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所知和今時的經曆，讓身居高位的趙昺内心一直十分糾結，他一直堅持善待屬下，與他們同甘共苦，便是希望以真心換忠心，期待大家的合作可以善始善終。但是現實往往十分殘酷，曆史上的悲劇在自己面前一再上演，爲了自保也是爲了大業不得不狠下心來行事。
趙昺明白曆史上的君臣相殘的事件比比皆是，不少君王尤其是開國皇帝，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無一例外地得到過大批傑出人才的鼎力支持、盡心輔佐，而這些人懷抱“建功立業”或“濟世安民”的強烈願望，可以說是殚精竭慮，使盡渾身招術和智慧，以求得功成名就。
在對付共同敵人的血與火的鬥争中，君臣雙方往往能彼此充分地了解對方的長處和弱點，尤其是作爲臣子一方的超常膽識與才能，更是被君主了如指掌。這些，在共同對敵時，是君王求之不得、倍加珍惜的法寶，而到了取得政權以後，它們則讓君王感到寝食難安，如骨鲠在喉、芒刺在背。
畢竟封建君臣之間，反目如家常便飯，龍庭禦座，強者适時可登。何況勳臣們功高震主，一旦結成聯盟形成氣候，作爲孤家寡人的君王，就隻能王冠落地、身首分離了！因而無情的殺戮，便成爲帝王恐吓、防備将帥擁兵自重的主要手段，另外，派心腹太監監軍；分而治之、互相掣肘；名爲優待、實爲軟禁，将出征将帥的父母妻兒作爲人質等等，亦是防控兵變的常用辦法。
唐朝時，爲監視出征将帥，皇帝派遣太監到軍中充當監軍，稱觀軍容使。這當是太監幹預軍務之始。明朝末年，在遼東抗擊後金的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禦史袁崇煥，給皇太極進軍關内的計劃以極大的障礙。後來，皇太極利用祟祯皇帝朱由檢自負且又多疑的心态，捏造與散布袁與後金有密約等流言，朱由檢遂對擁有兵權的袁崇煥越發懷疑，終于将袁逮捕并淩遲處死，而向皇帝密報上述謠言的，就是派使軍中的太監。
即便在種種防範的措施下，可曆史上皇帝被架空，權臣專制的事情仍然層出不窮。秦二世時趙高指鹿爲馬，胡亥成了他手中的傀儡，連自己的小命都朝不保夕；明武宗時太監劉謹慫恿皇帝吃喝嫖賭，厭倦朝事，使其得以成爲結黨營私、排斥異己的“劉皇帝”。
漢的呂後、唐的武後以及清的慈禧太後大權獨攬，皇帝形同虛設，實現了‘男女共治’的局面等等。即便是本朝的權奸也是比比皆是，徽宗時有蔡京，高宗時有秦桧，南宋中後期又有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都是權傾中外，都是獨霸朝綱，都是順昌逆亡，都是禍國殃民。
不過趙昺還知道後世一些人對宋代出現權臣卻持保留态度，他們以爲出現這種現象也是皇帝在考慮自己皇位安危的情況下，在帝王授意和支持下借以得逞的，有的權臣擅權還得僭用、竊用諸如禦批、内批、诏書、聖旨等帝王的名義，他們要排斥異己也都要給異己構陷一個反對當代帝王的罪名。
且從趙匡胤陳橋兵變得天下于小兒，到陸秀夫背負幼主跳海失天下于小兒的三百餘年中，都是趙氏的家天下，都搞趙姓的世襲制，從這個意義上說權臣擅權充其量隻是在皇權專制的大框架中出現的怪相。在前世趙昺也覺得這種說法亦有些道理，但是當他成了皇帝之後卻是不敢苟同了，不過這也許就是屁股決定腦袋的問題。
趙昺以爲這種‘權臣擅權’就像太後垂簾、宦官幹政一樣，往往比君主專權之本身更爲惡劣。另外換位思考下就知道，不要以爲這是‘民主’的表現，想想一個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卻要任由他人擺布，看臣子的眼色行事那是個什麽滋味，可以求下此時皇帝的心理陰影面積。他卻知道但凡有機會和能力，任何一個皇帝都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當然趙昺也知道權力需要制約是對的，畢竟不是每一個皇帝都是明君。不能讓有權者爲所欲爲，古爲今用也沒有錯，包括權力的制衡，也可由古獲取鏡鑒。但是千萬不要把分權與制衡說得如何如何美好，以至于讓享有最高權力的帝王‘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那隻能說明臣子們聖人之言聽多了，以至于走火入魔，逼着皇帝發飙！
畢竟皇帝也是不是泥人，況且泥人尚有幾分土性呢！而在宋朝曆史上這種事情并非沒有發生過，且都發生在幾位算是有些作爲的皇帝身上。其中有發生在大宋最爲清明時候，被稱爲不世仁君的仁宗任上的範仲淹的“越職言事”案；神宗時的蘇東坡的“烏台詩案”；宋哲宗時的司馬光等“元祐黨人”案；高宗時有嶽飛的“莫須有”罪案；甯宗時的趙汝愚、朱熹等“僞學逆黨”案；理宗時，還有拖延五十年未得平反的“濟王趙竑案”。
不過這些案件都被後世定性爲‘冤案’，若是趙昺臣子也會覺得怨，自己好心好意的給你提建議，還不是爲了你皇帝好。讓你多聽取大家的意見，搞搞民主，省的獨斷專行犯下錯誤；而勸皇帝節儉些也是爲了免的百姓認爲稅賦重了，從而反對你，造你的反；至于讓你親君子遠小人，也是防止皇帝犯錯誤……可皇帝偏偏将你的好心當做驢肝肺，難道不怨嗎？
但是趙昺作爲皇帝想法自又不同了。我作爲上天之子，萬民之主，天天操心國事不說，做什麽、吃什麽、住什麽，甚至晚上和幾個老婆樂了樂的事情都要管，屁大的事情都要聽你們嘚啵嘚的半天，不愛聽還要說我不善納谏，且一個說了還不行，還要一群人來說。國事、家事你們都要插一手，這是要做什麽呢？
什麽叫做封建專制，專制制度的準确定義，當是“最高統治者獨自掌握政權的統治制度”，隻要實際掌控最高權力的人獨霸朝綱，那麽實行的就是專制統治。當皇帝的肯定首先想到的是你們這是要篡權，當權臣，讓朕事事都聽你們的，把朕當傀儡。而你們又一幫人來說，那肯定是結成了朋黨，是要專權，把朕架空。
那皇帝的第一反應就會斷定這些人都是奸臣，皆是身藏禍心，要搶班奪權，接下來不整治你整治誰啊！至于其中有冤枉的嗎？皇帝也會說肯定有，但是這種事情就是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權力就是皇帝的身家性命，爲了自己的幸福，那就隻能對不起了，誰讓你沾邊多嘴，觸及了皇帝的底線，隻有活該啦！
想到這裏趙昺卻被自己的轉變吓了一跳，自己過去一個多麽善良、仁義的大好青年，怎麽也會變成這樣？爲了權力和私利不惜制造冤案，株連無辜。難道這隻是因爲所處的位置變了，掌握的權力大了，又或是因爲被‘冷落’多時而發洩心中的不滿，還是失去了本心而變壞了呢！
但是事已至此，容不得趙昺再多做反思，這起事件無論是因爲幾個小官吏爲了邀名也罷，爲了維護舊制也好，還是真的是真想阻止自己親政，也或被敵收買制造内亂，當下自己都需要作出決斷，察明真相，總不能虎頭蛇尾的結束，再說此事自己真的是被冤枉的！
如何妥善善後，趙昺還是與兩位師傅交換了意見。應節嚴和江璆認爲以‘诽謗聖上，禍亂朝政’的罪名将李寬等人一并羁押并無不妥，而當下不宜先行抓捕其他懷疑的人員。且可以先行解除宮禁，以恢複各部省的工作，但又不必撤回接手城防及各重要部門的警戒的護軍，表明此事并非已經到此爲止，以便給涉事者施加壓力，使他們不敢擅動。
再有，因爲此事涉及到尚書省、禦史台和吏部、戶部，因而交給三司審理都會有徇私之嫌。二人的意見以爲還是‘禦審’爲上，也就是由趙昺主理此事，由刑部和大理寺協助。而人犯仍由禦前護軍看管，這樣便隔斷了他們與外界的聯系，避免了相互串通。同時審理工作采用密審，而非過去的公開審理，卻可在審出同謀後公開進行抓捕，以起到震懾作用。
趙昺想想如此安排較爲妥當，這樣一來自己就可以準确的判讀出此次事件的性質，同時他也有了較大的裁量權，可以控制此次事件的涉及的廣度和深度。從而可以從容不迫的做出安排，避免因此影響到朝廷的正常運轉，又能讓群臣感到來自皇權的壓力。
另外，趙昺大婚和親政的日子近在眼前，不宜因爲此事大肆殺戮，畢竟這無論是在古代人和現代人看來都是不吉之事，所以在處置時應采用‘嚴進寬出’的策略。即要在嚴審的基礎上獲得确鑿證據，才抓捕涉事之人，而對于在其中作用微弱者隻訊問，不抓捕；在處理上同樣如此，首犯從嚴，脅從從輕，不株連無辜。以達到打擊少數，挽救大多數，教育一大片爲目的……
下午的朝會上，衆臣發現護軍皆已退出大殿，宮禁業已解除，不由的都松了口氣，但是大家再一次感受到了小皇帝對軍隊的掌控力。他們知道隻要軍隊仍然忠于其，小皇帝就有能力鎮壓一切反抗其的能力，同時讓衆人感受到無形的壓力，若是将陛下逼到絕境，他必會打破朝中的平衡，建立其武将主政的政權，那麽他們的生存環境将更爲惡劣。
而接下來，小皇帝并沒有深究早朝之事，隻是禀明太後爲保證查清事實，他要親審此案，太後準奏。這又讓些人緊張起來，誰都知道此事是針對小皇帝的，其中的意思隻要不傻都明白是要達到什麽目的。現下太後準許小皇帝親審此案，那還不是想整誰就整誰，其隻要歪歪嘴就不知道誰會倒黴，剛落下的心就又提溜起來了。
趙昺此刻倒是氣頭兒過了，就當找了個事情做來消磨親政前最後一段時光。雖說是他主審，但他有自知之明，自己不是那塊料，倪亮那幫當兵的也不行，還得調專家。于是乎案子實際上就落到了事務局身上，由鄭虎臣專門組織了一個審訊班子負責這件‘謀逆’大案。
對于事務局的辦案能力，趙昺還是有信心的，他們不僅辦案經驗豐富，且收集證據的手段和能力在大宋無人能及。至于能不能問出結果，他是從不懷疑的，骨頭再硬的漢子落到他們手裏不開口都難。況且是那些弱不禁風的文人們，隻怕能熬過兩輪的都可稱爲英雄了。
不過在這個年代還未有保護人權，不得實施肉刑逼宮的規定，反而是不打不招的思想大行其道，審訊之事先不問話而是先來頓闆子再說。所以在宮中用刑，打得鬼哭狼嚎的實在有失體統，于是便将辦案地點設在了禦前護軍都統府，隐蔽又安全，都是自己的地盤随便折騰。
至于擔任協助的刑部和大理寺，鄧文原和龔行卿兩人也都是懂事兒的，除了第一天兩人親至點了個卯以後便不露面了，隻各派了個郎中來陪審。但是他們基本就是陪着，從不多話，隻是每日審訊結束後在筆錄上例行署上自己的名字，刷個存在感而已。他們這種恭順的态度，讓趙昺十分滿意，不僅能夠擺正自己的位置，還懂得自己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