言事。
但奏章是國家正式公文，在程式、運轉關系以及繕寫的字體等方面，也都有繁瑣的規定，違者就會受到處分。他們那寫作水平根本過不了中書省的審核，從而直接就被駁回，根本到不了他手中，另外有些話也不便在公文中陳述。
如此情況下，趙昺不便，衆人也抱怨，他意識到這樣下去會誤事。于是他下旨要求上疏要簡單明了，行文少用艱澀難懂的用詞，但積習難改，短時間内難以見效。另外奏表的呈遞流程也十分繁瑣，嚴重影響了行政效率。他隻能另辟蹊徑，讓親信諸将可以将不能明言的話另行呈文直接送到宮中的禦前辦，而不必經過中書省呈報。
趙昺這樣做本就無奈之舉，此類奏表更似私信的公文，無一定的規則與程式，也爲列入國家正是文書之内，就是爲了君臣之間溝通方便而已。奏表送入宮中後，他起初讀後會另行回複，但後來覺得太過麻煩，就直接在原來的奏章上空白處直接批閱回複，然後由送書人或驿傳送回具奏人。
後來禦前辦二室的主事蔡喬覺得這樣太過随便，且應該抄錄一份存案備查，然後再行發還具奏人。趙昺想想也是，便同意了。于是禦前辦便針對此事專門拟定了一個章程，凡是奏折經朱批後，在發還具奏人遵行之前，照例要由禦前辦抄錄一份，以供傳抄執行和存案備查。個别事關機密之件，或因具奏人的請求，或皇帝認爲不宜公開的即留原本在宮中，不做抄錄，不加批示。
此外爲了方便傳遞和保管，禦前辦還對此類奏表的樣式和呈遞程序做了規定，這樣一來本是非正規的文書形式就成了半正式公文，被‘圈内人’稱作‘密劄’。趙昺也希望以此多一個了解地方情況和信息的渠道，彌補自己無法周知的不足，同時也借此聯絡君臣感情。
再後來随着江南的收複，趙昺的身邊人也逐步擴散開來，這個圈子也随之擴大。這些人不論官職大小，身份高低，隻要得到他的許可都可以通過密劄奏事。另外密劄的内容也包括的越來越多，初期不過是各地氣候、民風民俗等内容，以幫助皇帝更好的體察民情。後來就發展到對官場舞弊等事的揭露。到了現在更是發展到關系民生者，皆可風聞入奏。如果實在沒有什麽可說的，那就問安，說些‘廢話’吧！
不過趙昺近日卻從這些廢話中聽出了一種情緒，他們以爲大宋偏據瓊州時，将不過幾百，兵不過十萬，錢糧也不充足，卻隻一戰就收複了整個江南。如今大宋僅禁軍就有三十餘萬，每歲收取的稅賦就能抵瓊州十年之數，現下既然決定用兵，就不能打一場有限的戰争，而是一舉收複中原，将蒙元遠逐塞北。
這些話看似牢騷，但趙昺卻明白此種情緒很危險，尤其是這些抱怨多出現在‘少壯’的青年文臣和武将之中。他們既有出身老營，如今進入朝中軍政部門的低級官員，也有新訓營出來的各級軍官及一些帥府出身的文官，還有當初跨海投身行朝的士子。
這些人在收複江南後紛紛入職，他們的官職雖然不高，卻已經成了軍中和行政系統的中堅力量。他們的思想受趙昺的影響，希望能夠革除弊政，富國強兵，一雪前恥，建立一個超越漢唐的帝國。可以說思想比較激進，工作上也是極富熱情，積極進取，也是趙昺忠心的擁護者，來日是他實現自己目标的支持者。
但是趙昺此刻卻覺得這種思潮是十分危險的，因爲以他前世的經曆來看曆史，一個世界大國不是‘打’出來的，而是‘熬’出來的。他前世那個時代，也正是國力上升，民族自豪感日漸增強的時期，當時網上流傳着一種說法，認爲成功的大國都是打出來，比如MG打赢了一戰、二戰，然後就成爲了世界大國。中國隻要敢于拼命，不怕犧牲，先幹掉FLB、再找機會幹掉RB，最後再幹掉MG，力壓ELS，然後中國就會成爲新的世界大國。
那時的趙昺也是這種思想的擁趸者，他學習造船同樣是因爲心懷一個大國夢，想着有一天自己參與設計制造的戰艦可以橫行各大洋，威壓各國。可當他真的成爲一個國家的統治者的時候，卻明白了一個道理如果這樣真幹了，結果會死的很慘。
作爲一個民族主義者，趙昺當然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而是因爲所處的位置不同，對曆史史實能夠重新審視，看到了曆史的另一面，得出的結論就是——凡是後起的大國企圖靠“打”來實現上位的基本都被滅了。
我們回顧過去近現代幾百年的世界曆史，一些國家起初崛起勢頭很猛，但是結局卻往往是被人打的鼻青面腫，慘不忍睹。拿破侖時代，拿破侖企圖利用自己的軍隊進一步擴大在歐洲的勢力範圍和影響力與英國進行了激烈的碰撞，英國爲此組織了六次反法同盟，最後在滑鐵盧戰役打敗了拿破侖，英國維持老大地位，法國從十九世紀起一蹶不振，在整個世紀淪落成二流國家。
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俄羅斯力量發展，與英國的沖突上升，最終導緻克裏米亞戰争爆發，結果俄羅斯戰敗。十九世紀末德國崛起，英國開始各種限制德國，結果一戰爆發，德國戰敗，割地賠款。二戰結束後美蘇兩國都急于當世界霸主，各自組織自己的勢力範圍和軍事集團，美國組建了北約，蘇聯組織了華約，兩者進行了持續四十四年激烈的冷戰，結果蘇聯垮了，美國勝了。
回顧現代世界曆史隻有兩個國家獲得了成功，一個是英國、一個是美國。美國在獲得獨立之後一直在休養生息，發展自己。二十世紀初西奧多羅斯福時期才開始發展大洋海軍。不管歐洲戰事如何發展，美國人都自顧自的發展經濟。
直到一戰爆發的末期才加入協約國與德國作戰，戰争勝利之後，很快就将軍隊撤回了美國，繼續發展。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美國才直接派兵卷入歐洲戰争，加入二戰，打敗德意日***，最後成爲世界的新霸主。
回顧這段曆史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美國在近一百六十多年的時間，本土基本沒有經曆過嚴重的戰争破壞都在發展，雖然有短時沖突和戰争，但是其主要精力仍然是放在發展經濟，增強實力上。所以看國家的興衰猶如潮水一樣潮起潮落，起起伏伏。對于崛起大國來講，它今天上升勢頭不意味着永遠持續;當一個國家開始崛起的時候，它所面臨的國際風險、挑戰的壓力也不斷擴大。
在趙昺所處的這個時代，同樣的戲碼也在上演。先是契丹、大宋稱雄東亞，結果女真崛起，契丹亡國，大宋退居江南；而女真在奪得霸主後，也維持了不過百年，就被蒙古所滅，曾經輝煌的大宋也随之走到了曆史盡頭。蒙元也建立起橫跨歐亞兩個大陸的超級帝國，而其成就直到現代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超越。
不過曆史依然按照自有的套路在前行，當下雖然自己奮力改變着曆史，但是立國尚不足二十年的蒙元王朝已經走向分裂和衰落，可他知道即便自己不出現，蒙元也難以維系百年，依然會很快淹沒在曆史長河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