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稅制是民國三年以後在梁士诒等人的設計下逐步推動并實現的，使得民國政府第一次按照近代國民财政的原則建立了稅收分層體制。按照設置，國家總體稅收劃分爲國稅和地稅兩類，其中關稅、鹽稅等大宗是全部劃給中央，而類似于屠宰稅、酒席稅、車牌稅等小稅種或者礦稅這種因地制宜的稅收都全部劃給地方，而營業稅、所得稅、田稅等普遍性稅收由中央地方按照7:3的比例分享。這個比例的确定，有力地改變了清末地方對中央稅收的抵制與截留，因爲地方政府必須經地方議會同意才能用錢，而國地稅分成比例是固定的，地方要想多用3元錢就必須向中央先交足7元才行，既沒法隐瞞，也沒法拖欠，除非地方不想用錢，可這樣一來公務員工資發不了，二來民生事業又完不成，還是會被問責，因此稅收的準确性日漸提高。當然，地方稅收還分成2塊，省政府（或者是設區的市政府）可以分得地方留成部分的30%，用于本級開支，其餘70%由縣（區）支配。
這個稅制的意義本身不在于創造稅源，而在于劃分中央與地方各級之間的關系，更在于保持中央地方兩級的相互制約——各地隻有完成了中央稅收的上繳，才能同步動用地方财政，這是中央對地方的制約；而因爲分成比例的固定，中央不能随意對地方加派稅收，隻能遵守分成協定，不至于搜刮太甚，這又使得地方對中央也有所制約。
中央拿7成的大頭也不是這麽好拿的。按照收支相抵的原則，全**隊全部是中央财政負擔，駐軍不得向地方索要半分經費，有力地避免了軍閥割據與軍人幹政，民國以來軍費浩大，中央把這一塊攬了下來，各地都大大松了一口氣；各地議會、各地司法機構的運作與人員經費都由中央負責，有效保障了立法、司法獨立，可以有效監督行政權；在各類基礎設施建設中，譬如鐵路、公路、港口、水利等等，資金一律由中央投入，地方一般以勞力、土地入股；在教育體系中，高等以上教育中央全額撥款，中等教育中央地方七三開承擔，初等教育中央地方五五開承擔；原來對外賠款都是向各省攤派的，稅制改革後一律由中央承擔；原來各地爲了興辦新政、填補财政窟窿而大規模舉債的，稅制改革以後也基本由中央承擔。
一句話，稅制改革後中央收的錢當然不少，但承擔的責任也大了許多，各地方反而能夠輕裝上陣，可以有效辦一些造福桑梓的好事，在地方議會的監督下，貪污腐化的事情也減少了不少。事實上，民國三年以後，從地方到中央在财政方面普遍松了口氣，一方面得益于工商業的迅猛發展，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國際環境的改善，德國的、日本的、俄國的、奧匈的賠款紛紛取消，英法的賠款也一直拖着不給。
教育次長蔡元培的問話差不多代表了在場所有閣員的心聲：“按梁總長的意思，是不是隻要國民經濟能實現200億左右的額外增長，政府财政就可以承擔？”
“對。就是這個道理。”梁士诒想了想，覺得還可以說得更謹慎一點、更圓滑一點，“在頭三年，可能因爲投資剛剛下去，增長不到這個數字，我們可以适當發行債券，等将來遠遠超過200億規模時再将債券回收，隻是額外多付一些利息罷了。财政部認爲，在當前的形勢下，追加發行10億元長期建設債券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以承受的。”
長期建設債券是目前中央政府唯一發行在外的債券了，除此之外其他因革命、戰争而起的臨時債券早就一一還清了，雖然長期建設債券的規模一直都比較大，但考慮中國百廢待興、百業待舉，再追加10億也不是什麽了不起的大事——當然，這回北方集團是不會來認購了，甚至于從前認購的債券也要置換一部分出來獲取現金用于設備購買。不過梁士诒對這個是不必擔心的，長期建設債券年息高達5%，而且一直非常穩定、及時地還本付息，再加上華元币值的穩定，在上海交易所裏可是堅挺得很，每天的換手量都異常客觀，10億元市場完全承受得起。事實上，在民初袁世凱當權這麽困難的情況下他都能把債券發出去，現在這麽好的局面，梁士诒一直都覺得政府債券發少了，認爲唐紹儀執政在經濟和财政方面太過于保守，太過于求穩，延誤了國民經濟發展。
現在，全場關注的焦點都彙聚到唐紹儀身上了，衆人都認爲，既然民間投資基本落實，政府投入也差不多能夠支撐，那麽反對一五計劃最大的理由便不存在了。當然，唐總理或許有别的話說，畢竟大家剛才隻是聽了一面之詞，雖然大有觸動，但仍然認爲很有聽取不同意見的必要。
現在唐紹儀腦子裏已顧不上拿破侖不拿破侖了，他腦海裏翻江倒海一般，終于意識到了自己在這個問題上錯在哪裏——他的眼睛隻盯着投資與政府支出，算來算去覺得這100億的投資太過于駭人，卻沒有想到，經濟發展以後，稅收也會跟着上來。他仿佛又回憶起秦時竹剛剛掌權的時候，不顧絕大多數人的反對，毅然決然地将各地厘金清掃一空，原以爲财政即便不崩潰也要奄奄一息，沒想到居然在渡過幾個月難關之後又活了過來，甚至發展得更好。他甚至不無自嘲地想，自己是不是老了，連這麽淺顯的道理都繞不過來呢？
他艱難地擡起頭，發現四周都是注視着自己的目光，在一片熱切中，他慢慢說道：“方才禹次長和梁總長分别從資金投入的角度回答了整個‘一五計劃’的問題，他們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他們說沒有問題，那就一定沒有問題。因此，我最大的顧慮也打消了，我願意贊同這個計劃。”
閣員們一片喜形于色，雖然大家對唐紹儀這麽快就表示贊同表示有點錯愕，但想來想去覺得計劃确實非常有道理，先發展再收稅，不就是個良性循環麽？好幾人都暗暗松了口氣，他們生怕唐紹儀一條道走到黑，梗着頭硬要杯葛這個計劃，那不但是不智，而且近乎政治自殺了。誰都知道，民國不但在憲法體制上是總統制，真正掌權的也是總統。
梁士诒有點失望，沒想到唐紹儀這麽快就掉頭了，原本他還等着下一步質詢呢。其實，先發展再征稅的道理他并不是沒有和唐紹儀講過，但後者擔心這擔心那，不太聽得進去。看着唐紹儀通紅的老臉，他暗暗冷笑，好嘛，我和你磨破嘴皮子說半天你不理，總統開會說幾句就掉頭，真是敬酒不吃吃罰酒！隻是，他并不知道唐紹儀現在心思根本就沒有全部放在計劃上，他還在盤旋拿破侖的事情呢。
秦時竹微微一怔，唐紹儀的做派，梁士诒的作風他當然是清楚的，但内閣就是這樣，所謂一團和氣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相互制約才是真正的政治邏輯，隻是唐紹儀這麽快改口，讓他有點始料不及。他開口道：“其實，唐總理顧慮的很多方面，也是我所顧慮的。從100億的投資來說，每年200億的新增經濟規模似乎很一般，但從經濟基礎而言，目前國家經濟規模也就是300多個億的水平，3年要新增6成，難度還是非常大的。”
在真實的曆史上，日本直到1919年才在gnp上第一次超過中國，差不多也就是160億元左右的水平，其中農業（第一産業）仍然占據了近25%的比重，中國在人口上的巨量優勢使得日本通過明治維新50年的發展才依托工業規模壓倒中國，相比之下，中國農業構成了60%以上的經濟比重，而剩下40%中手工業又占據了至少7成以上的經濟規模，換而言之，中國近代工業隻有20億左右的規模（不包括外資企業經濟規模），差不多正好是日本的零頭。
北方集團橫空出世以後，一個集團便爲中國增加了50億的規模，而在北方集團的帶領下，特别是确保了政權穩定、減少了對外出血後，民族資本獲得了蓬勃的發展，差不多又新增了100個億。日本雖然受到了中國的打擊，原本一戰的利潤又讓中國搶去了不少，但得益于中國經濟的起飛，通過經濟互補，日本的經濟規模還是頑強發展到了160億的水平，在近代工業領域，就總體規模而言，兩國幾乎是半斤八兩。日本的優勢在于工業門類全面、技術相對先進，而中國的優勢在于個别産品具有世界優勢，工業門類雖然不全但總産量高。而一五計劃就是爲了改變這個局面而拟定的——中國不僅要在量上超過日本，在技術和産業結構上也要優于日本，沒有壓倒日本的經濟，就不會有壓倒日本的政治，更不會有壓倒日本的軍事。
這才是總體戰時代的國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