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軍事學角度上說，所謂“錦囊妙計”其實就是各種作戰預案，而随着參謀體系的越發健全，作戰預案也就越來越多了，直到現代更是如此。那麽，古代的“錦囊妙計”或者說作戰預案真的如《三國演義》裏那麽好用嗎？
以趙昺來看，卻未必。首先，用“錦囊計”精确控制每一步作戰行動是不可能的。指揮作戰要盡可能及時、充分、精準地掌握前線信息，而古代戰場獲取情報的手段非常少，除了逐級上報外，其餘全部依靠斥候，也就是偵察兵。偵察兵的速度十分有限，一旦戰場距離拉的比較開，偵察兵就無法第一時間送回情報。
東西魏河橋之戰，西魏丞相宇文泰率主力與東魏主力決戰，雙方戰陣沿邙山和黃河一線擺開，東西相距大概有一二十裏。西魏諸陣之間斥候來往不便，信息報送出現了嚴重的延時。西魏軍左、中、右三軍無法掌握友軍的戰況，以至于當戰鬥進行到最關鍵的時刻，左軍主将竟誤以爲中軍已敗而撤退，由此引發西魏全軍總崩潰。主帥親自置身一線，尚且不能确保準确掌握情況，更不要說主帥遠離前線時了。
貞觀四年唐軍滅突厥之戰，名将李靖一邊輕兵疾進，一邊沿路擒捉突厥斥候，大軍到達陰山時，“遇其（突厥）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随軍。”這一舉措，使得颉利可汗完全喪失對前線的控制，以至于李靖大軍進至可汗牙帳十五裏，颉利才驚覺敵至。這也說明，我們不能一概而論地說所有斥候都無法提供準确情報。但關鍵時刻斥候屢屢不可靠，也讓統帥不敢任性地給一線将領下精準命令。萬一掌握的情況不準，豈不是害了前線軍隊？
南朝宋文帝劉義隆便是這樣的統帥。他身爲皇帝卻指揮打仗，而且動辄預制方略遙控指揮，命令諸将嚴格依計行事，有些命令甚至具體到每一處城池如何進攻。數次元嘉北伐中，将帥們對文帝的“錦囊妙計”都頭痛不已，但又不敢不依令行事。宋軍與魏軍作戰屢屢失敗，文帝的瞎指揮難辭其咎。
其次，《三國演義》中那種“錦囊計”未必真管用。《三國演義》描寫的錦囊計，大多用于出奇制勝那種。實戰中出奇制勝的招數到底有沒有用，是在兩可之間的。如果敵我雙方在戰役層面勝負之數已定，戰術層面再多的奇思妙想，也不足以變不利爲有利。
北周武帝滅齊之戰時，也玩過一出“錦囊計”。北周軍奪取北齊重鎮晉州後，第一階段作戰結束，武帝考慮到諸軍疲累，诏令主力退回關中暫作休整，而以大将梁士彥留守晉州。臨退前周武帝以計授之，說北齊肯定會以重兵反攻晉州，到時梁士彥一定要憑城堅守，以消耗北齊軍有生力量。
後來北齊果如武帝所料，以十餘萬大軍圍攻晉州城。然而武帝預料的消耗敵軍有生力量的局面沒有出現，反而是梁士彥幾乎頂不住北齊進攻，差點丢了晉州。危急關頭，武帝不得不放棄既定的“妙計”，急調主力馳援才勉強穩住局面。武帝之所以差點玩脫，正是因爲錯誤地估計了戰場形勢，制定的戰術措施期望值過高。
最後，真實的“錦囊計”隻可能出現在戰略戰役層面。以兩個最著名的錦囊計爲例分析一下。例如合肥之戰的曹操之函，與《三國演義》式的錦囊頗爲相似。然而細觀逍遙津之戰的形勢，曹操與張遼諸将在戰前已取得戰役層面的共識，即憑城堅守、先機制敵。
從張遼、李典、樂進等人拆函後的反應來看，曹操的命令并沒有超出他們的預期。從這個角度看，曹操之所以遠隔萬裏地送來這麽一個無關痛癢的“錦囊”，主要目的不過是敉平張遼、李典諸人的矛盾，并再次強化統帥和前線将帥之間的戰役共識。
而東晉義晉八年，太尉劉裕遣兵平蜀，也曾向前線大将發過一個密函。由于五年前晉軍進攻蜀地遭遇了失敗，故而東晉高層圍繞進兵路線有過争論。可選路線有三，第一條從墊江沿内水北進路途最近，但此道五年前晉軍由此進攻被蜀軍擊敗；第二條從安樂沿中水北進路線适中，第三條從犍爲沿外水北進最爲迂遠。劉裕預先定議，主力迂回外水，疑兵各出内水和中水以作牽制。
但劉裕又怕消息透露出去，蜀軍會提前戒備，于是故布疑陣，給征蜀統帥朱齡石一個密函，内藏進軍路線的最終版，函邊題書“至白帝乃開”。晉軍諸軍不知到底如何進兵，蜀軍也無法有針對性地防守，于是隻好重點戒備内水方向。朱齡石到達白帝城拆書一看，原來劉裕仍然命令從外水進攻，諸軍如法進兵，最終取得勝利。從本質上看，劉裕“錦囊”的實質不過是個煙幕彈而已……
“我是關心則亂啊！”趙昺意識到自己參與制定具體的作戰計劃其實不止是幹涉指揮之嫌，且這種做法是有害無利，也正如前世皇後吳曦所言自己是擺不正身份。
想想自己不在是固守瓊州一隅的時候了，那時自己隻有一府之地，不足百萬人口。說是皇帝，其實做的也就是一個知府的工作，腆着肚子往大裏說也不過是一個割據一地的小軍閥。自己事事過問，甚至‘親征’也說的過去，可當下自己已經占據了長江以南的大部分區域，管理着數千萬的人口，謙虛的說也能算上個皇帝了。
不過他依然延續了此前的管理方式，大事小情還都想一一過問。如此辛苦說好聽點兒是事必躬親，難聽點兒就是不想放權，欲做一個獨裁者。如此不僅讓趙昺覺得自己很累、很煩，也時常感到力有不逮。太後也曾勸過他将些事情交給底下人去做，皇後甚至還給他開了‘批判會’，不過他嘴上雖然答應了，但是心中卻是不服，依然如故。
直到剛才孫恺一句無心的玩笑讓趙昺忽然醒悟。明白“錦囊”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東西，最終能夠發揮作用，與戰略戰役層面的正确預判是分不開的，事實上都發揮了未戰而先算勝敗的作用。但是在古代條件下，這種預判都是粗略的、方向性的、戰役層面的，并不涉及具體作戰行動的安排，才起到了正面作用。
而那種事無巨細全部指揮的“錦囊計”其實已經超越了現下的技術能力，屬于不懂軍事的人的腦洞了。明智的統帥或将軍，一般不會對一線作戰做太多幹擾，卻是制定大方向後，授權前線将領臨機指揮，“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正是這正是曆代帝王親身經驗的體現。
同理，處理政務也是一樣，各地政情、民情都有不同，而遠在百裏、千裏、萬裏之外的趙昺自然不能完全了解每一個事件的細節，并能有針對性的做出處理方案，他若是僅憑自己過往的經驗去處理，也許有效，也許就會适得其反。而地方官卻是不同，他們能夠直面事件，并能了解事件始末，從而根據事件的演化及時做出妥善處置。
趙昺意識到自己工作方法有誤後也是冷汗直流，如果再這麽下去，自己就也走上了當年大将出征，皇帝授予‘陣圖’的瞎指揮老路上了。于是他斷然退出了會議，改由韓振主持會議，但内容也隻是涉及戰略方向和方針，針對可能出現的戰略問題制定相應預案。至于具體的作戰計劃，趙昺則授權趙孟錦去制定和執行，戰術問題下放到軍、師，他隻要結果。
江東作戰會議也随之很快結束，在授予兵符之後，衆将各歸駐地緊鑼密鼓的展開。而趙昺很快就對自己此前的決定大呼幸運。在西征之戰中，他參與了作戰計劃的制定，但同時也授予了文天祥‘機宜’之權，可以對作戰計劃進行調整和改變，而不需層層請示，導緻贻誤戰機。
進軍川蜀面臨的第一關就是沖破三峽天險。長江三峽處于長江中、下遊交接之地，東出有長江水道，順流可到荊州平原、江漢平原及江南大地。東北部有巫、巴山脈環繞。西部有川江、嘉陵江之險，以及成都平原之富。北部有漢中，能通中原，進關中。同時由于山高水險、河谷幽深、關隘叢生，三峽又具備與外界阻隔、封閉的條件，爲曆代兵家據險而守、破險而攻的必争之地。
三峽是瞿塘峽，巫峽和西陵峽三段峽谷的總稱。它西起它西起重慶市奉節縣的白帝城，東迄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關，跨奉節、巫山、巴東、秭歸、宜昌五縣市，全長約四百裏。這裏山勢雄奇險峻，江流奔騰湍急，峽區礁灘接踵，夾岸峰插雲天，是聞名遐迩的遊覽勝地。自古就有“瞿塘雄，巫峽秀，西陵險”的說法。
三峽區域的自然地理位置，決定了這一區域通常采用水戰和山地戰的戰争模式，決定了其區域内通常使用舟船、弓弩、浮橋、堡寨、關隘等天然武器和工事，也決定了三峽區域的占有者的戰略格局隻能是防禦爲主。而要在三峽區域進行的進攻性戰役，就是摧毀三峽的軍事防禦工事，沖破三峽天險。
三峽既然軍事地位突出，那麽必然也會設防，曆代在峽谷兩岸修建了諸多的堡寨，并在險要之處築城，布置重兵防守。不過在蒙元先後平定川蜀和江南後，這些軍事堡寨便喪失了其軍事價值，且蒙元不擅攻堅，又擔心有抵抗者利用這些堡寨形成割據，便拆的拆、廢的廢，隻保留少部分作爲驿站使用。
蒙元自廢武功對于大宋西征來說可以算是件幸事，但是在大宋收複江南，尤其是攻取峽口外的夷陵、江陵等城池後，蒙元也意識到宋軍有可能會溯江而上征伐川蜀。于是試圖恢複峽谷中的軍事堡寨，但是拆起來容易，重建卻難了，所以隻能采用重點防守的策略，利用峽谷中的關隘阻敵西進。
三峽的第一個峽叫瞿塘峽，又叫夔峽。長江到了這裏驟然變狹，最窄的地方隻有三十餘丈。兩岸峭崖壁立，山勢險峻，滾滾江水傾入峽谷，浪濤翻卷，奔騰咆哮。峽口稱夔門，素有“夔門天下雄”之謂，意思是說，天下最雄偉的地方莫過于夔門了，卻也是三峽最險峻的地方，江水川急。而瞿塘峽全長隻有十數裏，若是順利而下，人在船上也就是抽兩支煙的工夫，就經過了，而溯流而上最快也需要數天的功夫。
我們熟知的劉備托孤的白帝城就建在瞿塘峽口，此處地勢險要，難攻易守，蒙元再次重修城壘，屯駐重兵。而這裏絕非一城，而是一整套防禦設施，兵寨群利用險峻山勢，依山傍石修建，自成一體。每座兵寨猶如一座城堡，寨前有寨門，寨下有多層兵道、戰壕，寨上有寨門，寨内有石房，寨周有射擊孔、瞭望孔、箭樓、通道。寨與寨之間以點帶線，有兵道相聯，有瞭望孔互相聯絡，形成完整的防禦體系。
而船行此處，速度緩慢，夾江的堡寨便可萬箭齊發，以滾木礌石狙擊過江船隻，甚至可以在上遊釋放火船，巨筏摧毀整個船隊，可要想攻取卻是難上加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