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止住笑，秦時竹翻開下一頁稿紙說：“那我繼續說下去吧，中産階層主要是城市中有專業技能或特殊技能的人，一般收入中等，可以維持小康水平，但依然面臨着淪爲無産者或半無産者的危險，例如教員、政府低級職員、會計等等，他們一方面努力希望向上等階層靠攏，一方面又很害怕淪落下去；
資本家階層可分爲兩個部分，一個是民族資本家部分，主要是國内興辦實業的企業家和大商人，比如張謇，又比如我嶽父（秦時竹說到這裏，大家都點頭，心想，他要不是就沒人是了）……一般而言，他們掌握了比較雄厚的資本，興辦了一批産業，有一定作爲，雖然與列強之間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但依然能夠在政治上保持獨立或基本獨立；
買辦資産家部分是指與外國有比較密切聯系的企業家和大商人，他們的經濟勢力和科技水平主要建立在勾結列強的基礎上，他們雖有一定的獨立意識，但隻要列強一緊逼，很容易動搖、退卻，甚至反過頭來對付自己的同胞，他們往往從屬于一個或幾個外國主子，如果看到他們也反對列強，那肯定是和他們主子之間有仇的那一部分……他們是列強在中國的代理人，如盛宣懷等人；
民族資本家和買辦資本家之間的關系很難劃分清楚，具體到某一個人往往會變動、轉化，甚至會有兼而有之的特征，但大體區分還是比較明顯的。
本來，官僚階層是中國社會一個獨特特征，士、農、工、商的傳統分法就單獨列舉爲一個階層，但我以爲，從前的分法大都以職業爲劃分。并不能反映其經濟地位，故而讓人費解。官僚階層本身也分層，其下層，主要是供職于政府的普通職員或低級官員，無特殊技能，如衙役、捕頭等，可以劃入農民階層；中層官員，有一定專業技能。收入尚可，經濟地位與中産階層相仿，如文書、師爺等，故可以歸入此一階層；上層官員，一般地位較高，經濟實力雄厚，有一定能量，我把他歸入地主階層和資本家階層。在現實中。也常常可以看見，很多官員在朝時是官僚，在野時是地主，兩者的身份結合體現得極爲明顯，地主階層中那些窮奢極欲、腐化堕落地。往往也是這批人，因爲他們的錢财大都來自于貪污受賄，錢來得方便，花錢自然也大方。象袁世凱就是大地主，一人娶十幾個姨太太……”衆人哄堂大笑。
“官員中有部分比較開明，将自己的資産轉移到新興實業中去，由于他們掌握政權，有地位、有實力，各方面人際關系娴熟，慢慢地從地主變成了資本家。有些嚴重依賴國家政權和外國勢力，那就是買辦化的資本家。如盛宣懷，既是郵傳部大臣，又是輪船招商局的董事長。那些官督商辦的官員，比如象周學熙那樣，一開始也有買辦色彩，但逐漸逐漸演變成民族資本家了。在我們東北，禹部長就可以算是民族資本家階層出身。”
“複生兄，我個人感覺。有些人身上不僅有一種身份。甚至可能有兩重。”袁金铠說，“就拿沈先生舉例。他不僅是地主階層，同時也是資本家階層，這個您做何解釋？”
“一個人歸入于哪個階層，并不是說他和哪個階層沾一點邊就屬于哪個階層，而是看他主要的經濟地位屬于哪一個階層。”秦時竹說，“以我嶽父舉例，這些年錢是越來越多了，但地卻沒有多起來，甚至更少，因爲都用來辦實業了，他雖然也帶着地主階層的特征，但主要地經濟地位是在資本家階層。”
張榕問：“從都督這個分法來看，似乎還有按職業區分的痕迹，比如，在農業是農民和地主階層，在工業是工人和資本家階層，隻不過是成對出現，而且将‘士’這個階層取消了，您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結論大體不錯，但也存在着一些問題。比如，夏師長的丈人辦了墾荒公司，雇了一堆人開荒、種地、賣大豆等農作物，從事的也是農業，但他就不是地主階層，或者說他的主要經濟地位不是地主階層，而應該是資本家階層。他所雇傭的農民，應該算是産業工人中的農業工人。”
“都督的分法很不錯，不僅獨到而且準确，但這個分法有什麽意思嗎？和我們地黨綱、黨義有什麽具體聯系？”
“爲什麽要這麽區分，就是要探究社會不公、不安究竟産生于何處。除了清朝這一代，大家說說曆朝曆代滅亡的真是原因是什麽？”
大家紛紛讨論起來，不外乎農民起義、外族入侵、内部權臣政變等等。
秦時竹說：“中國古代，曆來就是農本經濟，多小農，即使有商人也是‘崇本抑末’，發達不起來。這麽多王朝爲什麽會亡，我看根本問題就出在農民身上。清朝有句話我覺得說得不錯，‘清之天下，非得自于明，而得自于流寇’，是李闖王打進了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可李自成爲什麽會造反？中國的老百姓不到活不下去，是不會造反的，‘官逼民反’時早已是‘苛政猛于虎’了。”
“據明史記載，主要是陝西大災，明廷不但不減稅，反而繼續加派賦稅，百姓苦不堪言，所以才紛紛起來造反。”左雨農說，“特别是爲了和滿族開戰，加派三饷尤爲苛刻。”
“這隻是表象，中國曆代的興亡，其實可以從土地兼并上找出原因。每個朝代前期，土地兼并之風還不是那麽厲害，故而天下可得安生，中期以後，土地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賦稅卻越來越加于農民身上，地主大都有權有勢可以不繳納，而農民就隻能饑寒交迫，他們無奈之下，或者逃亡，或者依附于地主。但朝廷地賦稅是不會減少的，這些空額就隻能由其他農民繼續承擔，好比一村本來有100戶納稅，後來變成了50戶納稅，納稅的人少了，稅額不少，等于每戶的份額就多了，更加刺激其餘地農戶流亡，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是天下大亂，造反蜂起，然後就是打仗、死人。待建立一個新的王朝後，人口減少，有些地主死于大亂，他們的田地又可以重新分配，這個兼并的矛盾暫時得到緩解，等太平日久，又開始新一輪的兼并，然後再大亂……如此周而複始，形成一個怪圈，每個王朝開頭都是政治清平、社會安甯、百姓可得溫飽，到末期卻都免不了民不聊生……”
“都督的話真精辟。”左雨農不好意思地說，“我原來總以爲是開國皇帝知道百姓艱辛，故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然而他們子孫不像樣，所以天怒人怨……”
“從都督這個意思來說，土地兼并是治理不好的喽，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再世，是不是面對崇祯末年這種情況恐怕也無能爲力？”袁金铠問。
“一個好皇帝和一個壞皇帝相比，總歸對人民是有所好處，如果崇祯末年李世民爲帝，明恐怕不會亡得那麽快，但人終究有一死，李世民的子孫不可能都象李世民這樣能幹、英明，這個王朝總有亡地時候。”
“所以我們要實行共和、憲政，傳賢不傳子，可以保證天下安甯。”張榕感歎道，“沒想到爲什麽要革命這個道理經過都督這麽一說，變得如此清晰。”
“我說這個，主要目的還不是爲了解釋革命。”秦時竹說，“你們注意到沒有，各大列強自己也有農業，也有農民，他們也有土地兼并，爲什麽他們就不亡國呢？”
“主要是靠掠奪我們，且不說鴉片戰争，光甲午一戰，賠了小日本二萬萬三千萬兩白銀，一下子就等于日本本國近十年的賦稅收入，辛醜條約賠得就更多了。”
“不完全對，列強之所以發達，之所以不怕土地兼并，是因爲他們發展了實業，或者說工業。”秦時竹認真地說，“一國的土地終究是有限的，這個不大多得起來，但人口卻是年年增加，大家如果都擠在一起弄飯吃，遲早要出亂子。你看現在無業流民這麽多，就是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幸虧現在革命，如果還象洪秀全一樣，登高一呼，萬衆響應，這些流民就會都投身進去，造成的破壞力相當驚人。發展實業，就可以吸納衆多的勞動力，一方面減輕了社會壓力，另一方面也創造了大量地财富。試想，一個占地一千畝地煤礦，如果是農田，那五十戶人家耕種還是緊巴巴的，但這麽大地煤礦如果用來挖煤的話，起碼得雇5000人才夠；又比如一塊20畝的荒地用來開紗廠，可以吸納1000以上的工人，創造的财富何止種田的千倍？全國除了我們東北還有西北，哪裏還有多餘的地方讓農民開墾？時間一長，天下又得大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