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一般都有比較優越的山河形勢,有相對穩固的後方和可以憑恃的山川險阻,能夠一種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态勢;有優越的經濟條件,足以供養、支撐起一個龐大的政治、軍事集團;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易于形成一定的社會政治力量。因而一種勢力興起之初,占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據地,從容經營,積累力量,爲日後進取天下打下基礎。
四邊之地,一般也有比較險要的山河形勢,但這些地域綜合條件不如四角。它們都夾在兩角之間,彼可以來,此可以往,既是雙方聯系的紐帶,又是雙方對抗時争奪的焦點。其地形特點也與它們的地位相符,既有供雙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險要;而且,它們與中原之間有比較捷近的通道。所以曆史上群雄逐鹿雖在中原,真正能參入逐鹿的群雄,卻多不起于中原,而趨于四角。
曆史上,那些最終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勢力,大都是趨于四角。且那些最終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勢力,大都也是起于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先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因天時,據地利,得人和,從容經營,積暴力量往往能成就一方霸業。不過,這隻是住完成積累階段,若要統一天下,則必須于積累階段完成之後,進取中原則決于對中原的經營。
所以說在從治到亂,從合到分的階段,據中原四戰之地者常難,而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常易,自可先據有一到兩個角,積累力量,繼之以向兩翼擴展,然後,向中原發展,進取天下;而在從亂趨治、從分趨合的階段隻有走出四角争中原者才有機會争天下,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統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據一方,稱雄一時。當統一的條件不成熟時,據四角之地亦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業。
從這個角度将西川和東南都處于同等地位,但是趙昺知道曆史可以借鑒,不過沒有事物是一成不變的。而随着曆史大勢的演變,實際上,不管在什麽時候,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戰略意義都并不是固定的,乃是随着當時政治、軍事整體形勢的不同而不同,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戰略意義是有變化的,中國政治重心自西向東的移動趨勢即說明了這點。
政治重心處于關中的時代,關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後來,在經曆了一段搖擺之後,政治重心移至河北。與這一過程相伴随的是關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這一變化給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響,政治重心位于關中的時代,湖北是西北與東南之間銜接的紐帶,地位比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後,随着關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東則成了南北之間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聯系的樞紐,地位變的舉足輕重了。
當前蒙元定都大都,也就是現代的北京,正處于河北的範圍之内,而山東正是東南之翼,占據東南謀取山東便可對河北形成合圍之勢。但是占據西川謀取中原,首先要攻取關中,再下河北,而陝甘緊鄰蒙元舊都,将處于敵方的兩面夾擊局勢。且兵出垅中處于仰攻姿态,在戰術上也是十分困難的,而割據四川鮮有北伐成功的,卻多被敵所滅。
趙昺在試圖說服衆臣的時候,大家也在設法讓他從谏随流,又從人文、物産、民風等多方面勸谏。他以爲其中不能說不無道理,但也存在偏頗,其中的許多情況已經大爲改觀。
他們稱古人常言南方民風柔弱,一紙可安。事實也确實如此,當時南方百姓也沒什麽抵抗的心思,而北方民風彪悍,尤其是西北和河北等地更甚。且就是北方遊牧民族多以打獵爲生,以肉食爲主,運動較多,身體較爲健壯;而漢人則以面食物爲主,鍛煉較少,自漢朝以來就推崇儒家文化,主張追求功名利祿,素質可見一斑。
趙昺對此不以爲然,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這也是立足東南的政權可以憑恃的條件。《漢書》地理志記載東南風俗雲: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春秋時的吳越能與齊晉等中原大國争霸、項羽率八千江東子弟而令秦人喪膽、東晉時謝玄、劉裕曾率以屢破北方強敵的北府兵即是這種力量的顯示,都得益于東南地區勁勇好武的民風。
浙東及江西一帶亦頗與之同,特别是淮南一帶,爲曆代流民流徙往來之地,流民多結族而行,人性并躁勁,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習于戰亂,颠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潛在的武裝力量。後世更有号稱天下強兵的廣西狼兵。
再有在物資供應上,趙昺也承認可用礦産資源和礦産開發能力上,跟冷兵器最相關的是煤鐵資源,北方占優,而且一直持續到現代。糧食及肉類的供應,北方傳統的農作物有稷、黍、糜、小麥、高粱等,對自然條件的适應能力是比較強的,産量比較穩定,有利于做戰略儲備。
不過宋代以後占城稻的引種已經改變了這種局勢,一年兩熟已成普遍,除非發生大面積災害,否則軍糧是有保障的。肉類的供應是成問題,趙昺在才瓊州也深有體會,但是他成功的利用江海中的魚類解決了蛋白質缺乏的窘境,各軍之中食魚也成爲習慣。而南方水網密布自然不會缺少魚類補充,且要比養殖牲畜成本要低的多。
此外由于地理環境因素,北方适合養馬,尤其是蒙古草原及周邊地區。在冷兵器時代,戰馬的作用極大,野戰中騎兵面對步兵有絕對優勢,步兵打不過騎兵就很難逃脫全軍覆沒的結果,打得過則很難追擊擴大戰果,趙昺承認騎兵的作用之大,也知道獲得戰馬之難,現在瓊州軍也正因爲戰馬數量不足難以進一步擴充。
不過想用步軍出西川與敵軍的騎兵抗衡恐怕也不是什麽好主意,而瓊州水軍敢說天下無敵,即可在海中楊帆遠征,又能在内河中縱橫無阻。可關中地區缺水是常态,東南确是江河密布,又何必以己之短擊敵所長呢?再有江淮地區水草豐美,雖比不得北方适合牧馬,但也可以一解缺馬之虞。
另外衆臣所言的困難,無論是取西川,還是占東南都同樣存在。由于地理上北方平原居多,利于行軍打仗,因此統一北方相對容易。而南方高山大江森林茂密,自然屏障很多,不利于行軍打仗,因此統一南方相對很難。容易統一的北方地區容易形成集中兵力和資源優勢,向南則易于各個擊破。
北方相對寒冷,有較爲漫長的冬季,而南方相對溫暖,冬季短暫而且基本沒有冰凍。這樣的氣候差異使從北方向南方攻擊的時候氣候影響相對較小,而從南方向北方攻擊的時候則受氣候影響因素巨大,尤其是冬季到來之後,很少見過雪的南方人在北方隆冬時節生活都是非常困難的,何況作戰。而且冬季的後勤補給會非常困難,容易造成非常嚴重的失敗。
趙昺認爲如今蒙古人已經統一全國,這就是個僞命題,無論如何都要面對。而割據東南也非一無是處,他記的後世有人曾言‘集南方之所長者無如東南’。東南地處亞熱帶,雨水較多,河道縱橫。長江、淮河呈東西向流過,橫亘在南北之間,再加上它們的支流,遂形成一個密集的江河水網,足以緩沖北方鐵騎的沖擊力。從阻擋北方鐵騎的沖力上來說,長江确是難以逾越的天塹。
南方可以利用這些江河水道,構築軍事據點,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發揮自己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在整個南方地區,沒有哪個地區能象東南這樣有這麽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濕熱,北方人、畜皆不适應。這樣,北方勢力若越過淮河繼續向南深入,便會面臨氣候和環境上的巨大困難,而發現自己陷入了棄其所長、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東南地區的經濟條件也比較好。江南的開發本來相對晚于北方,但北方的曆次動蕩都會導緻大量的流民南遷,流民将先進的生産技術帶往南方,東漢後期的動蕩造成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遷高峰,永嘉之亂後,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遷。尤其是宋的南遷更迫使北方流民陸續南遷,進一步促進了江南的開發和東南地區經濟的發展。
而長江下遊太湖地區本就是一個富裕的經濟區,人煙稠密。隋唐時期,東南财賦爲關中所倚重,揚州之富庶,常甲天下,當時号爲“揚一益二”。隋開大運河、唐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财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經濟上亦仰仗東南,重新開鑿的大運河,轉輸東南财賦以供給京師。東南江河水道衆多,交通運輸方便,匮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補充,再加上海運,其交通貿易的範圍就更爲廣泛了。
建立于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而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這跟東南政權的社會基礎也有很大關系。東南政權多爲喬遷政權,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進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權喬遷東南之後,中原先進的社會政治文化遂構成其統治的重要基礎,宋王朝再度南遷,東南再次成爲中原社會政治文化的荟萃之地。
這些條件爲東南的政治、軍事地位提供了經濟基礎。但也并非沒有弱點,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爲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産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曆史上,立足東南的政權多以北伐、收複中原爲口号,但立足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而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便跟喬遷政權的這種特性有關……
趙昺清楚打仗打的是錢糧,打的是民心所向,東南才是最好的反攻據點。這讓他難以理解爲何行朝的朝臣們卻一心想要去西川,後來想想也許是朝廷的傾覆讓他們失去了再度經營東南的信心,覺的當年靠舉國之力與敵麓戰四十餘年都未能阻擋蒙古人鐵蹄,不若前往西川這個封閉之地得以苟安。至于攻取關中,進取中原隻怕他們自己也不大相信。
膽怯和懦弱及苟安的思想的存在,使得西進成爲了行朝的主流。而趙昺此刻當皇帝正‘上瘾’呢,當然不想隻做個西川之主了,卻要恢複舊地,重返中原。可是兩派争執不下,久議未果,此前他還不着急,可以坐山觀虎鬥,想着大家吵吵更健康。不過當下忽必烈将死,蒙元内亂将起,他自然不能再等下去,可如此形勢下形成統一意見卻也不容易。
如今楊琏真迦來了,使他有機可乘,趙昺相信在皇陵被盜掘的情況下,西進派對這奇恥大辱仍能忍下去。而若其還固執己見,隻怕他們的官也當到頭了,雖然自己做的也不光彩,甚至可以說十分卑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