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由于石敬瑭出賣了燕雲十六州，使得宋初幾次北伐失敗，導緻北部邊界維持在舊黃河以北，并沒有完全占據曆史上的漢族舊地，也未将整個中原地區納入自己的統治之下，使得民族出現了分裂。但事情卻不是一成不變的，當幽雲十六州的漢人成爲遼朝屬民之後，其不僅在性格方面，而且在生活習俗上也開始發生全面的“胡化”，這逐漸導緻了宋人對其态度的變化。
在宋人看來，那些生活在“敵境”之中、着“胡服”、用“胡禮”、習“胡俗”的人，于己來說完全是一種異類。他們将處于契丹及以後女真統治下的漢人稱爲‘北人’。這是個帶有歧視的稱呼，更将他們視爲潛在的敵人，而那些舊遼守将都爲漢人，可在宋人的筆下卻全變成了“虜”。有見識的士大夫尚且如此，下層軍民自然更不必說了。
雖如此，待落到實際作法上的時候，宋廷呈現在幽雲漢人面前的卻又是另一副面孔。其不僅沒有想辦法去消除宋人對遼朝漢人的排斥心理，減少“漢人”心中的疑慮，卻反而處處體現出不信任的态度，做出許多根本不把幽雲漢人當作子民、而是欺壓出賣的事來。
對歸正人的安置去處，無論降附還是自願歸來的，大緻都要送往内地分散安置，目的是防止他們與‘舊主’内外聯絡。但與軍事形勢相比，戰争的需求更爲重要，強調“與漢軍雜處”、“與軍伍錯居”，說的就是編制上的參錯。而小規模集中編伍顯然有便于控制的考慮，因此歸附人以所部小規模編伍自相統屬，便于作戰時充分發揮其騎射優勢，是利用與控制相得益彰。
不僅如此，在幽雲十六州的漢人進入宋境後，北宋朝廷也沒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避免宋人對其的歧視排擠，“州郡又往往不恤。或困于衣食，其在關下者，至于揭榜通衢人物往來處，稱其名氏，舊官封而已乞丐，執政雖睹之不問也。”
而“而燕雲兩路官吏散處中國，其嘯聚之民，并引處内地，中國之民，日夜疑之，而官吏亦不複以禮待遇，兩相忿恨，數至喧争。”這使幽雲漢人和宋人的矛盾日益尖銳，直至引發金宋戰争時期的巨大變故。可以說，北宋朝廷在進入幽雲後所做的一系列蠢事，使幽雲十六州的漢人對其大爲失望，這其中不僅包括一時的政策錯誤，而且也是宋人對幽雲漢人的長期偏見導緻的結果。
在軍隊中，歸正人受排擠的現象更爲嚴重。相反金朝對宋開戰後，卻在劉彥宗等漢人的指點下采取了正确的決策，“金人已得燕，則鹽法盡仍舊，常勝軍屋業田土，盡給前主，燕人歸心焉。”兩下相較，幽雲漢人之心會歸附于誰，已經是一看便知的事了。
南渡之後，曆史上南北分裂造成的相互不信任和歧視現象不斷更爲嚴重，而一些偶發事件則加深了兩者間的矛盾。而不信任感是長期存在于南宋朝廷之中的主流态度。包括朱熹，都直接把歸正人與漢代時的宦官、唐代時的藩鎮視爲一類，認爲這些人都是造成社會動亂的病根。因此，許多歸正的文官多不被授實職，添差後就将他們分散地安置在各州郡中。
對“歸正人”搖擺不定的政策，也引發大量歸正人的不滿，這種不滿從孝宗朝開始發酵，到後來越發嚴重，南宋軍隊尤其是前線最具戰鬥力的部隊中，由于歸正人的比例逐年增加，使軍隊的管理出現隐患。一方面是這些北軍飽受排擠，另一方面是南宋正軍在數量上不占優勢，使軍隊内部管理失控。這使得南宋不斷的失去北地民心，不僅徹底斷送了南宋北定中原的可能，也成爲南宋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俗話說：樹有根，水有源。什麽事情的都不是平白無故發生的，總是要有個緣由的，趙昺作爲一個後世來人，自然有回望曆史的機會，就可以發現一道清晰的發展脈絡，而絕不僅僅是厭惡和不信任那麽簡單，卻是一場大宋朝堂之上，地方之下，南人和北人，文臣和武将延續百年政治大戲。
在趙昺看來南北之間的矛盾究其根源，首先還是錢的事兒，然後才是人的事兒，最後便是權力的事情：
宋朝建立之初，北方久經戰亂，經濟蕭條；而南方受戰争的波及要小一些，且江南已經是富庶之地，即便雲南、貴州及嶺南地區也得到漸次的開發，形成了經濟上南強北弱的形勢。但建立宋政權的卻是以北方人群體，在政治上南方人自然就處于弱勢。
而随後爆發的新舊黨争，隐隐地就在南北地域上有了大分野。新黨大多爲南方人如王安石、章惇、呂惠卿、曾布；舊黨代表人物如司馬光、程颢、程頤、劉摯、韓琦等。而司馬光批評王安石變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當政，曾輕言：“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将引鄉黨之士，天下風俗，何由得更淳厚!”換言之某種意義上這是朝堂裏的南北人地域歧視的公開化！
到了南宋，南人和北人的矛盾更厲害了，非但大儒朱熹瞧不起北方人，很多南方士大夫在詩文随筆裏也多有批評北人粗魯愚蠢。打開《宋史》，放眼你看《奸臣傳》幾乎全是南方人，趙昺當時就就覺得很有意思了。宋朝自靖康之變，南渡之後，長期以來面臨女真金朝、蒙元這樣的強敵，随時面臨着亡國之危，如此選擇抵抗到底的以戰止戰策略，還是外交談和，一直是朝廷内部的主要論戰，進而影響到文武關系。
在南渡之初的時候，因爲高宗趙構身邊的軍隊有限，又面臨金軍南下的侵襲，因此不得不注意安撫和招徕這些歸正人作爲基層軍隊的補充。而北人多屬武人，沙場宿将，志在恢複自己的家園，自然是主戰；而出身自經濟發達、社會繁榮背景的南方人，經由科舉入仕，多着眼于穩定江南政局，對戰争并無勝算，贊成偏安、堅持一力主和。
在趙昺看來，正是南北人自身考量的不同，便有了有不同的立場與觀點，由此而衍生出對生存與發展、現實與理想、偏安與恢複等不同的看法。而認知差異和南北地域問題及文武問題糾結在一起，又對政治環境産生了影響。而南北人對政治環境、宋金、宋蒙關系既種使得問題更爲複雜。
宋廷遷都臨安也是更有利于老家是福建路、浙西路、浙東路的士大夫，于是南人主政北人主軍的局面逐步固定下來。尤其在重文輕武的國策下，由科舉入仕的南方文人占優勢之政治環境中，對從北方來的人而言，自然築起一道智力防波堤，用人取舍之間，南北便有親疏内外的不同，就容易産生政治生态失衡的現象，形成政争，爲他們日後的混戰埋下了隐患。
爲了小朝廷的生存和發展，也爲了争奪政治利益，和戰問題就不單單是政見之争，更上升爲人事恩怨和所謂的南北人問題，而經濟上南強北弱，政治上南方人掌握了南宋政壇，北方人大多流離失所且多爲武将。所以你看在北宋時的北人和南人在軍事與政治所居的地位差異明顯，因此南宋時代形成北人主軍、南人主政的政治形态。
從南宋開國以來，幾次重大的事件，嶽飛之死、苗傅、劉正彥、郦瓊之叛及曲端的被殺，孟珙的抑郁而終，固然各有不同的原因，然而南北地域情結似乎也有相當的關聯性。趙昺隻看嶽飛的出身和經曆，便知對北人的招撫正是觸動了南人大臣和皇帝的心結，招降納叛往往是地方圖謀不軌的先兆，都毫無例外地涉及到南人主将、文官和北人武将的錯綜複雜的矛盾。
南渡之初，宋廷随時面臨着滅亡，可以說正是用人之際。對歸正人，南宋除發放赈濟錢糧，分配土地、耕牛、種子進行安置外，将男丁收入軍中更是安置歸正人的常規做法。趙昺最爲崇拜的嶽家軍，他們之所以能讓金軍聞風喪膽，很大程度上是離不開北方歸正人的不斷加入和後方策應的，其隊伍中的猛将牛臯、董先都是歸正人，甚至在宋金開始和議時，嶽飛仍派人持蠟丸、賞金到北方招誘中原好漢。
然而正是基于對嶽飛等武将的猜忌，朝臣和趙構對北人來歸的也逐步加強了警惕。特别是在‘紹興和議’簽訂之後，爲了防止授金朝南侵的借口，高宗在遣返新歸正人的同時，嚴禁邊将收納渡淮而來的北方人。甚至是直接發布文書，告誡嶽飛等将領，不得招納北方來歸的人民。可每當宋金出現軍事對峙的緊張形勢時，就又會再次派遣邊境的官員招募北人投奔，厚加賞賜。
在趙昺看來，在對待歸正人的問題上，無論的皇帝，還是那些掌政的南方文臣滿滿的皆是卸磨殺驢的套路，并已經定型，以緻從意識形态和行爲上都表露無遺。在此後蒙古南下滅金，中原幹戈四起一時間很多金朝境内的将領、平民大舉南下進入宋境内，成爲了新的歸正人。在這批人裏很多人因爲卓越的戰功成長爲南宋的方面大員，軍隊悍将。
劉整在金亂之際投宋隸屬孟珙麾下，信陽戰役中“整爲前鋒，夜縱骁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孟珙贊其“賽存孝”，後累遷至潼川安撫使、知泸州事；姜才年少時被掠到河朔，後逃回南宋“隸淮南兵中，以善戰名”，在淮西地區配合名将李庭芝抗擊元軍的戰鬥中甯死不降。
還有趙昺熟知，并共事多年的張世傑原在元将張柔軍中，畏罪投宋後屢立戰功。按照劇本元軍攻至臨安附近時，其應率軍勤王，力戰不降直到崖山海戰身死，本可成爲宋末三傑之一。但是由于他橫插了一杠子，其還活的好好的，不過他對其也是不薄，這麽多年來一直官居樞密使，也算是位極人臣了。
宋與蒙古的最初交鋒中，正是從北方招募的歸正人極大地遏制了強大的蒙古鐵騎，但趙昺站在曆史公正的立場上講，在戰争激烈的時期，南宋整體對北軍的薪饷待遇都是一流的，甚至要優于南軍。可随着時光流逝，卻造成南軍官兵的不滿，南軍不服北軍的好待遇，也要分一杯羹。
應當說，于是問題來了，著名的山東紅襖軍首領李全等人就一度因爲南宋的猜忌遊走金、蒙古之間，給南宋兩淮防禦造成了嚴重損害，甚至讓一度居于優勢的南宋連連敗北，可謂血的教訓。比李全更爲倒黴的則是劉整。賈似道控制了朝政後，推行“打算法”，目标是以整治軍中的貪污腐敗爲幌子，借機打擊那些功勞卓著、不尊重賈似道權威的将帥。
換言之賈似道玩的是清除不服從自己的力量，扶持自己的手下李庭芝、呂文德、呂文煥等人。爲此他先後清洗掉對自己不敬的多名南宋高級将領，由金入宋的劉整在對蒙軍作戰中屢立戰功，因擔心禍及自身轉而叛宋。深谙南宋江防部署的劉整反而成了蒙元軍滅宋的急先鋒，其駐防的泸州本來就是南宋長江上遊防禦的重鎮，其提出的中央突破，直取襄陽；組建水軍，橫掃南宋的大戰略，事實上也決定了宋蒙決戰的最終走向。
如此整治北人自然削弱了南宋防禦的力量，不久之後國門打開，襄陽失守，江南危矣！這場南人和北人的論争矛盾最終颠覆了宋政權，其代價不可謂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