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趙昺介入政治的不斷加深，尤其是到了瓊州之後，他面對的局面越來越複雜，這使得原來那套管理方式難以駕馭當前的形勢。讓他不得不借助應節嚴、江璆等這些官僚來的力量來控制局面。當時帥府基本上脫離朝廷的控制，使趙昺可以不受一些條條框框的限制，擁有一定的決策權和自由裁量權，加上他一些‘小聰明’，總算在瓊州站住了腳。
在崖山繼位後，趙昺便感覺到力不從心了，過去企業裏你幹活兒，我發錢的管理方式已經無法有效的管理政府，卻陷入了政治的漩渦中。不僅受到祖宗家法的制約，各方政治勢力的擎肘和挑戰，還會受到傳統和慣例的限制，可以說已經束縛住了他的拳腳，無法再恣意行事。
面對如此形勢，趙昺爲了不使自己淪爲傀儡，隻能通過經濟手段和發動戰争來争取和鞏固權力，而他也覺得自己已經從當初那個天真的小高管蛻變成了赤裸裸的政客。爲了權力和利益不惜玩弄手段，耍陰謀詭計，搬弄是非，真是一入朝堂深似海，從此趙郎是路人。
瞅着自己一天天的‘堕落’，趙昺都開始嫌棄自己，能夠支撐他不肯棄位而去的隻剩下爲自己這些一同出生入死的‘兄弟們’謀一條生路而已，複國這個目标在他看來真是遙不可及，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實現，也許這輩子隻有終老瓊州，留下一個殘宋的名号而已。
這當然不是趙昺悲觀，而是現實如此，瓊州不過是一個彈丸之地，直到現代才改爲省治，人口才達到三百多萬。而當前人口隻有不足五十萬人，力量如此懸殊若要複國何談容易。再想想自己權力所至不過瓊州這一府之地，卻已經感到力不從心，将來要面對幾百萬平方公裏的土地，統治幾千萬的人口，更覺的悲觀。
不過趙昺知道自己已經沒有回頭路，隻能硬着頭皮走下去了，而輕言放棄也不是他的性格。但是要想有所建樹就需要變革。他并不是說大宋朝的體制有什麽不好，否則宋朝也不會維持三百年，更不會爲後世國家效仿，可在他看來這種體制肯定不适合現在，尤其是難以适應戰争……
趙昺知道英語裏有個詞叫positionallybadpeople，意思是本身不是壞人，在一個特殊的位置上卻做了壞事。而宋的軍事制度是一套典型的外行領導内行的體制，也就根本無法讓專業的人發揮所長。宋的積弱，若從軍事上講就是趙匡胤種下的禍根，在皇帝這個特殊的位置上，他的卧榻情結讓他成爲了一個positionallybadperson。即便從文官體制上講，宋的體制也有着緻命的弊病，可以說他的政府組織是在漢唐宋明清中‘最沒有建樹的’。
宋的文官體制可以概括爲責權利不分。首先是對相權的傾軋，宋代爲了保證皇權的絕對權威，大大削減了相權。宋代的宰相既沒有兵權，也沒有用人權，比起唐代大大的衰微。這樣的制度，如何出得來唐代魏征、房玄齡這樣的名相？這個就像一家沒有實權的總經理所運作的公司，事事需要老闆的指示，哪裏有管理可言？
更可怕的是，這樣的宰相還要面對專門從事“清議”的谏官，這個職位在唐代是向宰相負責的，但是在宋代則向皇帝直接負責。他們講錯話也要被免職，但是一般來說，免職之後聲望卻會更高，反而更有升遷的機會。所以他們會老是和宰相唱反調――否則怎麽叫谏官呢？這是一個隻對政府發空論而不負責的反對機關，雖然它未必不好，但是卻讓政府總有掣肘。
試想一個宰相和政府一面要對付皇帝，一面要對付谏官，又如何得以施展拳腳？而比起相權衰落和武将不能作爲，宋代的地方行政就更爲糟糕了。五代十國時地方官員全爲武将，宋初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之後，武将不再帶兵，自然也交出了地方管理權。
這樣一來，曾經的軍閥隻有一個名号，享受朝廷的俸祿，好比說江浙節度使，其官還在，但是派去的卻是另外一位文官了。然而這位文官卻另外有一個中央政府官員的頭銜，隻是暫去管江浙的事。所以嚴格來說，宋代根本沒有地方官，隻是由中央政府的官員暫時來管理。
即便是這樣的地方官，也還要面對比唐代多出三倍的上司，既帥、漕、憲、倉四使，并且地方上的收入還需全部上交中央。因此說宋朝要的是控制，皇權的極端控制，而這種體制下，資源難以得到很好的管理，也不能讓這個帝國組織的成員擁有相對等的責權利，從而整個組織體系也無法有效地運作。所以宋朝失去的是整個朝代的振興的機會，盡管它擁有當時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度，最燦爛的文化。
趙昺清楚的知道了宋朝體制的弊端，卻也給自己帶來了極大的困擾，因爲他是皇帝，整個制度都是用來維護他的利益，若是進行改革損害的将是自己的利益。而若是維持現狀，又難以保證政令的通行，改變人浮于事的弊端，這對于當前和以後持續不斷的戰争是十分不利的。
而趙昺也知道中國官場有個傳統，就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亂’，權力下放後便會被用的淋漓盡緻，而在自己地位尚不甚穩固的時候，難免不會再出一位賈似道、史彌遠這樣的權相。另外就是權力這東西太迷人了，一旦得到便不想再放棄，這也包括他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