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德皇威廉二世急切希望同協約國陣營“最薄弱的一環”俄國議和，以便将東線部隊全部抽調去西線對付協約國。然而，通過1917年一月革命上台的俄國資産階級臨時政府不顧俄國人民要求退出戰争的呼聲，以承擔所謂“俄國向協約國盟友答應的義務”爲由，繼續嚴令缺彈少糧的俄軍向武裝到牙齒的德軍進攻，結果導緻一連串災難性的失敗，數以十萬計的俄軍士兵戰死。
面對這樣一個“不死不降不走”的俄國臨時政府，德國轉而希望與堅持共産主義和歐洲革命的俄國布爾什維克取得聯系，以便促使俄國退出戰争。魯登道夫建議德皇允許列甯取道德國返回俄國。
當然，這并不意味着德國皇帝和将軍們成爲共産主義者的同路人。與此同時，正在中立國瑞士流亡的列甯也發現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1917年1月22日，列甯在蘇黎世人民大廈裏向瑞士青年工人發表了著名的《革命報告》，他說：“在歐洲發生的掠奪性戰争最終會引發大規模的人民起義！”
在這種背景之下，德國當局與列甯之間的接觸成爲可能。秘密接觸早在發表《革命報告》演講前，列甯已下定決心要回國發動革命，并且确定了回國行程。一條路線是經法國繞道返回俄國，但法俄是盟友，如果法國當局發現反戰的列甯進入其境内的話，肯定不會輕易放過，輕則拘禁，重則以戰犯判刑。另一條路線就是向中歐進發，經德國前往北歐，然後從芬蘭回國。
1916年12月28日，列甯提着一個不大的行李箱走出蘇黎世的住所，我們跟随他乘火車于上午10時來到首都伯爾尼。下車後他直接住進離火車站不遠的一個旅館，半個小時後，他走出旅館坐上一輛開往邊境小城福索祖爾斯方向的有軌電車。下車後，他邊走邊環顧四周，随後走進德國駐當地的領事館大樓，此時是上午12時30分。直到第二天下午16時，列甯才走出領事館。大約4個小時後，他坐上了返回蘇黎世的火車。
事後獲悉，列甯此次福索祖爾斯之行，是與德國駐瑞士伯爾尼特使馮?羅姆貝格伯爵會談，協商了兩套護送俄國革命黨人回國的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從瑞士乘坐專列前往德國，再經過德軍占領下的波蘭或經中立國瑞典進入俄國。
鑒于俄國臨時政府向瑞士提出過引渡列甯等布爾什維克黨人的要求，一旦瑞士不同意列甯等人出境的話，就采取第二套方案，由德軍總參謀部提供秘密車廂，借國際貨運專列将布爾什維克黨人運出瑞士，或者在德瑞界湖博登湖上準備好渡輪，将列甯等人接走。
魯登道夫認爲從軍事角度來看，把列甯放回俄國是一個明智之舉。……不管俄國如何不是德國的對手，隻要它不退出戰争，我們就不能擺脫失敗的陰影。在這一前提下，我們幫助宣揚赤色革命的俄國激進分子，其實就是幫助德國。
1917年2月上旬，德皇威廉二世正式批準了由德國外交部與總參謀部共同制訂的“托爾計劃”，并在計劃上批示：“以列甯爲首的40餘名布爾什維克黨人對德國有利用價值，接受他們的申請。”
俄國革命黨人被分爲兩組，分批取道德國返回祖國。1917年3月9日，以列甯及其家人爲首的第一批革命黨人從蘇黎世登上了德國專列，專列開出後不允許任何人上車，也不允許任何人下車。專列的窗戶被用黑色亞麻布制作的窗簾遮得嚴嚴實實，車上乘務員也盡量保持沉默。
幸運的是，瑞士政府并未進行任何阻攔，行程十分順利。專列進入德國後，一個名叫赫爾佐格·穆爾的德國軍官上車，給每位俄國乘客發放了一本據說是德國皇帝撰寫的小冊子，祝願他們“旅途順利，革命成功”，并專門提到希望他們回到俄國後能奪取政權。
3月12日清晨，列甯一行抵達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列甯在那裏參加了俄國移民和瑞典社會民主黨舉行的聯席會議，成立了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國外政治局，間接領導俄國國内工兵蘇維埃與的臨時政府做鬥争。
等到3月17日，列甯等人回到聖彼得堡，受到工人和士兵們空前熱烈的歡迎，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們還開來帶探照燈的裝甲車，負責列甯的警衛工作。在歡呼的人群當中，水兵指揮官馬克西莫夫邀請列甯講幾句話，列甯登上了裝甲車，發表了著名的‘面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演說……”
在得到德國将其從瑞士護送回國的消息後，埃德爾立刻就得到消息。對于列甯這個名字，埃德爾可謂是如雷貫耳，在前世有太多頭銜被戴在他頭上。記得在前世課本上可是把他說的世間罕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産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思想家。不過現在埃德爾對他最爲重視的還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創始人。
現在埃德爾的問題就是該擴大在俄國的走私貿易，争取能讓俄國臨時政府盡快垮台。因爲列甯不上台，怎麽能夠顯示出羅馬尼亞的重要性。到時候唯一能能夠在東線給同盟國找麻煩的，就隻有羅馬尼亞。爲了拉攏羅馬尼亞完成背後一擊的協約國，條件将會比現在要高的多。
不過這一切的關鍵都必須要列甯上台才行。要是他不上台停止同德國的戰争，那麽英法都不會重視起羅馬尼亞的作用，至于美國軍隊的表現，協約國上下包括美國人自己都不太有把握。
想到這裏埃德爾叫來一名侍衛。“将侍衛長叫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