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幾位師傅學了多年經典，趙昺清楚無論是古代的大經學家還是帝王，對老子的“治大國若烹小鮮”似乎隻有一種解讀：《詩經》毛傳注解：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烹魚則知治民；唐玄宗：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傷人，撓則魚爛矣。此喻說也。小鮮，小魚也，言烹小鮮不可撓，撓則魚潰，喻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
連昏君宋徽宗也以爲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曆史上各家解讀也是大同小異，不外乎上面這些說法。而說了半天都是言烹魚不能頻繁地攪騰，否則就會碎掉爛掉，不便食用。由此推及，治理國家不能煩擾民衆，否則無法成就大功業，就是治理大國不能頻繁盲目地折騰。
在常人看來說得不錯，誰願意吃一鍋分不清刺兒和肉的‘魚糜’啊，人們往往也都會根據自己的直接或者間接經驗，想當然地認爲這不是明擺着的道理嘛！由此推斷出國家也是如此，當政者天天折騰百姓，老百姓不得安居樂業，社會怎麽會能穩定？經濟怎麽能發展？因此，大家都會不假思索地接受上述解釋，認爲這道理既正确又深刻。
不過趙昺卻要說一句，你肯定沒有做過魚。而肯定也有人不服，我們沒做過魚還沒吃過魚嗎？而他是做過魚，且是前世還度過一段近海先吃魚的日子，‘潦倒’的他自然也就沒有挑肥揀瘦的權力，逮着什麽樣的吃什麽樣的了。以他的經驗看，其實凡做過魚的人也都知道，大魚比小魚更怕折騰，更容易碎掉。
你煎一條數斤重的大魚，跟做一條隻有小拇指大小的魚比一下，就會知道兩者的區别。小魚體小肉緊，翻攪幾次沒多大關系，仍然能保持完好無缺。然而大魚翻動兩次就可能先斷成兩節，當然大廚和美食達人除外，再翻的話就……就看你想吃肉，還是想喝湯了。
因而趙昺基本斷定老子肯定是親手做過魚的，而像唐玄宗和宋徽宗及一衆評論家都沒有這個經曆，他們對這句話的理解可能就産生了歧異。而偏頗正是忽略了句中兩個關鍵字——大與小，從而産生了不同的答案。在日常生活中，想吃大魚，一般一條足矣，至多兩條；但要吃小魚，就不能以條論，而是要論斤稱了，且一斤也要幾十條。
在烹制大魚的時候，一條魚直接下鍋炖就好了。可小魚若是一條條的去做，不是腦殘或是閑的蛋疼，那就是密集恐懼症，排出這些特殊人種都會将幾十條小魚一股腦的倒進鍋裏。而在烹大魚時，你隻用眼盯着一條魚就行了，且看得明明白白的，烹調過程相對比較簡單。然而烹小魚時，鍋裏一大堆，你就必須适當攪動，照顧到衆多的小魚，讓每條小魚受熱均勻，不至于貼近鍋底的燒糊了，而上面的還是生的；此外湯汁也要浸沒所有的小魚，不至于有些魚味兒重，而有的卻淡而無味兒。
所以趙昺以爲這才是“烹小鮮”和“烹大鮮”的最顯著區别，也是老子比喻的精髓所在。如果老子就是想說明“治理大國不能折騰”這一道理，那麽他的話應該是“治大國若烹大鮮”，因爲這樣更加貼切，才能準确表達他的思想。然而事實上，老子卻用了“小鮮”來比喻，顯然他是另有所喻。
趙昺以爲若說“治小國如烹大鮮”，這也是很有道理的。因爲國家就像瓊州那麽大，照顧好了島上的子民，‘全國’的人也就基本都沐浴在皇恩之下了。然而治理大國就像烹制小魚一樣，幅員遼闊，庶民衆多，要照顧到每一個百姓，這樣難度就要大很多，當政者就必須想盡一切辦法，做出更大的努力，讓那些偏遠地區的百姓得到跟皇城根下的一樣的待遇，使社會各個階層的人都能得到适當的照顧。
中國人向來有個傳統不患寡患不公，也就是現代人常說的仇富，而發展到一定程度便會引發社會矛盾，當社會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幾乎都是以人民揭竿而起，強行均貧富爲結果，重新換了皇帝。趙昺前世當了一輩子屌絲，做夢都想去殺富濟貧，與他們共享發展成果，想想此時此刻的人也必然不會差多少，自己不爲他們均貧富，人家就要替自己均貧富了。
所以趙昺以爲無論是曆史經驗，還是自己兩世爲人的體驗，他以爲社會成果應該讓每一個人感受到，并能公平的享受到。而當政者要作爲維護公平的執行者，避免有些人獲得暴利，窮奢極欲，另外一些人卻勞碌終日難以果腹。而要做的這些就要有一套合理的國家體制，有一套保障國家機器自發運轉的良性規則，而且這一規則能夠一以貫之，不因人而廢，因事而止。
不過趙昺十分清楚自己的斤兩，從老子提出這種理論到自己前世總有幾千年了，其中不乏名士賢達及聖王明君，但仍然無法完美解決，能做到相對公平的人就可以叫做明君了，那個時代被稱爲盛世。而要自己去做到，也隻剩下呵呵了，雖然結果很沮喪，但他希望自己也能夠建立一個相對公平的社會，讓百姓安居樂業，可這條路有多難不問可知，能走多遠也是未知數……
在當下以士大夫爲領導階級的社會，以德治國是王道之路，以法治國是霸道之途，而權術立國則是亡國之爲已經成爲共識。在他們看來以權術立國，一旦權術橫行就會把國家帶入毫無秩序的混亂之中。這樣的國家，内耗必然增加，管理成本也會驟然上升，到了無法應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走向滅亡了。
趙昺覺得這很有道理，不過他以爲這也因時而異。自己剛來的這個世界的時候兩眼一抹黑，還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備胎，自己若是不玩點兒心眼能行嗎？而随後在極爲複雜和危險的情況下若不耍點詭計，自己怎麽能從中脫身？到了瓊州不搞點名堂如何能籠絡住人心，搞來錢财維持自己的小朝廷，抵擋住蒙元一次次的征伐。所以弄權已經融入了他的生活。
不過現在地盤大了，人口多了，事情也多了，若是仍然靠權術來維護自己的地位和權力顯然已經不合時宜，所以趙昺以爲自己已經度過了靠耍陰謀詭計來管理國家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也就是說自己靠‘黑’完成了原始積累，現在應該是漂白的時候了。
那麽是走王道之路，還是霸道之途，趙昺覺得王道之路那是治國的最高階段，而霸道之途就像是共産主義社會之前的社會主義一樣無法逾越，隻有如此才能完成複國之戰，以強制力統一思想向治國的最高階段過渡，達到國家這一組織系統能健康運作，自動調節完善，而不需要管理者過多地幹預，達到“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的至高境界。
趙昺當然知道這條路也是條艱難之途。春秋戰國時期，各路諸侯爲求自保紛紛變法圖強，但真正變革成功的卻寥寥無幾。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法在推行過程中遭到了太多人事和權術的羁絆，以至于虎頭蛇尾、有始無終。可見當國家的變革政策和自身的利益發生沖突時，倡導變革的人自己尚不能堅持原則，新法推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變革成功的唯有後來商鞅在秦國推行的新法。當時，七國争雄，秦國之所以能夠吞并八荒一統天下，正是因爲商鞅爲秦國留下了一整套健全的法律制度。商鞅的新法，雖然曆史上褒貶不一，但卻是“正”的：有功則賞，有過則罰，都按照法律的規定透明地執行，絕不玩弄權術、暗箱操作。最爲重要的是，賞與罰，都能及時兌現，決不失信于民。
治國以正，賞罰有信，是秦國在硝煙四起的戰國時代脫穎而出的關鍵。就連一直恪守德化、對法治頗有微詞的司馬光，也在《資治通鑒》中對商鞅大加贊揚。他說：商君雖用法苛刻，但身處亂世，詐力橫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于民，僅憑這一點，足以治四海，平天下。可見儒家也不得不贊同法制對于戰時和建國還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次日，文天祥将拘捕秦林鋒，改編威勝軍的計劃呈上，趙昺看後隻将‘就地正法’改爲‘押解回京，三堂會審’，其餘隻字未改，準其照此執行。而這時各地州府得知陛下不能返京，将在鄂州過年的消息後，紛紛通過水陸将貢品送來，不過大家都知道小皇帝‘不愛錢’，因而送到的皆是各地特産，其中吃食又占了大半。
趙昺下令将貢品分給各軍，同時下诏元旦舉行大宴文武，各軍指揮使以上軍官，鄂州州縣主官及五品以上文官皆在之列。皇帝在此過年可是鄂州從未有過大事，全城百姓無不感到驕傲，更感激大軍入城後秋毫無犯，而城中也未出現大規模戰事，紛紛捐獻慰軍，各處也是張燈結彩，有了節日的氣氛。
元旦宴會就設置在總領府的大堂之上，這裏雖不比朝中人多，但也有二三百人濟濟一堂，文武分列兩旁，在文天祥的率領下向陛下恭賀新年，宣讀賀表。趙昺已經過近十次大朝會，早已熟知其中套路，一番新年獻詞後，便開宴了，照例是一道酒，一道歌舞。
當宴會上了第六道菜後，陳墩率領一隊侍衛營軍兵突然持槍進入大堂，而衆人并未覺得異樣，因爲大宋元旦大宴上有軍兵表演節目已成慣例。但他們卻沒有表演而是分成兩隊立于衆官員身後，大堂上頓時呈現出股肅殺的氣氛，衆人不明所以紛紛看向寶座上的小皇帝，但也都緊張起來。
“皇帝有诏，今查明威勝軍都統制秦林鋒貪贓枉法，違反軍紀，當予以懲處，免去其都統之職，押送臨安受審！”文天祥這時起身掃視了下堂上衆人，展開聖旨高聲宣讀。
“陛下，末将……”本來還若無其事的秦林鋒聽聞臉色大變，猛然站起身，可身後早有侍衛營軍兵不等其掙紮，便将其摁住，三下五除二上了綁繩，把其拖到一邊。
“皇帝有诏，閩廣安撫使謝翺身爲朝廷重臣，有負聖恩，對所屬官員不法視而不見，姑息縱容，現免去其安撫使之職，送京師待罪！”文天祥掃了一眼不知所措的謝翺高聲道。
“陛下，臣冤枉！”謝翺萬萬沒想到前幾日還與陛下在江上飲酒暢談，今日卻成了待罪之人，不禁腦子一片空白愣住了，當被兩個親兵按住的時候才相信是真的，掙紮着喊道。
“有罪無罪，你心中自明，待查明真相後當有公論，臯羽還是不要枉費力氣了！”文天祥面無表情的看着掙紮喊冤的老部下冷冷地道。
“右相，吾……”謝翺聽了還欲分辨，可搖搖頭在兩名軍兵的攙扶下退到一邊。
“令查明，威勝軍第一将統制蔣芳及其下統制孫平、秦虹、李霸；第二将統制方剛及其下統制方銳、劉瑭、參軍董琳、司馬趙馳等五十四人皆涉及此案，充當幫兇，即刻免去其職，予以看押！”文天祥每宣布一個人的名字，便有軍兵上前将其拿下，押到一旁，轉眼已經跪了一片，而堂上隻有文天祥宣讀聖旨的聲音和被捕者的歎息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