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太子丹自己看來，目前燕國的富強和擴張不過是剛剛開始而已，但在朝臣和大王喜的眼中，太子丹的戰功和成就可說是巨大和輝煌。（_）這對于太子丹推動燕國的全面變革并走向興盛無疑是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但畢竟他還僅僅是太子，未來的燕王，是國家的儲君而不是最高的領袖。

欲推行自己的所思，還須依托父王的大力支持和充分的信任。

幸好燕王喜雖然不是英明之主，卻有一個優點：敢于任用。

似乎這也是昭王以降各代燕王的的一個很好的傳統。當然結果有好有壞：昭王對蘇秦、對樂毅的無限信任，蘇秦乃爲燕國死間，樂毅則爲燕國報了滅國之恨，占了齊國大半之地。而燕王對公孫操的寵信，則導緻了燕王的殺身大禍，燕王喜對栗腹、劇辛的頑固寵信，則導緻了對趙的兩次慘敗。

太子丹避居在外郡鎮守，以不直接幹預政事和維護父王權威，獲得了大王喜對于太子丹執掌諸侯和戰大權的全力支持。父子無間的配合，當然是燕國取得目前成果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原本就父子情深，加上太子丹在權力的運用和行事上頗知分寸，内有郦生、範增等人善加調護，燕王喜對于太子丹，無論是父子的角度，還是從王位傳承來講，都是非常欣賞和滿意的。

有此爲基，加上前期變革的成效，要說服父王難度并不大。

在朝廷大議之前，父子之間，太子丹先将自己的想法做了一個詳細的闡述和說明。

首先是治國之道，須參用儒法兩道，兼容百家之說。

儒家之道，以仁義爲基，叙禮制而重忠義，求之于人心之内，利于守成。法家之術，以刑罰爲基，申法制而重利弊，齊至于人身之外，利于攻取。故号令百官，攻伐征戰，多用法家之術。撫育庶民，合和諸部，宜采儒家之長。

從目前而論，原本五郡之外，大漠南北皆是原東胡、匈奴之民，兩年而取，如今都已歸附燕國，但要想徹底取得草原部民對燕國的認可，必須用華夏之邦的教化禮儀，将諸部之民，從文化習俗、生活狀态、道德理念徹底給予通化。

通化，不是對舊有的全面抛棄，也同時是對諸胡文明因素的吸取，進而形成一種從中原農耕文明爲根基，融合諸胡特點，适應一個更爲廣大的地區和庶民的華夏新文明。

文明最重要的兩個基點，當然是文字和語言。燕國的語言，也是屬于中原地區通用的雅語，至于諸胡和匈奴各部，則因其發源不同，彼此雖然混爲一國或兩國，但語言則大相徑庭，莫說和中原不同，就是各部之間也很不一緻，有這樣的一個巨大的差别在，諸胡不斷的分裂和興起也就順理成章了，故要融合諸部，在漠北以及将來所有新得之地，除了采取各種政治和軍事措施進行治理和穩定以外，就一定要大力推行雅語。

諸胡并無文字，隻要語言諸步統一，其原有的曆史和文化自然消亡也就是一個必然的過程，而文字的同步進入，不但将使雅語确定獨一無二的優勢地位，更将借此形成中原文化的全面占領和統一。

語言和文化的統一和進入，可以從幾個方面來進行，一是選各部貴族子弟，入武陽和薊城各官學學習，在雅語雅言的環境下，從年幼之時，就給這些世襲的統治和管理階層，打下中原文明的烙印。

其二是民衆日常生活、生産當中的交流，如今各部千戶、百戶，甚至在一些帳長當中，多爲燕軍有功将士落戶在彼，神作書吧爲管理者，他們本身就是最好的示範和教師，而且由于在政治上處于比較高的地位，各部之民，尤其是年輕的部民，自然有向他們靠攏的動力和需要。

其三是對于諸部豪傑和具備影響的人物，則可采取重用調離的方式，将其家族遷入内地，隔斷他們與本部的日常聯系，徹底融入到周圍燕民上層環境當中，相互通婚通化。同時像以秦軍降卒婚配胡族婦女，養育胡族遺孤，則更是促進各族融合最好的方式。

其四是給諸部之人開辟同等的上升通道。諸部之民能否融入燕國，成爲華夏一份子，不但是他們自己願不願意的事情，更是國家是否敞開胸懷接納的問題。原本中原各諸侯在壯大的過程當中，就是不斷融合戎狄各部的過程，像晉國的狐偃等人就是白狄出身，至于趙國的中山，更是原來的白狄鮮虞所建。如今還不是已經和趙燕之民毫無二緻？至于燕國的遼西、右北平、遼東各郡，其民亦多由山戎漸變而來。

隻是原本中原諸侯在融合時，彼此之間生活狀态差異不大。但目前燕國所面臨的東胡和匈奴各部，其所在天氣苦寒，土地貧瘠，不利農耕，更适合遊牧，但這個不應成爲文化一統和政治一統的障礙，既然各部歸順燕國，則在選拔任用等方面，對于諸部之人，不但不偏不倚，更要多給機會，讓其早些進入燕國的政治體系，享受這個政治體系的諸多待遇，并自動歸化爲這一體系的一份子和執行者。

其五是調用國家之力，以國家意志，在諸部強行推行禮儀和文化的教育，這個可選拔各門各派學者，以其爲國家低級官吏，深入諸部萬戶，千戶，爲普通部民開辦随牧之學，進行文字和語言的初步培訓和教育。同時太子丹專門強調，正是因諸部和中原不同，所以宗室貴臣子弟在成年之後，必須進入北邊各萬戶遊曆教學兩年，一是磨練宗室子弟，讓宗室子弟在和諸部之民交往接觸當中，熟悉國土之情，體諒庶衆之艱，知道邊疆之難，免得宗室子弟初出學門，還不知實務，就開始坐享國家封賞和俸祿，進而成爲國家的累贅。

以上各種舉措，雖然着重于語言、文化的傳輸，但在生活習俗上，也會産生很強的示範和交流效應。但生活習俗的通化和統一，可不像文字和語言一樣，是從中原向草原的單向傳輸，而是一種雙向的交流。

比如服飾，中原深衣大裳，峨冠博帶，或則以麻，或者以絲，而草原之上，披發左衽，着皮毛，衣褐裘。既有文化的不同，更是因生活和生産的需要，強行一統于燕國現有之制，一來沒必要，二來也會給草原之民日常生活生産造成極大的不便，況且天氣苦寒，卧冰睡雪之際，皮毛之用當遠大于絲綢之美。故太子丹向父王喜建議，胡服式樣，雖不如華夏衣裳之雍容博雅，但勝在貼身輕便，當以巧工匠人，采胡服式樣，以中原衣料之精美，創制燕國新式衣冠，與深衣大裳共同行之，祭祀盛典，以華夏衣冠爲主，日常生活起居，可行新式衣冠。

如此頒行國内，不但國内衣冠可漸爲一緻，而且胡服輕便，更利于勞神作書吧征戰和操訓，而草原之民如見新式衣冠，與往日所用，大都相同，而精美過之，自然更爲喜用。

說到衣冠服飾，太子丹又想起了諸般禮儀。

現今華夏諸侯禮儀，大同小異，但其基礎，乃是根據所用起卧器物而來，比如談話、飲宴當中的諸般禮節。都很符合現用席地而坐的方式。如今自己的太師椅，太子椅在權貴當中大行其道，卻仍是私人場合所用，不能登堂入室，就是和禮儀多有不合。太子丹以爲，崇尚禮儀，并不是按照過去的禮儀一絲不便的永不更改，而是要因地制宜，因物制宜，以敬崇爲根本，集合禮儀大家，參照目下之禮，确定采用高腳起坐之具和胡服式樣之後的各項儀式、禮節，頒行全國，并告之諸侯。如此不但可以方便推廣高腳桌椅和胡服的應用，更讓燕國占據推行禮制的一個新高點。

像這些儀式禮節，本身就是文化的符号表現，一個完整的新儀式禮節的誕生，本身就是文化的進步和變遷，而在草原諸部的推廣，則會直接推動草原民俗和日常生活态勢的變化。

當然，民族和日常生活态勢的變化，還要依賴于一個強大的物質基礎。草原之上，并不出産五谷桑麻，有什麽樣的物質基礎，就會産生什麽樣的生活狀态。在中原，可能有的人連五谷也吃不飽，更遑論吃肉，但在草原，再窮的人也是吃肉喝奶，但要吃到五谷，則是非達官貴人不可，自然條件沒法改，出産就是相對的固定，要想改變生活狀态，那就要促進商貿。

商貿爲南北之地溝通有無，因爲有了來自大草原的牛馬，中原庶民可以依靠牛耕，大大的提高生産的效率，可以種更多的土地，生産更多的五谷糧草。不但自己能吃的飽，還讓國家府庫充盈，而牛羊的可食牲畜的大量引進，還會增加庶民口中肉食的資源量，讓庶民更加的強壯和結實，更好的爲國家效力。

而草原之人，通過交換，則能獲得大量的五谷絲綢食鹽鐵騎之類的享受或食用之物，就會改變一些自己的飲食習慣，同時适當的儲備五谷糧食，又能增加草原部族對風雪災害的抗禦能力，進而讓草原生活狀态産生一定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