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友愛非洲基金會做出了回應和反擊之後，美國農場主協會也站了出來，他們同樣否認了《紐約時報》對他們的指責。不過美國農場主協會的立場卻不站在友愛非洲基金會一邊，他們聲稱自己隻是财物捐助者，對于有愛非洲的具體運作并不知情。美國農場主協會的這番言論就是像置身事外而已。他們雖然在和謝廖沙的糧食貿易中悶聲發了大财，不過出了事情他們可不願意承擔責任。
第三個站出來反擊《紐約時報》的則是地中海航運公司。他們否認了和黑手黨之間千絲萬屢的聯系。女船王冬妮娅親身前往美國，她以個人和公司的名義同時将《紐約時報》以及佐伊告上了法庭。要求他們爲地中海航運公司恢複名譽，賠禮道歉。
這接連的三起訴訟官司讓謝廖沙一派在糧食案件中受到的輿論壓力有所緩解，與此同時，在美國國會的調查聽證會上，友愛非洲基金會，地中海航運，以及美國農場主協會逐漸統一了口徑，将所有的責任推給了《紐約時報》和女記者佐伊的栽贓陷害。這三起訴訟官司暫時的困住了佐伊的手腳，她爲了應付官司，無法分出精力繼續追查糧食案件背後的真相。而《紐約時報》也陷入了同樣的境地，因爲《紐約時報》在美國巨大的影響力，謝廖沙聘請的律師團向紐約地方法院申請了在此期間的新聞禁止令。因爲律師們認爲如果在案件審理期間《紐約時報》還繼續發表針對原告的文章的話，對于案件的審理是不公平的，有可能影響陪審團的裁決。這條理由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腳的，所以紐約地方法院同意了律師團的請求。
而國會這邊因爲害怕被指責包庇裏根政府，所以将調查聽證會完全的向媒體公開了。美國有線電視網甚至直播了這場聽證會。國會的聽證會不同于法院的審理，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揭露事情的真相，并且就此事件之中美國農業部扮演的角色展開對政府的調查。雖然國會的機構比較大，但是他的聽證會隻是召集有關當事人來說明情況而已，并不涉及到審判的事宜。
謝廖沙委托的調查人員很快就搞清楚了佐伊的家庭背景。佐伊出生于美國的精英家庭，他的父親是個外交官，母親則是一名自由作家。佐伊從小就跟随着父母在全世界各地漂泊，她會說多國語言，在大學畢業之後，佐伊在《紐約時報》先是工作了一段時間，随後就離開了美國成爲了一名自由記者。
從佐伊的家庭環境可以看出來，佐伊并不對農業了解多少。于是根據這個特點，謝廖沙一系的律師們決定試探一下佐伊的深淺。于是在一次法庭的審理過程中，地中海航運的律師拿出了兩把谷物擺在了佐伊的面前，向她詢問道：“佐伊女士，擺在您面前的兩把谷物之中有一把是大麥請問您能分辨出來嗎？”
“這一把？”佐伊不假思索的指着其中一把顆粒較大的說道。
“很抱歉我騙了您，這兩把其實是不同品種的小麥？”律師接着追問道。
“呵呵，很抱歉您答錯了，不過這也可以理解，畢竟您并非在農場長大的美國人，其實您不認識很正常，如果不是事先就知情的話，我本人也很難分辨出這兩種谷物！佐伊小姐，您知道大麥在歐洲是做什麽用的嗎？我請教過農業專家，大麥在歐洲并不是作爲主要的食物，而是被用作飼料的！鑒于佐伊女士您對糧食品種的鑒别缺乏足夠的知識，我們有理由懷疑佐伊女士并不知道他所提供的照片上的糧食是否真的是小麥，就更不用說這些小麥是不是美國生産的的了……”謝廖沙重金聘請的律師在法庭上抓住了佐伊并不具有農業知識這一點開始窮追猛打，而佐伊聲稱地中海航運在協助友愛非洲走私美國小麥到蘇聯，首先她要證明，在文章中提供的照片所拍攝到的糧食的确是美國生産的小麥，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這場官司不是沒得打。
連續幾起官司都牽扯到了佐伊，佐伊無法離開美國繼續調查。所以佐伊聯系到了正準備從土耳其回國的吉米。佐伊在電話裏把情況大緻的告訴了吉米，然後佐伊對吉米說道：“吉米，這些該死的家夥用官司拖住了我，現在我們隻能靠你了！吉米，你不要回國，去索馬裏調查一下聯合國救濟署的糧食儲運中心，友愛非洲基金會說他們在那裏囤積了大量的糧食，我不相信，隻要你能證明他們是在說謊，他們就完蛋了！”
“好的，佐伊！照顧好自己，我不會讓你失望的！對了佐伊，我在土耳其發現了新的證據，阿蔔杜勒·凱特利每個月都會去意大利一次，我覺得這裏面肯定有什麽不可告人的秘密！”吉米在電話裏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