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起碼在白明修徹底統一中華，各路勢力削平，國家建設穩步進行，人民生活承平之前，白明修不會貿然地扔出一部憲法來，将自己給框柱。
而且就朝貢和外交這一回事而言，有一個問題也是白明修繞不過去的，那就是華夷之辨。外交這個東西一個核心就是平等，而華夷之辨的本質是高下不平等。不要以爲夷夏觀是一個不太重要的東西，實際上華夷之辨牽動了中華文明的自我認知和世界觀的主軸。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中國古代以自我爲華而以周遭不開化的其他民族爲夷，是一種樸素的民族主義，并将本族人團結在一起，同時向外輻射了自身的文明成果。華夷之辨基本上是圍繞着血緣種族以及禮儀教化兩大标準的，在宋代時，朱熹便強調了華夷之辨的相對性，回溯到了先秦時代以禮教文明來區分華夷的标準，即隻要學習禮樂，講仁義道德，那麽便是華。
明清之間的戰争和變革，本身其實也是華夷之辨的一次大崩盤和解構。一方面，中國人經曆了衣冠文明的由華入夷，另一方面滿洲人也從蠻夷順從儒家教化而由夷入華，隻不過後者究竟是多麽真誠和到什麽程度，還值得研究。
而實際上從明朝開始，中國人已經逐漸地接觸更廣闊的世界，夷夏觀已經開始了一些變動和自我反省。比較典型的例子有，如孫說：“近世有利瑪窦，自歐巴羅國越八萬裏泛海而來。其言海外大國猥多，而西視神州，目爲大海，居地才百之一，則瀛海之外，豈遂無方輿哉！”
瞿式谷說：“嘗試按圖而論，中國居亞細亞十之一，亞細亞又居天下五之一，則自赤縣福州而外，如赤縣福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盡斥爲蠻貉，得無紛井蛙之诮乎！”（作者注：瞿式谷是瞿式耜的堂弟，應該也是受洗信天主教了，他說這話存在一定的立場問題）
馮應京說：“即如中國聖人之教，西士固未前聞，而其所傳乾方先聖之書，吾亦未之前聞，乃茲交相發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東漸西被不爽耳。”
王夫之的看法也很有代表性，王夫之說：“夷狄非我族類者也，蟊賊我而捕誅之，則多殺而不傷吾仁，如其困窮而依我，遠之防之猶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約肆淫，役之、殘之而規爲利也，漢縱兵吏殘蹂西羌，而羌禍不解。”
簡而言之就是說，我中國人确實比你們外國人優越，你們要惹我麻煩，我幹掉你們不會傷害我的仁德，但是你們如果窮困而投靠我，我會戒備你但是會讓你活下去，不會對你殘殺、奸淫或者奴役。
從外國人的視角觀察那個時候的明人則是另一回事。
西班牙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記述：“下一天，即7月11日禮拜天，該城（泉州引者注）的許多貴人去對西班牙人進行拜訪，根據他們的習慣有許多禮儀合贊助的話，……這種訪問花去他們一整天。”、“他們驚奇地看那些貴人的良好風度，教養和高尚舉止，還有他們在詢問他們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們答複我們問題時候的認真。”
傳教士曾德昭記載：“中國人爽快地贊頌鄰國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國家的人，除了自己國家的東西以外，不喜歡别的東西。中國人看見來自歐洲的産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發出一聲贊歎……這種謙遜态度真值得稱羨，特别表現在一個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對于那些有眼無珠、故意貶低所見東西的人物，這是一個羞辱。”
而這種雍容和自信，顯然随着明清易位，中國進入了一個蠻夷統治的朝代後，而徹底土崩瓦解，越發腐朽和愚昧。
白明修帶領着新南明卷土重來、東山再起，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沖擊到了傳統的華夷之辨。華夷之辨這個内容，也是白明修的“老師”，在精神和思想陣地不懈戰鬥的馬恩大師經常叙述寫作的内容。
白明修更正後的華夷之辨，在原本以禮儀教化區分的基礎上，上升到了一丢丢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思。馬大師認爲，全世界有七大洲，土地廣大，民族衆多。中華傲立天下之中央，文明禮樂教化，傳承數千年而不絕，乃人類文明之首。我中華之所以爲華，歸根到底是因爲華夏人掌握了先進的生産力，能夠養育族人，過上富足的生活，并推廣文明教化，使得社會穩定和諧。
那麽，懂得努力鑽研科學技術，勤勞工作，并具備美德的民族，我們華夏人應當承認他們的文明性，并與之交往，學習他們身上的優點，取長補短，與之和平共處。
如果，有一個民族雖然物質能力很強，但是沒有道德标準，奴役欺淩弱小而不知節制，那麽我們便不認爲他們是文明，應該鋤強扶弱，并保護自己。
馬大師沒有提到有道德而無生産力的民族，因爲在新學的哲學理論中，這種民族不可能存在，現實中也确實沒有。
也隻有在這一套華夷之辨的哲學觀下，白明修才能夠支撐起大明的新朝貢和外交體系，依附于大明的國家爲朝貢國，而被大明認可的則是邦交國。當然如果嚴格按照馬大師的理論去卡，沒有哪個國家夠格成爲大明一般的文明國家。
當然這一切的理論之下，還有一層潛邏輯既然你們這些國家都不夠格跟我大明爸爸平起平坐，那還是老老實實地叫爸爸吧，爸爸會好好地疼愛你們這群兒子的，做人有什麽好，做我大明爸爸的狗不好嗎？
收服全體地球成員國做朝貢國是一種什麽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