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最近有讀者在書評區質疑戰前德國資産數量，我不敢妄加評斷說對錯，隻擺一下我的數據來源。根據《帕爾格雷夫世界曆史統計》（第四版，歐洲卷）第960頁國民賬戶序列cf（當年淨增資本總值）資料，按1913不變價格計算，1900-1913年這14年間德國淨增加資本918億馬克，按照馬克與英鎊22:1的彙率，折合英鎊爲41.7億。同時，考慮到在賬目處理上固定資産的攤銷年份一般爲12-15年，姑且按14年攤銷計算，意味着正好攤銷一遍，将這個數字還原回去，1900-1913德國資本投資總額在83億英鎊左右。這還僅僅是1900-1913這14年的投資額，在1900德國已是世界第二強國的前提下，1900以前的資本基礎隻多不少。另外，一戰基本沒有涉及德國本土，德國經濟基本上是完整保留下來的，1914-1918是另一個工業投資高峰，工業資本總量飛速增長，但因爲戰争緣故，沒有确切統計數據。當然，83億不見得完全是工業領域的，但哪怕打個折，也很容易超過40億英鎊。
因此，對“所謂1919年協約國估計德國工業資産總量不超過40億英鎊”的觀點我深表質疑，不知道能否列明具體的書籍或者論文來源，如果僅僅是論壇或者網絡上的觀點，很難令人信服。
另外，北方集團在歐美金融市場賺錢主力不是靠股票，股票不但容量有限而且有很多限制，北方集團主要靠期貨、外彙和黃金市場，這幾個市場的容量大、流動性高而且限制性少。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了解一下，上海、深圳股票市場一天1000個億的成交量算是很高了，而上海期貨市場光螺紋鋼期貨一個品種交易量大的時候一天就有400萬手（每手交易額算3.5萬），約1400億的成交量。因爲期貨、外彙、黃金等都是t+0交易，一天理論上可以交易無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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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民國三大考，當然是這幾年逐步形成的一種社會風氣。第一考是每年9月的公務員考試，中央各部、各省都要舉行公務員考試，雖然取消科舉很多年了，但鯉魚跳龍門的念頭從未在民間斷絕，若說老百姓對政府近幾年施針最好的印象是什麽，公務員考試絕對排的上前三。滿清廢除了科舉，從内容來衡量自然是不錯的，但因爲阻止了士紳進入官僚的途徑，遭到所有知識分子的摒棄，公務員考試卻是結結實實與做官聯系在一起的，豈能不引起人們的趨之若鹜？說到底，大家追求的隻是考試做官這個相對公平的方式與跻身官場的快速捷徑，對于考什麽内容大可以商榷。哪怕規定考甲骨文，用不了幾年，中國就能形成甲骨文研究**。
第二考是每年6月的升學考試。初等小學升高等小學，小學升中學，中學升大學等各類升學考試全部安排在這個時節，哪怕在發達城區推廣6年普及教育，也至少有40%的學生會被考試刷下去。單純的升學考試已是時人關注的焦點，一旦升學與公務員考試挂起鈎來，那就更不得了。沒有中學文憑（或中等師範學堂文憑），是沒有資格參加公務員考試的。教育部做過測算，青年學生一路從初等小學升上來，差不多1000個裏隻有1個才能升入大學，當然是當之無愧的天之驕子，能通過這座獨木橋順利前行的，自然是升學考試的功勞。好在中華民族應試能力之強是出了名的，對于從上到下的考試，所有人都認爲公平、公正。
第三考不是國家機關正式組織的，而是一種自發形成的現象。民國正式成立以後，每年3月份北方集團各成員企業都會進行技術比武和招工。考試主要出于兩個目的，一個是在北方集團體系内建立工人技術等級制度，每個工人都要按照工種進行評定。這是北方集團參照軍隊軍銜制度以後精心定出來的，每個工種均分爲1-9級，1級最低，9級最高，學徒則是預備級，級别與年資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能力。在北方集團體系内，不但薪水、福利與等級直接挂鈎，在社會地位、榮譽等方面，高級别也具有優勢，級别多少通過工作服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像有些車床九級工，可以在不借助精密測量儀器的情況下，單憑眼力和感覺将零件加工誤差控制在0.1毫米左右，端的是十分了得。在北方集團内部有句順口溜，“做到九級工，給個縣長也不換”，九級工的薪水是縣長薪水的3倍，集團按照技術專家的标準給予獨棟2層小樓居住，外出時可以申請專車。自然，九級工的頭銜也不是那麽好拿的，北方集團内數百萬的工人隊伍，擁有九級工的還不到3000個，這還散布在全國各地。而全國縣級以上的官員卻有一萬多個，從稀缺性的角度來說，還真是給個縣長也不換。
除了内部定級以外，北方集團還面向外部招考，每年的招聘工作就是通過3月份的招考來實現的。于是乎，如同學子趕考一樣，凡是有點想法，有點追求的工人都會在這個時間點赴北方集團的招考。 北方集團待遇之優渥、發展前景之好是出了名的。薪水待遇隻是一個方面，除此以外的方方面面更是讓人眼紅心熱，工作滿1年就可以進入工人專屬住宅區，一般稱某某新村，裏面集中供電、供水，各類設施一應俱全，不僅有自己的商店，還有自己的學校和醫院，活脫脫一個小社會，每到晚上或者周末，劇院還會放電影。活在這個新村裏，所有人才明白什麽是文明生活，體會到的是尊重、尊嚴與驕傲。
企業辦社會在曆史上是被否定的，但在眼下的民國，這套體系被所有人叫好，構成了秦時竹政權的堅實基礎。爲什麽全國上下包括知識分子在内的所有人都說沈麒昌、禹之谟等人的好話，都贊揚他們的功績，原因就在于此這個企業辦社會的套路。北方集團不是爲了幾個人或者一些人發家緻富，而是真真切切爲這個國家在考慮，将更多的利益反饋給工人階層，當北方集團的工人下班後能看電影、逛商場、洗熱水澡的時候，别的企業的工友說不定還在繼續幹活，這種鮮明的反差隻會激勵他将工作做得更好——不好好幹活，怎麽對得起這份待遇？
一個人或許當不了官、成不了知識分子，因爲這需要天賦，但當好一個工人卻容易得多。在這樣樣闆效應和對比之下，每年北方集團的工人招考就成爲所有人趨之若鹜的地方，高門檻帶來的是高效率。表面上看北方集團在企業辦社會的時候投入了大量金錢，可也通過了效率提升獲得了額外的發展空間，更融洽了勞資關系，在北方集團裏，磨洋工、偷奸耍滑是沒有市場的，在享受優厚待遇的同時，每個人都在拼命工作。因爲，每年北方集團招考，都是10個甚至20個工人競争一個位置，好中選好，優中選優。即便進入了集團體系，也不意味着萬事大吉，集團還有末位淘汰制度，連續兩次排名或者總計三次排名最後是要被毫不留情裁撤地，這也意味着被逐出工人新村。
通過招考擠壓與人才流動，北方集團還形成了溢出效應，使得外部企業成爲北方集團熟練工的培養基地。用時髦的段子來概括，每個工人，“要麽是在北方集團上工，要麽是在準備去北方集團上工的路上”，迫使北方集團以外的資本家也不敢過分壓迫工人，原本租界裏、開放口岸洋人辦的血汗工廠難以爲繼，就連在香港工作的工人，都想方設法要回來。隻有在這樣的工廠裏，才真真切切覺得自己像個人。
在社會保障法案正式通過以後，北方集團立刻發表聲明表示擁護，精心遴選出30餘家全資企業參與試點，并明确提出在5年内建成惠及所有在職員工（指試點企業）的社保體系。一想到滿臉油污的工人階級也要和受人尊敬的政府官員、教師一樣享有醫療、養老保險時，所有人都是按耐不住的高興——這當真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同樣，當年的招工考試競争就更激烈了，進去以後不僅意味着現在有了保障，将來都有了保障。
實際上，企業辦社會也直接推動着北方集團自身的發展，住房、馬路等市政建設需要水泥、鋼材，水電需要設備，運行在新村内的當當車需要交通工具，這些反過來又促進了集團體系内提供這類産品的企業發展。工人獲得較高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又通過消費還原爲集團的自我市場，數百萬的工人，幾千萬工人家屬所形成的消費市場還是異常可觀的，除了對工業産品的需求外，他們關于餐飲、購物、娛樂等方面的需求又刺激了商業的發展，并帶動了房地産的提升，畢竟工人新村除了工人住宅的産權歸于集團外，其他規劃好的公用設施和消費中心都是商業化的。與後世單純企業辦社會還有點不一樣，多少考慮了商業運作與資産升值。
其實，工人新村對城市而言，相當于又形成了一個“租界”，但這個租界與原城區不是畸形寄生的關系，而是良性互動的産物，它提供了一種較高的、具有示範效應、惠及較多人群的文明生活水平與方式，同時又沒有外國租界中的民族壓迫與歧視。至于貧富差距帶來階級壓迫，在沒有人身依附的前提下，階級對立在這個區域内并不是重點，更何況貧富差距本來就是先天存在的，工人新村的目的并不是對此加以改造。
對工人新村的經營事實上如同對産業的經營一樣，同樣是個先投入後産出的過程，用秦時竹的話說，既要算經濟賬，更要算政治賬。從第三考的盛況來看，已經成功了，而且在向外傳遞。張謇的大生集團在南通仿效工人新村開展了大生新村的建設，周學熙、簡家兄弟等一流資本家，也提出了希望納入工人新村一體建設的要求。
也許，在秦時竹的心目中，新村建設未嘗不是一條民國特色城市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