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一個漫長而又令人難忘的修複期後，隆武十年，也是東吳的天紀四年，曹魏的鹹甯六年，當然了，司馬攸是堅決不肯承認這個被司馬炎“篡改過”的年号，依舊使用鹹熙，鹹熙十七年（總之，當時的紀年是亂得很，王迪已經徹底懵了，他倒是想用公元紀年，但毫無頭緒，甚至連自己“來了多久都記憶混亂”了），橫掃了整個神州大地的瘟疫，終于在荊州，在王迪的治下，率先看到了終結的曙光。

因爲種種條件的制約和限制，雖然王迪做了卓有成效的措施，但架不住其他人的給力，所以，在荊州自行隔離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就連益州，也被牽連其中——病毒經曹魏境内流傳至雍涼二州，因爲隔離導緻經濟運轉困難的季漢不得已和漢中方面緩和關系，結果，經濟短暫複蘇沒有幾天就急轉直下，随着病毒的不設防，無數人中招，甚至就連南中地區也無法幸免。在疫病與貧困這兩種“絕症”的夾擊之下，出于對無爲而治的政府不滿（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啊），無數民衆開始揭竿而起，各地紛紛爆發大規模動亂，哄搶物資攻擊政府機關事件層出不窮，而這，加劇了政府機關的混亂，以及病毒的擴散随之而來的就是各種神學色彩組織，紛紛成立。

王迪對于這種局面是很揪心的，但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當時嚴峻的局面讓他無法直接出手幹涉，不然，鎮壓不力，還導緻那裏的大批難民湧進荊州可就不妙了，這不是添幾副碗筷的問題，二次交叉感染啊。

食物鏈上最後一環的益州尚且如此不堪，北部地區和江東就更不用說了。北部地區，饒是石苞和陳骞的反應足夠迅速，立刻擺脫了和廬江地區的糾纏，改爲嚴控，但是，忍耐不住對荊州地區的渴望，又低估了病毒的傳播速度（沒想到連南郡也無法幸免），結果，在侵擾南郡以及宜都邊境，跑到村裏打劫的時候，疫病“不幸”在軍中感染，即便是倉促撤軍，并且還很沒有人道的抛棄了多達3000人的病患者，但是，還有數量不明的攜帶者沒有被察覺（并非當事人的刻意隐瞞，他們自身也沒有察覺），結果，病毒也很順利的流傳至荊淮一帶，再接再厲的一路北上，就連冀州和幽州一帶也出現了中招的人，甚至，連入侵的北方各族當中也有人因此倒下。

司馬攸焦頭爛額的同時，也是感覺有點“幸運”，因爲北方蠻族和雍涼二州，也因此暫緩了強大的攻勢，唯一的遺憾就是，目前，雍涼二州的患病率是目前最低的。

江東方面則是完全可以用一片糜爛來形容了。

廬江在戰争、疫病的雙重夾擊下，經濟方面一下倒退二十年，原本就隻有不足四十萬的人口，因戰亂、病痛和逃亡而銳減至不足十五萬人，這裏面還包括丁溫勉強拼湊出來的三萬多軍隊（多爲新丁，經驗豐富的老卒不少都挂了，幾乎換了一茬），即便是這樣，還做到了四處都是盜賊——社會秩序已經崩潰，對于底層民衆而言，要想活着，隻能去搶，不然的話，就成爲他人眼中的獵物了。

這樣一個情況下，丁溫還能吊着一口氣活下去，一是因爲石家和陳家本來就開始了眉來眼去，自然希望有他橫亘在這裏當一個緩沖帶、橋頭堡，二是因爲疫病不可防不可控，即便是想吞下這裏也沒有膽量，三是因爲盜賊雖多，但多出于求生本能，還沒上升到推翻丁溫“暴政”的曆史性高度，四是因爲孫皓放在這裏的宗室集團已經全軍覆沒了。

他們，并非死于戰亂，完全是因爲疫病而死（都是七老八十的老頭子了，本就風燭殘年，這種大環境，再有特供食物供應也是沒用的）。

本來，依着脾性，孫皓是斷然無法忍受丁溫的繼續存在的。

但是，孫秀，對于他來說，是一個更加惡心的存在，那麽，隻好讓丁溫繼續苟延殘喘了。

作爲此次泛濫整個神州大地的“罪魁禍首”（至少是之一），孫秀和鄧朗居然還活着。

不光活着，居然還在豫章、鄱陽和廬陵站穩了腳跟。

因爲孫秀甩鍋了，在鄧朗的操作下（畢竟和王迪混了一段時間，宣傳輿論戰還是會點皮毛的），四處宣揚：一、孫皓得位不正，在孫休有子嗣的前提下，主動串聯朝中奸臣欺負孤兒寡母，實乃竊國大盜，不忠；二、孫休在爲期間對孫皓算不錯了，但是，孫皓呢？上位之後還是成功的幹掉了孫休四個兒子中的兩個年紀大的，另外兩個流放邊地（事實），不義；上位後一邊大肆利用宗室控制邊地，一邊又對宗室進行内部分化瓦解，尤其是那些德高望重的爺爺輩、叔叔輩的選手痛下殺手（比如自己），不孝；爲阻擋自己的“匡扶正義”，居然釋放一些不明污穢之物，緻使疫病在軍中擴散，最終流傳至民間，不仁。

此等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輩，不推翻他還留着幹什麽？

鄧朗這倉促之間羅織的罪狀大多是捕風捉影，但人，還是喜歡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事情。

那麽多“罪狀”裏面，孫秀控制區的老百姓，最在乎的就是最後一條：疫病的元兇是孫皓。

本來，他們是把這個責任推卸到了孫秀瘋狂盜挖先人墳墓，惹得天怒人怨，這樣雖然可以讓自己舒服一些，但是，改變不了一個基本事實：不管是主動參與還是被人脅迫，這個遭天譴的活動，大部分控制區的老百姓都參加了，這樣說來，豈不是連自己也給罵進去了？那些沒參與的到還好，真的參與了，還受益匪淺的怎麽說？

所以，鄧朗的第四條，對于他們來說，簡直就是雪中送炭一般的存在，無形中，對國家和民族就少了大大的負罪感（其實這種感覺并不是持續存在和表現出來的，但是，對于一些人來說，有它的存在至少可以證明自己還有做人的底線）。

之所以這個甩鍋的效果并沒有馬上體現出來，隻是埋下了一顆種子，那是因爲出于慣性，很多人即便是屈從于孫秀的壓力，但并不敢明着和孫皓爲首的中央政府對着幹。

成功的把他們推到對方的陣營當中，徹底和孫秀捆綁在一起的“助攻者”恰恰是孫皓自己。

本來活路就比較艱難，之前還能搭個順風車賺點外快，現在好了，來錢路被切斷了不少，還因爲戰争和疫病，死亡率大大提高了，所以，這三郡不少百姓，都是在一邊配合着孫秀喊着口号，一邊想着往外跑。

往外跑的話，方向有兩個，一個是荊州，一個是揚州的其他區域。

荊州是個好地方啊，雖然那裏疫病也很嚴重，但是，聽說醫療條件很好啊，後勤保障也很到位的。所以，很多人一開始是把荊州鎖定爲第一目标，甚至，很多人心底裏已經籌劃好了“死也要死在荊州”這樣的決心和口号——如果荊州方面有人問的話。

可惜，他們的逃難路徑隻能選擇長沙和桂陽兩郡，陶抗和濮陽開，自然不允許這種情況出現——有外來人口移民進來自然是好事，但是，這幫人裏面肯定有大量的攜帶者啊，自己本來就焦頭爛額（第一階段實質性的被王迪甩在了救助名單之外，當然，這是策略，王迪要扮演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的角色，就必須讓這兩地獨自承受一段時間），再來一批怎麽辦？因而内心是抵觸的，再加上，就算是要搶人，也不能從孫皓這位領導的手底下搶吧？

所以，濮陽開和陶抗不約而同的選擇了嚴防死守，還照搬了王迪頒發的隔離法令。

本來，這個隔離法令的鍋是甩在王迪的頭上的（這是事實），可是，長沙和桂陽雖然醫護大隊、後勤大隊沒有及時跟進，一批不怕死的輿情司（人數不多）還在，他們盡可能的做到去扭轉輿論風向：荊州還是東吳的地盤，整個東吳的最高領導人是皇帝孫皓，這個隔離法令也隻是按照最高領袖的指示執行而已。

懷揣着半信半疑，民衆們隻得考慮往東移動——雖然繞道交州和廣州也能夠進入荊州，但是那裏還是陶家的地盤不說，路途遙遠，說不定還沒到人就挂了。

結果，孫皓對這幫子民，注意，不光是江東，更是江東揚州的子民，采取了關閉大門的冷漠态度：你們都是染疾之人或者潛藏的攜帶者（北方的大爆發給了江東方面這種警示），所以不能過來，老實在家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