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在所有生意裏，煙土生意絕對是一門大生意，在天津這種地方随便做一做，年利潤就起碼上百萬大洋，而且還上不封頂，一旦做好了，年盈利上千萬大洋也不是沒可能。
關于這一點，上海灘的杜月笙就是證明。
據估算，現在杜月笙的三鑫公司，每年煙土生意的營收起碼高達五六千萬大洋，利潤也起碼在千萬大洋以上。
而在這個年代，國民黨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
也就四到五億大洋而已。
這意味着，三鑫公司一年的營收就相當于中國政府九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的财政收入。
這樣的暴利是極其恐怖的。
如果有可能，日本政府恨不得親自來壟斷中國的煙土生意，隻可惜，在這個國際社會都在全力禁煙的年代，迫于國際輿論壓力，日本政府在這件事上不能做得太過于張揚。
可就算是如此，菊田也不可能把這麽暴利的生意白送給楊嘯，他之所以扶持楊嘯爲代言人，當然是有所圖的，而且是大有所圖。
接下來就該好好談談真正的條件了。
“我們先來談接手徐文德旗下資産的事，在這一點上，我也有個小要求。”
菊田還是把話說得很是輕描淡寫。
但楊嘯知道，接下來這個要求肯定非同一般。
“請說。”
“你得先跑趟上海，跟杜月笙好好接觸接觸，如果你能把供貨的問題順利談下來，并且還能談出很有競争力的價格優勢，我就想辦法把徐文德的運輸公司和文德樓交到你手裏。”
真正的條件來了。
在商言商。
不說别的，徐文德的運輸公司加上文德樓，光是固定資産就起碼價值幾十萬大洋，菊田當然不可能白白送給楊嘯，想讓菊田送出來，楊嘯先得證明自己的能力，證明他是一個值得扶持的人。
“沒問題。”
楊嘯又一口答應了。
解決貨源問題，而且得有價格優勢！
他知道這個問題的難度很大，但他卻有信心去接受這個挑戰，再不濟，他背後還有戴老闆，實在不行就勞煩戴老闆暗中做下工作。
他相信，既然戴老闆如此重視此事，就不會眼睜睜地看着他失敗而回。
菊田又點了點頭。
對于楊嘯的态度，他是極其滿意的。
作爲一顆棋子，就得擺正自己的位置，不要提任何無禮的要求。
他接着又說道：“接下來，我們來談談利益分配的事。”
最最最關鍵的問題來了。
“請講。”
楊嘯還是那麽淡定。
他早就知道，天上不會掉餡餅，因此對這一點他也早已有所心理準備。
菊田又開口了：“徐文德在時，他的運輸公司加文德樓，每年以管理費的方式，向日租界當局繳納50萬大洋，以換取租界當局對他的支持。”
他先給楊嘯提供了一個參考值。
緊接着，他又說道：“在我這裏，這部分費用前期可以免了，但有一個條件。”
“什麽條件？”
楊嘯立即就問道。
“幫我成立一個協會，并确保它正常運轉，至于這筆管理費，就當作這個協會正常運轉的費用和開支。”
菊田終于亮出了他的底牌。
楊嘯早就知道，天下不會有免費的午餐，因此當菊田說免掉50萬大洋每年的管理費時，他并沒有感覺驚喜，而是覺得此事絕不簡單。
果然，關鍵的問題終于來了。
他立即就問道：“什麽協會？”
“名字我已經想好了，這個協會就叫‘華安協會’，這是一個以天津青幫爲主的協會，也是一個‘以華治華’爲目的的協會。”
菊田終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幫派文化一直就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在過去的幾百年裏，中國的江湖社團就屢屢在曆史上呼風喚雨，比如說早起的白蓮教、天地會、義和團等，後來的青幫、洪門等。
在中國近代史上，這些很有影響力的幫派，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政治格局及國家走向。
觊觎中國已久的日本政府及其諜報人員早就留意到了這一點，并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1887年，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第一局局長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國征讨方略》中就提出：
“廣東有三合會，中央以南有哥老會、販賣私鹽團夥。此兩黨有數萬之衆，實清延之所懼……”
“日本若在侵華戰争中直接攻擊明朝故都南京，此黨将蜂起于各地，抗拒清廷。至此，小黨相率雲起，清廷必出現土崩瓦解之勢。”
……
1896年，日本軍人荒尾精在漢口設立樂善堂特務機關，執行軍部下達的刺探軍事情報的任務，就同時要求其外勤人員将觸角伸進哥老會、九龍會等秘密社團中去，與“豪傑”、“俠客”結交，調查其思想組織及實力等狀況。
甲午戰争期間，日本加強了對中國幫會的調查和研究。
戰後日本外務省又撥出一大筆秘密經費委托犬養毅（後任日本首相）深入調查哥老會等中國幫會，犬養毅又轉派平山周等人赴中國南方執行。
在興中會的幫助下，平山周得以結交湖南、湖北、浙江等地的哥老會首領，寫出了《中國秘密社會史》，并在1911年11月作爲《日本及日本人》志《附錄》出版，次年中國的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它的漢譯本。
1910年，受日本外務省派遣來華調查東南一帶秘密幫會的山口也提出了長達500頁的調查報告，題爲《清國形勢與秘密結社》，其中有些内容是平山周不曾收集到的。
上述調查資料，對日本人了解民國幫會的習性、特點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也是他們繼續調查的新起點。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夜，末光高義于8月間在旅順寫成了《支那的秘密結社與慈善結社》，該書于次年5月由滿洲評論社正式出版，其中第一編秘密結社詳細介紹了青幫、紅幫等幫會組織的起源、規約、入會手續、組織體系。
幾乎與此同時，富永啓堂将青幫手冊《通漕》譯成日文，于1932年在大阪公開發行。
……
很早就進入中國的菊田，對于以上書籍和文章早已有深入的研究，并且非常認可其中的很多觀點。
在他看來，日本要想占領中國并不至于遭到太過于劇烈的抵抗，就得打出“以華治華”的招牌，扶植和培養以中國人爲主的傀儡政府。
這一點，東三省的滿洲政府就已充分證明。
也正因爲在東三省嘗到了甜頭，日本又盯上了華北，準備在華北再唱一出“以華治華”的好戲。
華北跟東北是有所不同的。
菊田發現，在天津這個地方，幫派勢力上可通天，下可入地，影響力無比巨大。
在早期，天津土産的黑社會“天津混混”在中國北方就名噪一時，甚至在整個中國，也是響當當的一個字号。
可以說，在其最鼎盛之期，并不輸給青幫、洪門，白蓮教這些馳名的社團組織。
隻不過到了20世紀初，天津混混遭到了袁世凱所創的中國警察的重創，其行爲大大收斂，鋒芒不再，天津社會也出現了短暫的社團力量真空時間，唯有腳行還在維持着各個碼頭的力量平衡。
到了北洋軍閥時代，随着奉系軍閥褚玉璞入主天津，其幹爹兼軍警督察處處長白雲生跟着到天津“跑海(開辟地盤)”，大力發展青幫幫衆，青幫開始逐漸成爲津門一霸。
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白雲生在天津發展大批徒子徒孫，最底層的喽就是原先的天津混混。
借着褚玉璞的風頭，天津青幫又開始在天津輝煌，慢慢地，青幫的幫衆已遍布天津的各行各業，也控制了天津的各行各業。
比如說，控制華北煙土行的徐文德是白雲生的弟子，控制天津賭行的袁衛東也是白雲生的弟子，天津的腳行也是有青幫幫衆控制……
除此之外，各行各業都有青幫幫衆的影子。
天津青幫花開兩枝，一枝便是警察與社會閑雜，一般在華界活動；一枝是名流與知識分子，在租界活動。
這其中，就包括很多具有一定身份和高級知識分子，比如說編輯、記者、教師、醫生、政府官員、政界遺老等，很多有名望的人，都具有青幫身份。
可以說，在現在的天津甚至是整個華北，青幫又到了上可通天、下可入地的程度。
因此，日本想在華北實施“華人治華”，青幫這一塊的力量和影響力是不可忽略的。
也正因爲如此，菊田到了天津之後，就一直在琢磨，如何利用青幫的力量和影響力來推動華北五省自治計劃。
這想法很簡單，可真正實施起來卻很有難度。
正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因爲是不同國家和民族，日本人想直接控制青幫幾乎是不可能的，隻能培養和扶植親日勢力來慢慢滲透。
爲此，菊田智江準備了很久，也一直在物色合适的棋子，但直到楊嘯出現，一系列的進展才讓他看到推動“華安協會”這一計劃的希望。
現在，他要将這一計劃付諸現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