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趙昺看來，中國古代史就是皇權不斷更疊的曆史，最大的特征就是國家不斷的被颠覆，尤其是在戰亂頻繁的年代，換皇帝就如同換衣服一般的頻繁，于是便給國人留下一個極其尴尬的背反難題：究竟我們應該忠誠于哪一個國家？忠誠哪一個皇帝？忠于前朝，在本朝我就是叛逆；而忠于本朝，我就是當朝的‘走狗’。
左右爲難之下，一部分人心裏就産生了虛無的不愛國家的理念，背叛者就有了理所當然的理由。既然我們沒有一個可以永恒真誠熱愛的國家，國家也是皇帝的，那麽背叛就成了順理成章的怪事。每一個朝代都來一個當代政治正确的律令，百姓就隻好變得滑頭而識時務者爲俊傑。抽象的道德問題演變成簡單的常識難題，大家就隻好學會了沒有原則的油滑軟弱。
事實上那些淪陷區的民衆往往不太計較這個國家的主子是誰，時移世遷，人心都會漸漸接受事實，除非異族統治者把他們當作次一等的奴隸。北宋年間範成大出使到金，經過了淮河以北的故土，寫了不少詩詞，其中一首絕句《州橋―南望朱雀門北望宜德樓皆舊禦路也》：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迴；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可這卻是明明白白的作弊行爲。
同樣在範成大自己的日記《攬辔錄》中卻記載着真實的事實：“民亦久習胡俗，态度嗜好與之俱化。”寫相州也隻是說：“遺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曰：‘此中華佛國人也！’”哪裏有遺老敢在金國“南京”的大街上攔住宋朝使者問爲什麽宋兵不打回老家來的！其後三年韓元吉出使金國，記述使者避嫌疑，躲在車内，也不敢和當地百姓說話，下車讨水喝，遇到小孩和婦人，用語言試探，讓親信多次去偷偷詢問，“然後知中原之人怨敵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舉也！”
于是乎絕大多數的文人清客，都繞過了具體的常識難題，去抽象地把愛國難題無限拔高，讓老百姓無所适從。而一大批古代憤青們，隻看人挑擔不吃力，在一邊說風涼話最氣壯山河，到大事臨頭，人人得而藏拙，萬馬齊喑，明鋪暗蓋的當了順民，甚至改弦易張當上‘僞朝’的官，爲新帝效力。
到了宋朝，自其立國便面臨着一個深刻的“國際關系”困局，先是面對着整個北方契丹之遼，其後是女真之金和西羌之西夏，以及當下的蒙古之元的軍事威脅，整個北方遊牧民族史無前例地發展成爲一個個國家前赴後繼地向宋要求領土和财富，和戰周旋成爲了宋朝皇帝躊躇苦心的最大難題。
在世人看來，契丹精兵不過十萬，金軍圍汴京時人數隻有六萬，蒙古勢力最高潮時人口約百萬，而宋朝人口超過一億，常備軍經常在百萬以上。傳統中國的物質文明，至宋朝已達到極高峰，宋朝是中國曆史上最富裕和最有文化的朝代，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富庶強盛的國家，還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城市世俗文化高度成熟發達的時代。
但是，偏偏這樣強大的帝國就是不敵落後文明的遊牧民族小國，爲什麽？相信這是今日的中國人都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然而宋代士大夫文人仍然一面自誇自己方面的英雄豪邁，一面極力貶低異族國運漸衰，我軍萬夫不當之勇，敵人如鼠蟲狼狽污穢。除了不把對方視作人之外，也總是給予民衆一種很錯誤的假象，以爲胡虜隻是烏合之衆草寇鼠輩。可是戰事一起，這種愛國主義的豪言壯語和英雄氣概便全是一一落空。
既如此，那麽皇師不舉，失地不收，究竟是皇帝朝廷無心于此，還是軍隊兵将無能？如此糟糕的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管理狀況，文官集團、文人階級有深刻的反省和認知麽？即或有識之士有所察覺，也是徒有道德空論，憂患情緒大于政治改革的洞察與操作。即使在宋人的策論裏，也是空論“和或戰”的主題，隻在道德意義上奢談國策，并不緻力于反思這些難題。
當真是宋代這些士大夫階層都是鼠目寸光之輩，士人皆是空談之輩嗎？趙昺以爲也不是，而是這些人在當前的制度之下不願不能反思這些難題。衆所周知當有宋進入到一個近代性的經濟世俗社會的時候，其政治行政組織卻反而形成了一個自相矛盾的管理系統：一方面是文官官僚統治相當龐大繁複，另一方面卻依然是一個極簡單的中央集權制度。
一個富庶而龐大、亂七八糟而腐敗、渙散而内耗、享樂而過度斯文、懦弱而自私、退縮而保守、道德而虛榮的國家，這就是宋代整體的實質形象。于是制度混亂，管理沖突，腐敗叢生，一切都缺乏有效性和優質運行的力度，而腐敗日漸泛濫而無法禁止，導緻人心、士氣、民族精神渙散，徒有焦慮，萎靡不振，茫茫然，前後失據，艱難應戰而屢屢以慘敗割據賠款告終，一種頹喪失敗的氣氛彌漫社會，同時激起偏激憤懑、沉郁頓挫的精神心理障礙症。
除此之外，宋代士人最大的難題是在愛國與忠君之間産生了無可逾越的政治障礙。宋高宗趙構害怕北伐勝利奪回被俘的父兄，自己的皇位就要退還，所以主觀上甯願以财物金錢領土收買金人，同時指使宰相秦桧執行投降政策，又經營排除軍人擁兵自重趨向之制度，甚至不惜以莫須有的罪名自毀長城，置名将嶽飛于死地。皇帝這樣極端自私的行徑，在士人筆下有真實的追究責問麽……(未完待續。)手機用戶請浏覽閱讀，更優質的閱讀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