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确實有點古怪，但總統既然定了調子，大本營聯軍人爲主的格局自然就造成了事實上的狀況。
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樣的決定有些不符合流程，因爲，租界雖然涉及日本，但就情勢而論，屬于内政事務，浙江省政府也是緊急電文直接拍往總統府和國務院的，按照軍事和行政互不幹預的權利分配，原本不該在大本營聯席會議上讨論，更不該在這個上面定了調子——雖然有不少内閣成員出席會議，但不見得就是手續完備的政府決策流程，起碼，總理辦公會議還沒召開。
但是，換個角度來理解卻又是異常合情合理的。中日雖未宣戰，但卻是不折不扣的戰争狀态，按照國家安全法和緊急秩序法令，在處于戰争或緊急事态下，大本營聯席會議握有決策全權，日租界的事情，雖然看上去遠離戰區，但卻是對日關系不可分割的關鍵一部分，是對日一盤棋的有機組成，以聯席會議的形式讨論，不僅應該，而且必要，在實質上是無可指摘的。
而且，文官以唐紹儀爲首，對這種*的政策也是持首肯态度的。唐紹儀目前的地位已經受到了衆人的公認和擁護，在山東之戰後，政府威信大漲，張趁勢提出辭職，秦時竹考慮再三，覺得時機已經成熟，同意了這個請求。議會先是選舉了唐紹儀繼任國務總理，随後又選舉張出任副總統，完成了權力交替。唐紹儀本來就是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清末又是統轄一方的大員，行政能力超過張少，以前還因爲袁世凱縛手縛腳不能施展，秦時竹既給予他充分的信心和支持，他工作起來便得心應手，上上下下的條理極爲順暢，原本有外國觀察家認爲張職将會帶來中樞地巨大混亂，結果隻不過熱鬧了2天，第三天開始就恢複了平靜，足見唐紹儀的手段。
和張主溫和主義不同，唐紹儀在骨子裏是強硬派，清末出使美國就是爲了構建中美德三角同盟應對英日同盟，因此在對日政策的立場持較爲強硬地态度，雖然不如秦時竹堅決，但比起一動就害怕的張而言，那是大踏步地向前了，針對拱宸橋事件，他提出了“唐四條”
第一，日本租界當局承認錯誤，公開道歉，并負責賠償受害者的一切損失；
第二，日本方面交出草菅人命地警探交由中方審判，爲示公平，日本可以派員出席法院；
第三，日本方面應嚴格承諾取締轄區内黑幫、流氓勢力，打擊一切犯罪分子；
第四，日本應保證租界不會成爲危害中國的非法之地。
對着四條，全體一緻擁護，認爲有理有力有節，既表達了我們嚴正的态度，又沒有動用武力解決問題地迹象，說明了中國政府的誠意。
“少川兄方才提了。我以爲極好。但是有一點提請各位注意。鬼子是死不悔改而且抵賴成性地。對着四條。我認爲一條被接受地可能性也沒有——當然。這不是說各位在做無用功。隻是提醒我們要另做打算。多一種準備。以防萬一。”
“我明白複生地意思。”無論如何。唐紹儀當年在奉天是秦時繡地頂頭上司。現在雖然地位有差異。但兩人間地交情并未改變太多。秦時繡也沒有因爲唐紹儀過去地地位而在任命其擔任總理上有什麽特殊地情緒。唐紹儀也不會因爲過去管着秦時竹而現在反過來而産生任何不平衡地想法——事實上。在真實地曆史上。卸任總理多年以後。唐紹儀在廣東當地一個縣城當了知縣。亦沒有任何地失落感。這是一個行政動物。做官是爲了施展抱負。總理也好。顧問也好。在唐紹儀心目中都是大展身手地舞台。
時竹地題外話。抗戰初期。唐紹儀因爲被懷與日本人有所勾連而被暗殺。當時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一點。但時竹以爲。以唐地個性。很有彼此達成‘諒解’地可能。這固然是唐地不是。但反過來又是唐紹儀一脈相承地必然政治。而且。時竹認爲。假設真有唐紹儀與日本勾連地後果發生。注定是不會持久地。以唐地個性忍受不了汪精衛地屈辱。因此。除了被日本人鸩殺以外。唐紹儀在這條“可能”地出路上找不到出口！）
唐紹儀可是比張地經驗豐富許多。他當即明了秦時竹地言下之意。否則。今天也不會在大本營聯席會議上提出這個棘手地
但有些話。讓秦時竹說是不恰當地。還得由他唐紹擔子。他道：“兄弟以爲要備有交涉地一手。還要備有強制解決地一手。30年前。兄弟那會還在朝鮮。就與鬼子打過交道。深知彼等是如何狡詐殘暴地習性。剛才地那去交涉。九成九是行不通地。哪怕當時答應了過後也會反悔。沒有強硬地後盾。特别是沒有強大地武力支持。日本人是不會低頭地。
所以強制解決必不可少。至于如何強制法。當中又有不小學問。放在杭州這個地方。兄弟以爲。還有一個因素需要考慮——當地對中央地命令是否如實遵照執行。自鹹同年間發撚相繼起事後。中央對地方控制每況愈下。尤其又以庚子年間東南互保最爲惡劣。複生統一全國後。中央政府對于南方地行政事務究竟能有多大地掌控。究竟有多少權威。還是一個疑問。這件事情便是一個很好地試金石……”
“試金石”三字出口後，會議衆人便心照不宣的笑了，唐總理的狡猾與權謀，着實不在大總統之下啊！
“我看可以這樣……”唐紹儀緩緩說出了方案，“通過秘密渠道給浙江省政府和浙江護軍使盧永祥去電，讓他們準備武力解決——先交涉，不成後由民衆‘自發’示威抗議，一旦中間有變，江浙部隊以身當之，中央給他們撐腰！”
真是妙極了，秦時竹心裏暗暗贊歎，唐紹儀果然把他要講的事情全部都說了出來，非但滴水不漏，而且還引經據典，講出了道理，果然是好把式！他連忙道，“總理的意見時竹頗爲贊賞，先軟後硬，先禮後兵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到了現在這個光景，不僅武派要打，就連文派也說萬一不行考慮武力解決，全體人員的思想便被高度統一了。秦時繡以大總統令形式拍發的手劄和唐紹儀的唐四點同時抵達事件發生區，就看前面如何拿着尚方寶劍操辦了。
解決了拱宸橋問題，接下來的關東州問題便更加棘手。不但武派自己内部有意見分歧，便是文派和武派之間亦存在着鮮明的意見差異。
唐紹儀便認爲，不管軍事上如何有利，起碼從政治上看，收回關東州的影響是極其重大的，雖然英國、俄國等各國因爲歐戰的緣故不會對于中國的相關行爲有任何譴責，反而會極力加以淡化，但關東州南部的要害就同了，不僅是日本在遠東大陸上除了朝鮮以外鮮明的、公認的擴張橋頭堡，而且是日俄戰争中日本付出巨大代價才奪取的半殖民地。這種走勢和象征性意義，決定了任何一個日本政府都承受不起失去關東州的負擔，這不僅是失掉了滿洲，連整個擴張走勢都被凍結乃至總結了，因此，鬼子必定會下大力氣死磕。
這個地方對日本如此重要，對中國而言，意義固然也十分重要，但還沒有到非争奪不可的境地。從戰略态勢上說，拿會旅大有利于鞏固京畿地區和環海灣地區的安全，但考慮到中國的海軍實力遜色并且将長期遜色于日本，這種拱衛效果并不明顯。從軍事态勢上來說，國防軍固然士氣高漲，但部隊攻堅能力不足，存在着很多的變數，絕非輕而易舉就可以拿下旅大的。最關鍵的一點，奪了旅大，日軍失去了最關鍵的樞紐點，一旦铤而走險，全面動員，必然是一場不死不休的雙輸結果。
軍事要服從政治、地方要服從中央、局部要服從整體、眼前要服務将來是秦時竹一貫的要求，在大本營聯席會上，他也是這麽交代的，“關東州要不要打？要打，要不要狠狠打？當然！非此不足以震懾日軍，不助于迫使鬼子承認我們已經在戰場上獲得的東西……但是，事情有輕重緩急，關東州的地位不是一天形成的，我認爲也不可能一天就解決所有問題，我們的要害在于，既讓鬼子知道我們的厲害而不敢怒弄我們，又不至于讓他們铤而走險，幹出我們所不願意看的事情來。以打促談，以談促打，歸根到底一個字，我們的利益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實現最大化！有道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時竹給各位一個承諾，關東州過0年就不再是一個問題！
嘩，全場一緻鼓掌通過，有關于對日交涉最重要的兩個層面，便這樣被确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