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是崇明姚沙人，原系楊氏家奴，因不堪虐待，殺其主而避迹海上，與張瑄結夥販賣私鹽，後來共同淪爲海盜。他們稱霸海疆，對海上航道爛熟于心。因此熟悉南北海道諸島門戶。後受宋朝廷招安。宋亡後，朱降元。至元十三年，受元朝伯顔之命，将南宋庫藏圖籍運至大都。至元十六年，朱随都元帥張弘征戰被升爲武略将軍。至元十九年，朝廷尋求南糧北調的運輸路線時，朱清、張瑄建議海運，被采納。
三人受命後立即在上海制造平底海船，這是針對黃海沿岸沙多灘淺的特點，繼而又招募一批漕丁漕夫，忽必烈爲鼓勵船隊，每人按一戶五口計算發放口糧。“海盜們”便開啓了中國海上漕運史前無古人的冒險之旅。如此龐大的船隊，要跨越東海、黃海、渤海三大海域，長距離且陌生的海途，即使朱、張二人也感覺是兇多吉少。
海運船隊馱糧近五萬石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海門縣黃連沙頭，抵西海州，曆膠州，一個多月後到達成山，水程共計一萬三千餘裏。然後，再由成山沿内海西進，最終在海津鎮靠泊，一年後這批糧食才運抵大都。曆盡坎坷的海上漕運，爲南糧北運敲開了一扇嶄新卻又是兇險之門。
此後他們又相繼摸索出兩條新航線，海運效率大增。順利的話，最快十天天就可以由浙江抵達大都，而這條航線趙昺卻知道至現代尚在使用。而海運運糧數量也呈階梯式蹿升，如今已達百萬石計，途中糧食損耗也大爲下降。海上漕運此時已經成爲關乎元大都存亡的經濟命脈，而羅壁爲此被任命爲懷遠大将軍、管軍萬戶，兼管海道運糧。
海上運輸線的開通，使得北方缺糧的可怕後果沒有出現，忽必烈還用進京漕糧巧妙地打出一張張親民牌，他把大批糧食用于赈濟貧民，以彌合蒙、漢民族間的溝壑。且海運不僅盤活了忽必烈執政困局，亦使我國一直沉寂落後的漫長海岸線突然活躍起來，漕運還急速提升了造船能力和技術水平。
而劉家港密密匝匝的内河水系勾連江南産糧區，又外接出海口，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爲漕運的起航港，江南各地的運糧漕船從四面八方駛進這裏，在此倒載裝入海船，開啓北運大都的旅程。一時間，自古寂寂無聞的劉家港，湊齊了天時、地利、人和，搖身變成江南最大的糧米集散地，已經呈現出曆史上“天下第一倉”的雛形。
所以趙昺覺得老頭兒眼睛真毒啊，一下就找出了重點所在。截斷了元朝的海上漕運的通路則等于卡住了他們的脖子，若是沒有了大量的南糧北運，将嚴重削弱其軍事能力，也将動搖他們統治的根基，因此劉家港将是元軍必救之地。
另一方面趙昺也意識到自己的誤判，起初自己隻将敵龍灣水軍視作大敵，卻忘了那些漕兵同樣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海上力量，他們精通操舟弄潮，而朱清、張瑄之流又是海盜出身，且其麾下也皆是按照水軍編制，拿起刀槍便可作戰，戰鬥力不可忽視。
同時劉家港駐泊着漕船千艘，同樣可以作爲戰船使用，敵軍也可以利用漕船實施快速機動，增調援軍。因而對這股力量不容忽視，必須在戰役開始之初将他們打掉，在搶得先手之時還可以獲得辎重補充，減輕後勤的壓力，并可支撐大軍長時間作戰。不過兩線作戰動用的兵力卻要增加，尤其是水軍面臨的壓力将大幅增大。
“陛下是不是在擔心兵力不足啊？”看小皇帝陷入苦思之中，應節嚴意識到其遇到了問題，捋捋胡子問道。
“先生所言正是，兩線作戰動用兵力已經超出了朕的構想，若是傾瓊州軍力，遭敵偷襲将有自斷根基之虞！”趙昺言道，“而要解瓊州之困，隻能動員閩贛、閩廣、漳廈、兩浙等地的各軍同時舉事，吸引各地敵軍，使敵無力用兵瓊州，可如此是不是有些小題大做了？”
“陛下此言差矣，他們在各地蟄伏數載，控制了大片區域，正可借機收複州縣，使各處連成一片！”應節嚴言道。他清楚小皇帝一直擔心的是過早的暴露實力會引發元軍的大肆清剿，因而遲遲沒有發動，當下仍然難以下定決心。
“應知事所言甚是，若敵酋忽必烈一死，各處宗王将前往奔喪，選出新的汗王，那時兵力一空正是各處用兵之機。”陸秀夫也點頭道。
“嗯，陸相之言有理！”趙昺點點頭……
按蒙古習俗，新大汗确立，必須經過宗親聚議的忽裏台大會通過，才能成爲合法大汗。雖然忽必烈在策封诏書中以成吉思汗的遺訓作爲冊封太子的根據，但這種确立儲君的方式并不符合蒙古習俗。外宗宗王對于忽必烈繼承汗位便多有不服，前有四大汗國的分崩離析，後有兄弟阿裏不哥的争位及窩闊台一系的宗王的反叛。最高汗位轉到拖雷系後，繼承汗位的長子蒙哥暴卒，忽必烈和阿裏不哥争奪汗位。
阿裏不哥作爲幼子，已成爲蒙古汗國本土的實際統治者。他準備召開庫裏爾泰，以确保自己被舉爲大汗。而忽必則烈搶先行動，率軍北上，在開平自稱大汗。阿裏不哥則在和林稱大汗。一國不容二主，于是，忽必烈和阿裏不哥兄弟大開殺戒。經過多年鏖戰，阿裏不哥敗北向忽必烈投降。忽必烈爲了籠絡人心，沒有殺他，而是作爲俘虜囚禁至死。
另外作爲窩闊台汗國的實際創立者海都，以成吉思汗曾經說出，隻要窩闊台有一個吃奶的後代，都比其他人優先繼承，因此他不斷反忽必烈，積極謀求自立爲大汗。他爲人聰明能幹而狡詐，逐漸糾集部衆，以海押立爲基地，勢力日盛，成爲窩闊台系諸王的首領。
至元六年，海都同八剌等察合台後王、術赤後王于答剌速河畔召開忽裏台，衆推海都爲盟主，一緻對抗忽必烈和伊利汗阿八哈，誓約保持遊牧生活與蒙古習俗。從此察合台汗國和窩闊台汗國脫離了大蒙古國皇帝的直接控制，海都觊觎大汗之位，助阿裏不哥作亂于前，聯合諸汗國武力對抗忽必烈于後，雙方不斷發生戰争。元軍雖始終占上風，卻無法徹底擊敗海都。
傳統上，蒙古可汗有四個斡耳朵，忽必烈也不例外。他的第一個妻子帖古倫，在他成爲大汗之前就去世了。察必和南必同屬于第二斡耳朵。察必的兒子真金被選定爲忽必烈的繼承人，另一個兒子朵兒隻早死。其他兩個兒子，忙哥剌和那木罕，都未被選定爲繼承人。
但是忽必烈對他們有足夠的信任。忙哥剌被立爲安西王，鎮守唐兀之地；那木罕則是北安王，鎮守原女真之地。此外其五子忽哥赤封爲雲南王，鎮守西南；奧都赤爲西平王，以西夏之地爲領地；還有讨伐安南失敗的鎮南王脫歡，被貶到了鄂州鎮守江南之地。他們皆手握重兵，汗位的潛在争奪者。
另外蒙古習俗幼子守業，幼子在繼承父親财産、地位方面居于優越地位。因此真金的太子之位至少在蒙古貴族中間是有争議的。北平王那木罕爲幼，至元六年忽必烈派他進攻海都，結果兵敗被俘。十年以後，當他回到大都，對忽必烈封太子一事大爲不滿，他曾問忽必烈，其聽後大怒，斥而逐之。這說明真金雖被封爲太子，其地位與中原王朝曆代的儲君并不一樣，而在真金的政治生涯中也受到了諸多的限制。
所以趙昺覺得陸秀夫說得不無道理，即便真金被立爲太子，在忽裏台大會上也會又番争鬥，當然他們鬧得時間愈久，打的越厲害，對于自己的反攻也越有利。而按照蒙古慣例，新汗未被推舉出來之前，蒙古汗國的事務由皇後掌管，在大都留守的南必皇後正孤獨、寂寞、冷，躍躍欲試的參與朝政，他估計其也不會放過機會，肯定要适時插上一腳。
因此忽必烈一旦身死，内外夾攻之下的蒙元政權定會陷入内亂，多方的加入也會使局勢進一步的複雜化，絕非一天兩天能解決的。而既然是去打架，肯定不會單槍匹馬去參加忽裏台大會，各個宗王必定會率領本部兵馬前往，可這些宗王率領的正是蒙元最爲精銳的軍隊。當然趙昺還希望真金在成功繼承汗位前，或是時間不長便‘駕崩’，那樣一來卷入的人将更多，他就有好戲看了。
若是蒙元汗位一起，隸屬于各個宗王的軍隊将大規模北上，留于江南的蒙元武裝力量除了鎮戍州府的探馬赤軍外，隻有各行省宣慰司的屯駐軍。如此一來，趙昺以爲自己在東南内陸地區發展的各個地方武裝也應有一戰之力，配合主力占據東南。
趙昺發展的地方武裝起初不過是一群鹽枭和基層社會的黑道豪傑，經過事務局整合将這些黑道大哥們組成松散的同盟關系，散布在東南各地。鹽枭們一股最多的幾百人，少的幾十人，與土匪不同，他們沒有固定的山寨，隻有各自劃分的地盤。平時在家種田，有事集合在一起武裝走私或是打劫，戰鬥經驗就來自于争奪地盤的私鬥和元軍緝私隊伍的戰鬥，根本無法對付成編制的大股敵軍。
看過《水浒傳》的都知道，梁山泊的強大是在關勝、林沖等軍官加入以後。在這些有軍事素養的人率領下，梁山軍隊開始可以和朝廷官兵正面對抗并取得勝利，鹽枭隊伍的發展進程也是這樣。随着趙昺通過對私鹽渠道的有效控制，漸漸将鹽枭們的同盟關系變成有組織的‘犯罪團夥’。
而後再利用派遣的官吏和軍事骨幹，把他們變成有戰鬥力的武裝，然後再通過戰鬥吞并零散的土匪、草寇，控制了一些地區，鹽枭們獲得了當地基層社會的領導權力。一個村莊加入他們的組織，則這個莊子就不用擔心遭到土匪的襲擊；相反，如果一個村子沒有他們的人，那麽很快就會有附近的武裝将這裏的一切搶光。
元朝的地方組織，在縣之下鄉、裏(坊、廂)，或鄉、裏(隅、都)，設鄉董、裏正、都董。在基層，有村社、裏甲組織。凡五十家編爲一社，以漢族地主、鄉耆爲社長，負責統治基層，催交稅收。在社長之上，另有蒙古提點官進行監督；并派遣蒙古軍隊或探馬赤軍駐社，與民共同編社，進行軍事控制。村社之下有裏甲，凡二十戶編爲一甲，甲有甲主，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擔任，擁有無上權力，衣食由村民供給。
如此地方上便有了兩股勢力，元廷們通過國家機器維護地方治安，收取稅賦，加上基層的蒙古人貪婪專橫，土豪劣紳們也狗仗人勢借機橫行鄉裏。百姓遭到了欺壓，他們惹不起穿官服的，便隻有求助于那些鹽枭，往往都能得到滿意的解決。
這樣一來鹽枭們不僅僅用暴力威脅村莊提供物質和人力，他們還建立了基本的秩序，老百姓們有了糾紛會向他們尋求仲裁，一般都能獲得比較滿意的結果。這已經是黑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開始爲民間提供司法服務了。但是與官府的沖突也難以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