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姬慶文身邊，不就有個崇祯皇帝安插的眼線——李元胤嗎？有此人在自己身邊暗暗地聽牆角跟，皇帝知道自己同徐光啓談話的細節，那也就并不奇怪了。
想到這裏，姬慶文已是不寒而栗，靈機一動，趕忙扯謊道：“唉！皇上，也不知是哪個耳背的，竟把臣同徐閣老之間的話給聽岔了。我們說的不是什麽‘姬黨’，而是‘帝黨’……我們的意思，是說臣子結黨營私那是不對的，隻有緊密團結在以皇上您身邊，結成唯一的‘朋黨’才是正确的政治立場。而這個‘朋黨’，不就是‘帝黨’嗎？”
“姬黨”和“帝黨”還真是一字之差，讀起來的口音也是十分相近，姬慶文這麽解釋倒也并無不可。
可崇祯皇帝性情多疑，對姬慶文這樣的解釋，他并不十分确信，眼睛一斜，問道：“哦？你能有這樣的忠心？莫非是朕錯怪了你了？”
溫體仁剛才在姬慶文這裏吃了虧，立即就擺出一副黑臉包公似的嚴肅神情，說道：“皇上，姬慶文分明是巧言令色。君子群而不黨，姬慶文結交内閣重臣，經營私黨，分明是小人之所爲，不把皇上的教誨放在眼裏。”
自打崇祯皇帝登基以後肅清閹黨以來，東林黨及第一批東林黨徒的後人結成的“複社”便成了朝中最大的文官勢力，而這股勢力的領袖雖然是在野的錢謙益，但他們選定的朝廷裏的代言人，卻是内閣首輔周延儒。
因此作爲最大朋黨勢力的首腦的周延儒大人，一聽溫體仁的這幾句話，隻覺得溫體仁并不是在指責姬慶文，而是在指桑罵槐地責罵自己。
這個時候，周延儒作爲内閣首輔大臣，不能有半點示弱，輕咳了兩聲，說道：“溫大人，你未免也太過危言聳聽了吧？我看徐大人和姬大人不過是随口玩笑而已，沒什麽好大驚小怪的。若是像溫大人你這樣，字字句句锱铢必較，那豈不是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了嗎？”
溫體仁沒想到周延儒的反擊會來得這樣迅速直接，反倒被罵得啞口無言，怔了半晌，才道：“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也不過是給徐大人和姬大人提個醒，讓他們防微杜漸，這又有
什麽錯？”
“哼！”周延儒立即抓住溫體仁的話頭，說道，“好麽，原來溫大人也知道這件事情本就落到一個‘無’字上，那你方才這般聲色俱厲的指責，豈不是在無中生有、陷害忠良、莠言亂政嗎？”
周延儒不愧是連中會員、狀元，離“連中三元”的文官最高成就隻差一步之遙的大人才。他這幾句話，就好像将無數個大帽子，劈頭蓋臉往溫體仁頭上蓋過來，讓貴爲内閣次輔的溫體仁不知該接，還是該甩。
還是崇祯皇帝向着溫體仁，輕咳了一聲，說道：“周愛卿，你方才說溫體仁是在危言聳聽，可你這幾句難道就不是了嗎？溫大人和你同朝爲官，又同在内閣行走，有話你可以好好說，又何必這樣呢？”
這就明顯是在拉偏架了。一樣是亂叩帽子亂說話，崇祯明顯是拉着溫體仁打壓周延儒。
周延儒是個精明人，當然已經體會出崇祯皇帝的心意，可他心中雖然不服氣，卻也不能把皇帝怎麽樣，隻能忍氣吞聲，說了一個“是”字。
姬慶文雖然不喜歡周延儒，然而在結黨這件事情上，他卻同周延儒站在同一戰壕之内，便連忙過來打個圓場，道：“皇上且息怒。昨天夜裏，臣确實同徐大人談了許久。不過臣也有些自知之明，同徐閣老所談的，也并不是什麽朝廷大事，而隻是一些科學技術問題。皇上要是不信，可以派人去徐閣老的府上取兩本書過來，臣昨夜同徐閣老談的就是這兩本書裏的内容……”
“哦？是嗎？”崇祯帝有些懷疑地問道。
要是尋常皇帝，聽到臣子這麽說，便不再往下追究了。畢竟姬慶文已說得有憑有據，隻要将那兩本書取來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在欺君瞞上，像這樣一下子就能揭穿的謊話，這些能當到位極人臣的人精們，是不會随便亂扯的。
可崇祯皇帝朱由檢可不是尋常皇帝。
本着一顆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科學精神，崇祯皇帝招來一旁伺候的太監道：“你，這就去徐光啓的府上，就說是徐閣老要取昨天晚上的兩本書，要拿來獻給朕，讓他們管家去取。别的話一句不要亂說。朕給你一刻鍾時間，去将這兩本書拿過來，超過時間你便提頭來見！”
那太監聽了一驚，趕緊磕了個頭，連滾帶爬便跑了出去。
姬慶文沒想到崇祯皇帝這麽較真，隻能言不由衷地誇獎道：“皇上，這世上
最怕‘認真’兩個字。皇上辦事這樣‘認真’，給我們臣子做出了榜樣。要是朝廷百官人人都像皇上這麽認真，何愁朝政沒有起色？何愁百姓不能安居樂業？”
徐光啓心裏踏實，便也附和道：“姬大人說出了老臣想要說的話。皇上這樣認真，别的不說，至少天下冤案能少了一大半，這也是社稷之福啊！”
周延儒在這件事上是站在姬慶文一邊的，聽姬慶文和徐光啓說得胸有成竹，他自己心裏也頗有了幾分底氣，微笑着侍立不語。
倒是溫體仁不淡定起來，一顆心“噗通噗通”地亂跳，就好像被人在胸膛裏塞上了一隻不安分的青蛙。
爲了排遣這樣的忐忑心情，溫體仁拿出一副憂國憂民的派頭來，開始同崇祯皇帝議論起國家大事來。
姬慶文在江南一隅，許久沒有在朝廷中樞活動了，難得有這樣的機會，便也豎起耳朵仔細地聽。
原來自去年年底趕走滿洲皇太極之後，朝廷用度變得更大，朝政越發難以支持。
首先是京師周邊遭遇滿洲鞑子踐踏蹂躏之後，需要大量銀兩恢複原來的橋梁、道路、莊田，這麽大的投資，僅靠鄉裏缙紳捐獻是不夠的，朝廷也需要大量撥款，支援地方建設。
其次是孫承宗這邊，需要恢複關甯防線并要同時加強喜峰口一線的防務。這一部分需要大筆銀子的供應，雖然有姬慶文的蘇州織造衙門每年輸送八十萬兩白銀進京，卻也隻能解決一半的預算投入，朝廷在這部分，每年仍需投入白銀八十萬兩以上。
以上可以算是人禍。
大明朝的天災也是不少。
現在已是九月份了，陝西、山西那邊的旱災沒有半點好轉，眼看今年秋天西北就将顆粒無收，黃河以北其他地方的收成也不好。淮河流域則逢大澇，眼看已經成熟隻待收割的水稻，被大水沖了個一幹二淨。因此大明朝上下，隻有四川、江南的年景還可以，必須從這兩處征調糧草來赈災。
而運輸也是需要成本的，從南方調集的糧食要送到北方去，又是一大筆投資。而且在征糧的過程中，也是極有學問——要是征得少了，就沒法有效赈濟災民；要是征得多了，就會會讓富庶地方的百姓活不下去，官逼民反，破壞了這些地方的生産，反而得不償失。
擺在崇祯皇帝面前的，是何等樣的一道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