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九經”，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經典，“五經”則是西漢時确定的五部儒家經典，“開元禮”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禮書，也可以看成是實用“禮學”的專科考試，“三史”指《史記》、兩《漢書》和《三國志》，可以理解爲史科的專科考試，“三禮”指十三經當中的《周禮》、《儀禮》和《禮記》，可以看成是禮學理論的專科考試，“三傳”指《左傳》、《公羊傳》和《榖梁傳》，可以看成是經部史書的專門考試，“明字”是字學考試。
“明經”指全部經書的統考，可以看成是傳統經學訓诂類的考試，“明法”是法學考試。關于“進士”和“明經”，則需要多說幾句。從唐代以來，舉子們最看重的就這兩大科，兩大科中，又以進士科爲最。原因很簡單：中進士者日後仕途非常樂觀，往往能爬到宰輔的高位，及第明經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終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過終生是個小業務官，很難掌握到權力。
宋代的科舉放寬了錄取和作用的範圍。宋代進士分爲三等：一等稱進士及第；二等稱進士出身；三等賜同進士出身。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級考試制度。殿試以後，不須再經吏部考試，直接授官。宋太祖還下令，考試及第後，不準對考官稱師門，或自稱門生。這樣，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門生。殿試後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後，還要舉行皇帝宣布登科進士名次的典禮，并賜宴于瓊苑，故稱瓊林宴，以後各代仿效，遂成定制。
由于此次科舉的範圍實在是太窄，盡管放寬了條件，但是能走到部試的士子才五百多人，而過去每科取士就達到了這個數兒，再經過篩選能參加殿試的不過寥寥十數人。經過閱卷後，大家都覺的不盡人意，可又不能空榜，否則不僅失去了科舉選才的意義，也會讓士人失望，更會讓首次開科的小皇帝丢了面子。于是乎幾位宰執會商後決定還是矬子裏拔将軍，拟了名單報給了聖上。
趙昺在開科之初就知道此次科舉形式大于實際，是在表明自己對士人的态度，也是變相的妥協。而此次的試卷他也看了，确實沒有出類拔萃的，他本想甯可空榜也不能濫用。可最後還是放棄了這個念頭，将參加殿試的士子取爲一甲，參加部試的前五十名錄爲二甲，将四十以上的士子五十名賜進士出身。
不過這次放榜卻沒有似往屆開科那樣排名，更沒有欽點狀元、榜眼和探花，也算破了大宋開科以來的先例。而這批參考的士子大部分來自于瓊州，得中進士者占了半數之多，超過了宋朝曆屆總和，可以說瓊州每個縣都有進士，以緻新科進士上殿謝恩時趙昺耳朵中都是瓊州瓊州腔的官話。雖然大家都知道占了行朝遷瓊的光兒，但還是十分感謝小皇帝的，許多人在殿上便痛哭流涕稱絕不負皇恩。
至于落榜者，趙昺也沒虧待讓他們皆入國子監學習，待來年開科再參試。那些跨海前來的士子們本來還有些酸意，以爲自己怎麽也比這些荒蠻之地士子們學問要強，若是趕上了怎麽不會落榜的，可聽到這個消息後也算安下心來，安心備考。
趙昺如此安排，落榜士子們當然高興了，因爲他們知道上京參加科舉，國家發給關券解決路費和待考時的食宿，高中者授官掙工資了，但是落榜者回家的路費都要自己負擔了，可入了國子監就不同了，學好了可以直接授官，國家管飯還給零花錢。而若想進國子監讀書在過去也是件極爲困難的事情，不是官二代，也得是學業有長才行的。
國子監初設于随朝，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教育管理機關和最高學府，其具備了兩種功能，一是國家管理機關的功能，二是國家最高學府的功能。國子學的設立相對于“太學”而言，除了是國家傳授經義的最高學府外，更多的承擔了國家教育管理的職能。
同時國子監與太學也可互稱，“國子監”出現後，“學”與“監”不同的含義說明了二者在承擔兩種功能上的不同分工，“學”是傳授知識，指向教育和最高學府的功能；“監”是督查監管，指向國家教育管理的功能。所以經常用太學來指代國子監。
宋時的太學體制比較完整，從八品以下的官員子弟和平民的優秀子弟當中招收，慶曆年間，内舍生由太學供及飲食，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寄宿生。然而這些學生大多是學籍挂靠在國子監，卻不現身上課，隻有老師住在監内，國子監于是淪爲單純的考試場所。每逢解試期，國子監召集四方學子前來應試，優者選送。此時監内頗有人滿爲患。迨考試終結，即雲消煙散，熱鬧一時，寂寞永久。
國子監成了有教育之名，無教育之實的機構。爲了遏制這種離譜的現象，後來規定監生必須上滿五百日課才有參加解試的資格，可惜實行沒多久就形同虛設了。那會兒除了國子監，當時還設有廣文、太學、律學三館—用來容納前來京師備考的各地學子，多時能有千餘人。但仍然是徒有虛名，沒考試時三館不過寥寥二三十人暫住其内，隻能算是國子監的補習學校。
神宗年間的變法則第二次成就了太學。王安石不僅對太學實行擴招，還改革了用人體制，實行“三舍法”。即将太學分爲外舍、内舍、上舍三類，其中上舍中成績優異者，可直接選拔爲官。此舉蘊含的是養士取士之意，與戰國時期田齊的稷下學宮相仿。也可比作現在大學的預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
到了元豐二年，太學已有八十齋，每齋五楹，可容納三十人；外舍兩千人，内舍生兩百人，上舍生僅百餘人。後來新法雖廢除，太學卻未見受影響。徽宗時期，恢複部分新法，将外舍生定額提高到三千人，内舍生六百人，上舍生二百人。除了太學的常規儒學教育之外，還設有醫學、律學、武學、算學、道學、書學和畫學。
武學生一百人，主攻兵法；律學生無定額，主要學習斷案和律令，案例和法條并重；算學生二百人，學習《九章》、曆法和天文；書學生兼學篆、隸、草三體，畫學生分爲佛道、人物、山水等科；醫學生三百人，分作方脈科（内科）、針科、瘍科三科，每科均有一名教授帶領；道學生自是學習《道德經》、《莊子》等道家典籍了，與當時宋皇室崇尚道教不無關系。
按照現在的說法國子監就是現代的教育部及其名下的一所綜合性大學，大宋國土淪陷國子監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而行朝忙于奔命當然也不會去想着重建。但是其作爲士人的最高學府，他們必然希望能夠恢複，趙昺明白士人在國家中的重要性，他們不僅承上啓下代表皇帝管理國家，維持着國家機器的運轉，還是文化的傳播者，基層百姓行爲的引領者。
所以恢複國子監符合士人的利益，同樣也符合趙昺爲代表的皇家利益。但是嚷嚷了半天，也任命相應的官員，擴建了府城文廟作爲國子監的駐地，無奈學生太少了，因而現在基本上是空置，并沒有發揮作用。此次開科參加部試的落榜士子正好可以作爲他們的第一批學生。
當前是戰時，辦學條件又不足，因而趙昺決定以‘學以緻用用以促學’爲宗旨辦學，國子監暫時隻恢複經學、律學、算學、醫學和武學這五科，這幾科都是當前最爲需要的。而武學也相當重要，當前風氣之下讓士人入伍當兵還是件苦難的事情，可軍中又急需通曉軍務，精通戰略、戰役謀劃之才，且勘測、參謀、政工等專業都需要有一定文化修養的人，正可借國子監培養一批軍中所需人才……
進入十一月，幾件大事皆以處理完畢，瓊州的雨季業已結束，此時第一屆新軍入營一年了，趙昺下旨着令他們成編制進行環島徒步拉練。此次拉練不僅是檢驗一年來的所學，也是爲了讓他們完成野外行軍、宿營、生存、構築野戰工事等相關相關演練，要求他們在一個月内徒步走完全島，并完成相應的訓練計劃。
另一方面也到了招募第二批新軍的時候，鑒于當前的形勢及第一批新軍訓練取得的經驗，新軍軍營也全面修建完畢，趙昺決定擴大第二批征募計劃，增招兵員三千人。此外由于新的條例已經在全軍實施，各部業已完成基礎訓練，他決定對各部基層軍官進行每期半年的輪訓，讓他們熟悉火槍的使用方式，基本戰術的運用，強化對新條例、條令的認知。
此外，中高級将校也将進行爲期一年的入營訓練，他們不僅要完成地形勘察、地圖識别、築城技術、火器使用、軍用文書等基礎知識的學習，還要學習戰役、戰鬥的組織指揮、諸兵種合成指揮及軍種間的配合作戰。趙昺這麽做也是沒有辦法，現在各部的高級軍官多是行伍多年的老兵，尚能知曉如何行軍布陣，調兵遣将。而中層軍官卻多是義勇、豪傑出身，他們過去對行伍的基礎知識都不懂，還是通過幾次整訓和這兩年積累的經驗帶兵。
如今面臨全軍換裝，大量的新兵器将入編，響應的戰術也将發生巨變。如此那些中高級軍官過去的經驗和知識就不夠使了，而有些軍官卻連地圖都看不懂，更缺乏組織指揮能力，所以有必要對他們的知識進行更新，學習新的戰術。若是經過學習後仍然不能勝任，也就隻能被淘汰出軍中了。與此同時，江璆上奏水軍學堂業已組建完畢，開始進行對各部進行整訓。另準備征募新兵一萬人，在新訓基地完成基礎訓練後按需補入各軍。
到了月底，兩稅已經征收完畢，由于第一批上島的移民免稅期已滿，今年共征收稻米八十萬石，銀錢二十萬貫。商稅收入十二萬貫；關稅三百一十萬餘貫，其中多是沒收斡脫商人的貨物所得；榷務司鹽稅卻高達四百餘萬貫，當然九成都是‘外銷’所得；另有雜稅十餘萬貫。加上征北繳獲所得，今年共收入約一千三百萬貫。
收的是不少，但是花銷同樣巨大，其中仍以軍費最巨，約占了四成之多；安置移民也是個大頭，花費了百萬貫以上；此外就是官員的薪俸和補貼也有七十萬貫。再就是瓊州的基礎建設投入和赈濟災荒等七七八八的開支。不過今年總算沒有出現赤字，國庫中尚有存留三百萬貫，存糧六十多萬石，如此大家都松了口氣，誰也沒想到這麽個彈丸之地在小皇帝的經營下居然能有盈餘。
國庫剩了錢，而左藏庫又有多少大家就搞不清楚了，雖然小皇帝今年并沒有按照約定将關稅納入左藏庫，不過有四成的鹽在手，大家估計陛下收入肯定也有三百萬貫以上。趙昺聽了議論隻是哭窮，稱自己修建新軍軍營，匠作坊生産的火器的費用都是出自内庫，再加上内宮的開支及各種賞賜，自己那點錢早就花完了，全靠前幾年的底子支撐。
但趙昺心中卻十分不屑，今年花的雖多，但是左藏庫的積蓄也超過了千萬貫，說富可敵國并不爲過，他清楚若是自己的計劃能順利實施，完成戰略布局，那麽數年後局面将發生大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