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的戴笠，執政黨副總裁汪兆銘，好大的兩座大山！這個時候突然都跳到面前，黃浩然覺得自己實在是紅得有些過分。
相比汪兆銘這個沒有實權的副主席，黃浩然覺得軍統的戴笠才是他真心得罪不起的人物，對于特務和搞地下工作的人，黃浩然總是有一種先天的警惕，要不他也不會放手把隐發展的如此強大，實在是因爲在21世紀，情報戰決定了很多戰争的走向。
“辛苦了！軍隊裏的人都知道，戴局長的差事，可向來都不好辦，實在是麻煩二位爲我黃浩然跑這麽一趟，謝謝，謝謝！”
就這麽被黃浩然越過直接和軍統的人打招呼，讓汪兆銘覺得很沒有面子，若是在平時，他早已拂袖而去，可眼下，爲了影佐祯昭交代的事情，汪兆銘不得不耐下性子，繼續等待。
倒是軍統的人顯得很有禮貌，雖然黃浩然先接待的是他們，但鑒于汪副主席的地位，軍統的人表示願意排在汪主席的後面。這也就是來了兩個沒分量的校官，若是戴笠親自前來，軍統是斷然不會這麽做的。
霸道，就是戴笠的代名詞！
“既然這樣，那就多謝二位的體諒...汪副主席，請吧......我們找個安靜的地方......”
黃浩然越是對軍統彬彬有禮，就顯得他對汪兆銘更加的不禮貌，按照黃浩然這幾年養成的官場涵養，面對汪兆銘這樣的武漢政府高級官員，其實根本沒有必要這樣做。
也實在是因爲汪兆銘在曆史上的名聲太臭，黃浩然打心眼裏不願意和這個大漢奸多打交道，總覺得會污了自己的清名。算算時間，距離曆史上汪兆銘叛逃，國外離開重慶的時間，已經剩下不多，這老小子不在家琢磨叛逃的路線，居然還肯替最高當局賣命，跑到戰火紛飛的前線來出力。如此表現，可真不像個大漢奸的作爲。
忽然間，黃浩然覺得自己對汪兆銘産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想和這個漢奸好好聊一聊，從武漢的副主席，到南京僞政府主席，這樣的心路曆程，如果寫出來一定會很有意思。
第四兵團的司令部，占據的本就是青石鎮一戶地主的院落，後院的屋子很多，聽到黃浩然要和汪副主席私下談話，李品仙立刻命令人找了一間僻靜的廂房，衛兵推開門後，黃浩然發現，這裏原先應該是地主家小姐的閨房，雕花的木床，紅色的紗門，加上梳妝台上擺放的胭脂水粉，讓他懷念起了和平的生活。
“剛才有記者問我打仗是爲了什麽？現在想想，所求不過是能和自己心愛的人關起門來過過小日子，耳鬓厮磨，然後養一堆孩子而已……”黃浩然邊說着邊拿起隻桌上的胭脂盒，打開後放在鼻邊聞了聞，再關上擺了回去。桂花的味道，于大美人的最愛，隻是青石鎮所處的位置偏了些，盒子裏面的胭脂顯得有些粗鄙，并不是什麽老字号的出品。
“佑臣很懂得生活嘛！那些記者總是宣揚你如何能戰，如何勇猛，搞得你好像又黑又粗的猛張飛一般，要是讓我說，你更像周瑜，明明就是個儒将嘛......”
黃浩然在做這些舉動的時候，汪兆銘笑眯眯的呆在一旁看着。對于黃浩然這樣的将領，汪兆銘是十分欣賞的。特别是眼前這種獨有的浪漫情懷。
汪兆銘甚至在心裏想到，如果不是兩邊的政治立場相差太大，他們可能會成爲知己。
民國的軍界中不缺猛将，缺的正是這樣的風流人物！
“汪主席謬贊了，我這樣的人，哪裏能和周瑜相比，充其量不過是個廖化，蜀中無大将，我來當先鋒吧！”對于汪副主席的誇獎，黃浩然隻是笑了笑，便輕輕翻了過去。太極拳打多了也會累的，他在期待着汪主席的轉折。
“佑臣，如今的戰局，你怎麽看？有人說日本人已是強弩之末，武漢的勝利指日可待；也有人說，日本的國力還遠未發動，咱們這場仗，依舊是必輸的結局......”
聽到汪副主席這樣說，王浩然心想，到底還是來了，這才是今天的正經戲碼。
“軍人以服從命令爲天職，勝負的事情我是不去想的，隻管打好每一仗就是！”
滴水不漏的标準答案，可汪副主席不是那麽外行的記者，對于黃浩然如此冠冕堂皇的回答，汪兆銘很不滿意！
“此言差矣，不懂政治的将軍，可不是好将領！軍事和政治本就是分不開的東西，若是一場仗，已經注定了失敗的結局，那即便是過程再轟轟烈烈，又能有什麽意義呢？就像我們的國家，抗戰才打了一年多，從上海到南京，然後是徐州，再加上華北，我們已經丢掉了大半個中國！4萬萬人民也起碼有一半，已經淪陷在了日占區！再仔細想想這些地方，曆來都是我中國的經濟命脈，軍事重鎮，可以說，日本現在已經抓住了我們的要害，我爲魚肉!人家卻已是刀俎！”
可能是處于封閉的環境讓人覺得比較安全，也可能汪兆銘很久沒有人和說過他的心裏話，對于黃浩然明擺着是敷衍的幾句話，汪兆銘的反應很激烈，完全是一副要辯論的架勢。
“按汪副主席這麽說？咱們幹脆舉手投降算了！還掙紮個什麽勁？隻可惜，南京城下的冤魂，外加上這抗戰一年半以來犧牲的數百萬國民，怕是死不瞑目喽......”對于汪兆銘的這套抗戰必然失敗論，黃浩然可沒有什麽耐心去聽，因爲他知道，最後的結局，将是中國人民戰勝日本法西斯，取得最後的勝利，而汪兆銘這個失敗論的鼓噪者，将作爲中國近代最大的漢奸，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道不同不相與謀！
黃浩然以爲他的這番話會讓汪兆銘羞臊甚至激動，可汪副主席的表現卻讓人覺得有些出乎意料。
“死人，又是死人......這難道是好事情？民國數十年，軍閥混戰，死的人還不夠多嗎？而在這些人死了之後呢？中國還是那個中國！貧窮而又落後！佑臣！需知抗戰易，而和平難！”
對面的汪兆銘似乎一下子陷入了某種夢魇，說的話就像是喃喃自語，隻有最後兩句的時候，才仿佛回過了神，提高了音調。
“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民族失敗主義和混亂不堪的“民族主義”思潮是汪精衛對日議和的心理基礎和誘因
長期以來，汪精衛認爲：日本是個“強鄰”，中國不可與之相比，“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着着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亦幼稚不完備”，故而主張對日本的侵略應在“盡可能範圍内，極力忍耐，極力讓步。”據此，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對日妥協方針。
黃浩然想聽聽汪兆銘到底準備對他說些什麽，所以沒有直接給予強硬的答複，而是換了種稍微柔軟的态度：
“這國戰，和軍閥混戰畢竟不一樣，面對名族存亡的關頭，犧牲在所難免......”
對于黃浩然如此的回答，汪兆銘心裏有些高興，因爲他在黃浩然的情緒中抓到了一絲黯然，這與他的低調俱樂部的情緒很一緻。在汪看來，今天的這番話，才是黃浩然真正的内心。
“就按你說的，戰争難免有犧牲，可全面抗戰到現在，中國爲什麽一步一步的往後退呢？雖然這中間佑臣你也取得過幾場大勝，可總體的趨勢，卻依舊是中國向後，日本向前！這不是三軍不用命！更不是政府不努力！實在是因爲中國比較日本的進步，足足遲了六七十年，眼下中國的國防力量根本不能擋住日本的侵略！然而，自‘九一八’以來，中國的外交方針又是怎樣呢？不過是唱着強硬的高調，掩耳盜鈴罷了！概括來說，既然從軍事上不能擋住日本一步一步的進來，隻能從外交上想辦法，使我們退得慢些。”
黃浩然覺得汪兆銘目前說的這些話除了有些悲觀，還談不上是賣國言論，實際上國民政府之所以等到1937年才向日本正式宣戰，高層的想法，未必沒有和汪兆銘一緻的地方。
也正是在這種妥協求和的思想指導下，汪兆銘才會在當行政院長時，親手與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和《何梅協定》，并認爲他這樣做，才是對國家負責的表現。
直到抗戰爆發後，汪兆銘仍頑固地堅持其中國比日本落後六七十年，抗戰必敗的觀點。他認爲日本是“一個國富民強的國家”，中國“軍事、經濟一切社會組織及社會能力都落人後。”“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爲敵，勝負之數不問可知。”正是從這種看似中正，卻事先設定了失敗結局的“事事不如人”的國情觀出發，汪兆銘覺得“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所以應該能和則和。”
打不赢就談，談不了就拖，還可以期待外部的調停嘛！可冰冷的現實已經給中國政府的高層抽了響亮的耳光，如今汪兆銘還要去感慨這些，說明這些人的思想，還停留在全面抗戰之前，壓根就沒有孤注一擲的覺悟。
那就再給汪兆銘遞個梯子，讓他順着爬，瞧瞧後面還有沒有什麽新鮮的......
“談何容易，日本人既然已經占據了有利位置，又豈會輕易與我們談判，需知，弱國無外交啊......若是在談判中沒有了話語權，這和投降又有什麽分别？”
黃浩然的這幾句，直指汪兆銘剛才那套理論中的要害，就如******在《論持久戰》中批判亡國論者時所言：他們“看重了強弱一個矛盾，把它誇大起來作爲全部問題的依據，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們隻提強弱對比一點，是他們的片面性；他們将此片面的東西誇大起來看成全體又是他們的主觀性。所以在全體說來，他們是沒有根據的，是錯誤的。”從這種沒有根據的、錯誤的前提出發，汪兆銘叛國投敵就具備了邏輯起點和心理基礎。
“不！這不是投降！而是政治智慧！求和并不是去投降日本當漢奸，而是欲待國力增強，具備抵抗日軍的條件後再試圖抵抗日本！”這一回，汪兆銘的情緒有些激動了，他覺得黃浩然是在挑戰他的理論基礎，想把他和投降派混爲一談，扣上賣國賊的帽子，這也是汪兆銘現在最擔心的，對自己的曲線救國行爲，實際上汪兆銘也沒有把握......
“以我的主張，現在還不應該發動抗戰。等我們有了飛機，可以答複敵人的飛機，我們有了大炮，可以答複敵人的大炮，到那時我們再打！這是黃種人的戰争，最後的根本，還是種族的融合，日本隻有兩條路，一條是以獨立滅亡中國，一條是與中國協力共保東亞......”
又是一番瘋話！黃浩然看着汪兆銘的眼神逐漸轉冷。對于他剛才抛出來的提問，汪兆銘根本就沒有回答，而是繞開了，這，分明是狡辯的伎倆。黃浩然覺得他現在有些看懂汪兆銘這個人了。
汪兆銘雖然很早受民族主義思潮裹脅、推動，投身政治鬥争。然而從一開始，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構成就十分混亂，這裏面既滲合有大漢族主義乃至沙文主義的因素，又不能區分帝國主義時期的民族鬥争與以前的民族鬥争的質的不同，且往往将民族主義誤爲種族主義。
辛亥革命前，汪兆銘就宣揚過：必須由單一民族建立“民族主義的國家”。在中國，須以漢族爲主幹實行民族同化；在國際上，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将要建設單一民族統一的國家，這就是民族主義。而民族帝國主義的含義是指本民族鞏固後廣收他族以求膨脹。正是從這種錯誤的民族世界觀出發，“七·七”事變後，汪兆銘荒謬地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類比于元朝滅宋、清朝滅明。他說：“中國曆史上爲外族所侵略半亡者數次，全亡者兩次，這些亡，不是侵略者将我們四萬萬人殺盡，能将我們四百餘萬方裏毀盡，而是我們死了幾個有血性的人之後，大多數沒有血性的人，将自家的身體連同所有的土地，都進貢給侵略者，以爲富貴之地。”當日本侵略者打出中日“同文同種”，“共存共榮”的旗号，妄圖欺騙中國人民，汪兆銘便用以種族主義爲核心的“大亞洲主義”的賣國理論相呼應，極力鼓吹：歐美白種人在吞齧了紅色、棕色、黑色等有色人種之後，威脅了黃種人。中日同屬黃種人，屬同文同種，因此，中日之争是“兄弟之争”，“冤仇宜解不宜結”，完全可以“重歸于好”，“隻應爲友，不應爲敵。”從人種自救的目的出發，因爲中弱日強，由日本爲首領導，改造東亞是天經地義的。故而中日戰争是“中國解脫英美侵略勢力千載一時之良機。”
歸結起來，汪兆銘混亂不堪的民族失敗主義是其對日議和的思想動機和邏輯起點，對日投降，同流合污則是其變态的民族主義發展到極緻後的必然歸宿。
黃浩然不知道現在該說汪兆銘一些什麽才好了，是表揚汪副主席已經站在了脫離凡人的高度，超越了國家民族，已經考慮到種族層面呢？還是直接稱呼汪兆銘爲瘋子？
最後，黃浩然隻好冷笑着不發表意見。
因爲和精神病人的争吵，是不會有結果的！
“其實我早就說過的，我雖然是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參政會議長，可實際上并沒有多少實權，要對日議和，我汪某人還不夠分量......自盧溝橋事變以後，我對于中日戰争，固然無法阻止，然沒有一刻不想着轉圜。德國大使陶德曼居中調停，我觐見最高當局，他卻推我去找孔祥熙，我堵了孔祥熙多次，孔始終不肯在倡議書上簽字，緻使調停難以爲繼...直到南京未陷落前……爲此事寫給最高當局的信，多達十封以上，當面也說過多次，然一次也未準！若是準了，南京城下何必增添那麽多的死屍！”
汪兆銘此時已經進入了他自己的情緒當中，他隻是憤怒的向黃浩然講述着他曾經做過的事情，在他看來，沒有實權的虛位，是對日議和遲遲無法進展的關鍵所在，而最高當局，更是本應站在最前面頂着風雲的人物，卻始終裝作縮頭烏龜，最後居然要他汪兆銘來背負賣國的罪名，實在是被陷害了。
“謀國者不應以難易定進止，更不能作個人毀譽打算！”
最後這兩句，汪兆銘似乎是在評價最高當局，以表達他的不屑。但黃浩然卻聽出，汪兆銘言語中仿佛是在爲他自己打氣，爲他未來做出的漢奸行爲找一個理由。
爲國家民族之存亡，而犧牲襲擊的名譽去委曲求全，汪兆銘啊汪兆銘，你還真是個變态，明明是投降的行徑，居然能美化的就像是壯士出征一般悲壯。
這人要是不要臉起來，還真是天下無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