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得知對方部署是戰争取勝的關鍵，所以運用諜報人員已經成爲現代戰争當中的普遍手段。”——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

如果将改變了國家命運和戰争進程乃至是人類曆史走向的間諜列出一份排行榜單的話，那麽被冠以“紅色諜王”稱謂的理查德.佐爾格絕對能排在這份榜單的榜首位置當之無愧，沒有之一。

以一名德軍士兵身份參加過一戰的佐爾格曾先後轉戰東西兩線，不論是西邊的法國亦或是東邊的俄國都曾經與佐爾格所在的部隊有過交手。

戰鬥勇敢不畏強敵的佐爾格還因此獲得過二級鐵十字勳章，并被晉升爲軍士，但在一次戰鬥中負傷而被擡下火線送往歌尼斯堡大學醫院的經曆卻成爲了佐爾格此後人生的轉折點。

前線上打的熱火朝天但後方卻一片歌舞升平的“隔江猶唱後庭花”場面，令一直堅信着自己心中正義和效忠誓言的佐爾格第一次對自己的信仰産生了懷疑。

“我們雖然在戰場上拼命，但我和我的戰友們卻沒有一個了解戰争的真正目的和所求意圖，更談不上這場被冠以“正義”之名戰争的深遠意義。”

在極度迷茫的漫漫長夜中，佐爾格在無意間第一次接觸到了共産主義。

在那個被極端黑暗所籠罩的信仰崩塌一片茫然不知所措年代，佐爾格欣喜地認爲共産主義就是一道沖破黑夜的光芒，會指引着他走向未來最正确的方向。

戰後的佐爾格先後完成了自己在柏林大學經濟系、基爾大學國家法和社會博士學位的所有相關課程并順利畢業，于這之後不久參加了新成立的德國共産黨。

1924年，堅定了心中所向信仰的佐爾格攜自己的妻子第一次來到了心中的共産主義紅色聖地——蘇聯首都莫斯科。

在蘇聯完成了所有間諜工作培訓授課的佐爾格沒過幾年便動身出發，前往共産主義剛剛萌芽不久的中國開展下一階段工作。

在中國開展工作五年期間的佐爾格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因其德國博士身份而廣泛結交了當時中國各界的社會名流以及大權在握軍閥，以至于連當時的蔣委員長都對佐爾格優雅的爲人處世方式所深深折服，邀請佐爾格到自己的郊外私人官邸做客，暢談東西方國家大事和國際局勢，在上流社會中廣受尊敬的佐爾格至此便成爲了蔣委員長的“座上賓和密友”。

在1931年，系統整理了自己近些年來所收集所有情報後的佐爾格得出了一個非常關鍵且正确的論斷——“日軍的下一步行動目标仍是中國，而并非蘇聯”。

這條被佐爾格發回莫斯科的情報對之後的蘇聯戰略布局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讓對日軍高層戰略知之甚少的蘇聯高層第一次系統了解到了日軍的未來戰略方向和意圖，軍事上的戰略部署和政治外交上的應對态度也就自然更加遊刃有餘。

在向莫斯科彙報日軍大大小小各層級和各方面細緻入微情報的同時，佐爾格還向當年處在困境之中的我黨通報國民黨軍隊動向。

其向我黨提供的國民黨情報之細緻，甚至連最新采購的武器型号和抵達日期及裝備部隊都一應俱全，在裝備海外購進新式武器的國民黨軍隊尚未訓練完畢形成有效戰鬥力時，工農紅軍便已經拿到了自己未來将要面對對手武器的所有詳細數據和相關情報。

1932年下半年，佐爾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結束了長達五年的中國之行。

在自己的日記本中，感懷自己在中國期間所有經曆的佐爾格曾經寫下過這樣一段話語。

“如果不是爲了崇高的事業和信仰，我真想在中國一直待下去，毫無疑問，我現在已經深深地愛上這個國家了。”

“九一八事變”之後出于戰略決策上的需要，在蘇聯諜報人員中堪稱對日本最爲了解的佐爾格随即受命被派往日本，旨在搜集任何日本對于蘇聯和中國的下一步戰略意圖以及包括日本天皇在内的高層決策。

憑借德國博士身份的掩護，與德國駐日本大使奧特關系極好的佐爾格在日本高層可謂是暢通無阻、來去自如。以至于連日本在東京的高層人士和社會名流想要邀請風度翩翩的佐爾格還要看日程表排隊，能夠邀請到德國博士佐爾格出席宴會在當時的日本東京可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

1937年，得知了日本攻占南京之後的佐爾格曾短暫回到中國，在極度憤慨中親眼目睹了日軍在南京的種種殘忍暴行。

兼職德國法蘭克福日報記者身份的佐爾格将這一幕幕場景全部記錄在了自己的相機裏，并發回德國國内和蘇聯留作證據，爲日後揭開日軍慘無人道又死不認罪的暴行留下了張張鐵證。

時間到了1938年，在日本高層已經是如魚得水的佐爾格趕在日本戰備完成之前就拿到了極爲重要的第一手情報，并緊接着将之發回了莫斯科。

得知了日本關東軍正在爲北上入侵積極做準備的蘇聯紅軍由此大幅度加強了戒備，憑借着佐爾格精準的情報在日本關東軍之前完成了所有戰備工作。

到了諾門罕戰役爆發前最後一個月，四處奔走的佐爾格在這時已經拿到了關于關東軍部隊部署、武器裝備、戰争物資乃至于是辎重運輸線會走那條道路的所有關鍵情報，及時發回了莫斯科。

手握着佐爾格提供情報的紅軍戰神朱可夫毫無懸念地将日本關東軍一頓胖揍，治好了日本人的嚣張不服，徹底打消了日軍北上配合德國一道入侵蘇聯的念頭。

當德國入侵蘇聯的巴巴羅薩行動發起之後，佐爾格的諜報生涯也迎來了其改寫曆史的最輝煌巅峰。

于1941年8月23日召開的日本最高統帥部東京會議，做出了“今年不宜向蘇聯宣戰及發起任何軍事行動”的國策級決定，并獲天皇裕仁的親筆批準。

順利拿到了這一極其重要情報的佐爾格不敢有任何怠慢，連夜使用德國駐日本大使館的電報機将之發回了莫斯科。

對佐爾格選擇報以信任的斯大林最終做出決定，将原本部署在西伯利亞用以防範日本關東軍北上的11個精銳師共計25萬人，用鐵路運輸網緊急調往莫斯科前線馳援戰鬥。

并最終憑借着這股齊裝滿編生力軍的加入，将不可一世的博克元帥和德中央集團軍群成功阻擋在莫斯科城下，第一次徹底粉碎了德軍此前未嘗一敗的閃擊戰攻勢，光憑這一點說佐爾格挽救了冬日下的莫斯科都不足爲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