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可能便是忽必烈爲牽制自己重新将廢帝趙顯複立，将其作爲一個傀儡統治大宋遺民。當年女真人就曾經用此方式‘威吓’趙構，讓其不敢發動北伐，而是偏安于江南，直至徽欽二帝先後死去威脅才逐漸消除。而今蒙古人正盛，以此種方式威脅自己的可能性極低，但難保哪天自己翻過身來的時候其不用此策。
爲絕後患，趙昺考慮最好的辦法就是先下手爲強，将謝太後及皇兄趙昰廢黜，開出宗籍，獨樹自己爲大宋正統，皇家唯一的遺脈。這樣一來便使忽必烈無法再利用他們挾制行朝，也向天下表明自己抗元複宋的決心，同時有利于号召全國的反元力量團結在行朝之下共同對敵。
這樣做當然同樣有副作用，首先是将自己置于險地，忽必烈不可能放過反抗其的勢力存在，必定是除之而後快；再者廢黜诏書一發，那麽謝太後和德祐帝的利用價值将大大降低，那忽必烈還能容他們存在嗎？不過趙昺想來事情都有兩面性：
一方面忽必烈可能會将兩個無用之人殺掉，以免浪費财帛；另一方面，忽必烈爲彰顯自己的大度，也覺得他們不會再爲反元勢力利用，那反而會放松對他們的監管，繼續予以善待，這對于被罷黜的謝太後及一衆被出籍的宗室未必不是好事。
趙昺現在雖然已經不是初到大宋，對政治懵懂無知的小子。經過這段時間的明争暗鬥及腥風血雨，他在這大醬缸中也算了打了幾個滾兒了，迅速成熟起來。明白搞政治不僅是手握強兵就能掌握一切肆意而爲的，将那些異己及持不同政見者殺了便能一了百了的，那樣隻會讓人心離散，衆叛親離的。
因此廢黜謝太後及德祐帝的封号并不是簡單的一道诏書的問題，而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情。這是爲其好的話私下裏說說還行，是無法拿到桌面上說，也更無法服衆。而中國人自古重視孝道及家庭倫理自不必說，兄弟之情被視爲僅次于父子之道的一種關系，《三字經》裏就反複強化着這種觀念，如曰：“弟于長，宜先知。首孝悌，次見聞”；“手足情，血濃水”等等。
但在曆史的發展、朝代的更疊中，趙昺知道并非都是兄謙弟恭和平交接的，更多的是伴随着父子相殘、兄弟反目，上演出一幕幕家庭人倫悲劇。不過他也知道這種殘酷的交替更讓并非全爲世人诟病，史家批判，其中仍不乏贊賞，誇耀之詞。這正是因爲還有‘政治正确’是否的政治倫理存在。比如周公誅管、蔡之事，殺弟可能不對，但在政治上卻是典範，爲後人稱頌。
“三位愛卿，朕以爲太皇太後及德祐帝已然甘心侍敵，應罷黜其封号，收回玉冊！”趙昺考慮良久，喝了口茶正色言道。
“陛下，如此做恐爲天下人诟病，落得不孝之名，還請陛下打消此邪念！”小皇帝話一出口，剛剛言辭最爲激烈的鄧光薦卻反映最激烈，立刻起身道。
“鄧卿經常教導朕，國事行的是大義，家事與之相較卻是小義。如今太皇太後枉顧大宋昔日之恩，屢次下诏令各地出降，自毀家國。今又遣使下诏讓朕棄國降元，已然有違大義。朕如此雖有違孝道，但爲國爲民也隻能行這忤逆之事了，世人不解若有怨言，朕也隻能承受了！”趙昺肅然道，眼中卻也是淚花滾滾。
說心裏話，趙昺來的晚些與那二人連面都沒見過，感情更談不上，可想想亡國毀家之責要他們去承受。被人脅迫寫封降诏要落得叛逆之名，可自己明知其身不由己還要再插上一刀，說起來也夠損的，讓他心中還是十分不安的。但是于公于私自己都隻能這樣做，才能掃平前方已有的或是可能出現的障礙。
“這……陛下雖爲大義，太皇太後及德祐帝卻也多有無奈，應是權宜之計，爲此就收回玉冊，将其出籍，臣以爲不妥。”以汝之矛攻汝之盾，小皇帝的話将鄧光薦噎得說不出話來，也心知其說的不假，但還是難過心中這道坎，繼續辯解道。
“中甫，吾以爲陛下以大義爲先，罷其封号，消去其籍，并無不妥。”江璆接過話道。
“宗保之語，吾不敢苟同。陛下若如此處置，定會留于史籍，棄母兄的不孝之名再難除去！”鄧光薦又争辯道。
“二位愛卿不必争論，若是能複我大宋，朕即便落些污名又有何妨。而朕此時功過，自有後人評說，又何必在此争論不休呢？”趙昺知道兩人的經曆不同，自然是得出的結論不同。江璆舉家赴難，前赴後繼，家中子弟死傷無數，爲國棄家何談盡孝，行的正是正是大義。而鄧光薦卻無此經曆，又是典型的儒者，重的是名譽和他人的看法。所以就是争論三天三夜也不會有結果的。
“陛下之言有理。當年周公誅殺管叔、蔡叔，由此周室得安；季友鸩殺叔牙而魯國甯。唐太宗殺兄弑弟而繼位，打下大唐盛世之基，後人又有幾人言其過！”應節嚴這時說了話，且說出來的讓人無法争辯。
“唉，世事如此，朕爲了天下也隻能暫且委屈太皇太後和皇兄了，待複國之時，朕定會重新收入宗籍，恢複封号！”趙昺聽了面色悲戚地歎口氣道。而心中卻是暗樂，這世道就是強者爲王，哪裏有什麽正義，都是勝利者的遮羞布罷了……
趙昺算是知道了，對于每一帝王登基學習聖王之道，都不會繞過那些亡國之君以吸取失敗的原因，但秦皇漢武這些成功的之人也是學習的榜樣。而他當然也不能免俗，既是必修的功課，也是需要揣摩的對象。人們都說站的高度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同。他現在站在了俯視衆生的高點，對史籍記載也就有着自己的解讀。
以趙昺看來，在古代的禮法中的已然确定了兄弟之間的關系——首重長幼。長幼即尊卑即是一種天然的穩定次序，而中國承襲制度也就很早便确立了長子繼承制以及“立長不立賢”的原則。與“賢能”相比，長幼之序更加重要。
單就玄武門之變的對決雙方而言，功業偉大的李世民實際上已經成了傳統倫理道德的囚徒，于是他試圖從政治倫理中突圍。他是賢（他功勞最大），而李建成的優勢在于他是長。李世民固然賢，但卻除了以血腥的手段消除他的兄長，是根本不可能繼承帝位的，因此殺兄弑弟是他不二的選擇，所謂的公義不過皆是借口。
而政治永遠是法律與道義的免疫之地。李世民弑兄、殺弟，卻被立爲皇太子，繼承了大位，沒有罰，隻有獎，而且是傾國之獎，最終将整個帝國都獎給了他。自從弑兄殺弟以後，李世民也曾深受良心譴責，又受到群臣對禅位合法性的質疑，以緻噩夢不斷，要讓尉遲敬德和秦叔寶給自己當門房才睡的着覺。
不過随着時間的推移，反對者被清除，局勢也穩定了。大權在握的李世民也逐漸從愧疚中擺脫出來，而且時愈久，氣愈壯了。然後他對玄武門之變進行了重新闡釋，以求正統之名，爲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加分。爲此對房玄齡說：“周公誅殺其弟管叔、蔡叔，朕之所爲，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此時，他已将殺建成、元吉比作周公誅其弟管叔和蔡叔，是安國利民的大義滅親之舉——這塊牌坊立的！
經這麽一升華，黑錢洗白了，“僞鈔制造者”自然也心氣和暢、心中光明，甚至不怕“露富”于衆了。李世民主動将這件事公之于衆，是因爲他是聰明人，他深知，玄武門之變可瞞一時，不可瞞一世。與其待後人紛紛議論，加他之罪，還不如由他親口做一個發布，爲己正名，封堵後人之嘴。于是他說：“公明正大之事，史官執筆，何必故意隐諱？”他要求：“立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當然，李世民所謂的直書，也不能就認爲是‘真’的可以‘亂寫’，其實是隻準按照他設定的議程來直書的，事實上，正是自此始由官方主持修纂史書，從此史學便爲朝廷之奴隸了！他這樣做也就是給兄弟阋牆這件不義之事蒙上一張大義的外皮，讓人們不僅不指責他，反要像歌頌周公那樣歌頌他。看看，這就是曆史上常言的不能讓君王随便翻閱本朝國史的原因，皇帝看到不滿意的地方，便會情不自禁地使用權力加以篡改，那還有真史嗎？！
自唐太宗李世民給玄武門之變定了調子，這塊唐初的言論禁區也就開放了，包括著名的《貞觀政要》都記載了李世民給房玄齡的那段大義凜然、毫無“虛心”的訓詞。由于唐太宗功業太著、名聲太盛許多人甯願相信他的解釋，李建成傳中就寫下“時太宗功業日盛，高祖私許立爲太子”這樣的不實之詞。甚至有人說，如果以‘殘忍’的建成爲天子，‘兇狂’的元吉爲輔，唐必亡國。
當然也有人不同意李世民的自辯詞，範祖禹就說李世民殺建成、元吉，根本不能等同于周公殺管叔、蔡叔，管、蔡勾結殷商殘餘勢力，并且流言诽謗周公，不是周公要殺他們，而是天下人要殺他們。可是建成、元吉何罪？實是李世民自己要殺死他們，而不是天下人要殺死他們，他是爲了一己之私才那麽做的，因而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
至于信誰的，那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說白了其實是看其中所言對自己是否有利了。斷章取義，歪曲其意……都是慣用的手法，當年孔聖人不也變成了臭老九，被推下了聖壇，挖墳掘墓，變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嗎？而幾十年、或是幾百年後誰又敢保其又不會重新被捧上天去呢……
“陛下，僅憑一紙招降诏書便罷黜太皇太後，還需謹慎一些，否則恐難以服衆。”鄧光薦想了想，覺的小皇帝和應節嚴說的都有理，可又覺得其中缺少點什麽。
“中甫，可知當年城陷之後，太皇太後和德祐帝所頒布的诏書嗎？”江璆反問道。
“吾還記的，時人有言诏書無玉玺壓印，隻有太皇太後禦筆花押，因此質疑其爲僞诏，不能作爲受命之憑。”鄧光薦言道。
“嗯，我确看過此诏，确如中甫所說。而按照規矩降書上應由宰相同署，其上也無。傳言伯顔曾請被扣于其營中的文相在降書上同署，卻遭文相嚴詞拒絕，因而有軍民認爲此乃僞诏，并不認可。！”江璆言道。
“可這次卻是不同了！”這時應節嚴插言道。
“哦，其中還有不明之處？”鄧光薦驚訝地道，而趙昺和江璆也驚訝地看向應節嚴，不知道其有什麽發現。
“請陛下賜诏書一閱！”應節嚴向皇帝拱拱手道。
“好！”趙昺讓劉靈速速取來诏書，在案上展開，其他三人也湊了過來。
“陛下和各位請看！”應節嚴戴上老花鏡浏覽一遍後，用手指點着文末道。
“瀛國公之印，壽春郡夫人之印，至元十六年七月，他們用的是僞号！”鄧光薦輕聲念罷，驚訝地看向應節嚴。
“不錯！”應節嚴點點頭。
大家一陣沉默，他們都知道瀛國公和壽春郡夫人乃是趙顯和謝道清被押送到大都後，忽必烈給他們的封号，他們在信中如此自稱并加蓋印玺就大大的不妥了……手機用戶請浏覽閱讀，更優質的閱讀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