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豈能不怕楊儀利用職權，找茬收拾他？諸葛亮早應想到魏延必定是不甘心束手就擒，與其讓人收拾還不如拼個魚死網破，到頭來還是被諸葛亮定計害死，諸葛亮對魏延可謂用心良苦，郁郁一生的魏延可說是三國中第一大悲劇人物。
魏延對蜀漢是忠心不二的，而且曆史中劉備對其是相當器重的，可以說遠勝過趙雲，是被冤屈了，這個史學家已經證實了，魏延後來的謀反實是誣陷，因爲他和楊儀兩人的“窩裏鬥”，蜀國内部最後調查出了事實，所以才以“公侯”的禮儀厚葬了他。
或許許多人不解，爲什麽諸葛亮要置魏延于死地？
這要從第五次“北伐”說起，那時諸葛亮求戰不得，進取不能，卻在五丈原前僵持着，他所等待的，不是尋找機會同司馬懿率領的曹魏主力進行決戰，也不是另辟蹊徑，避開司馬懿主力奪取武功這一戰略要地，更不是等待曹魏方面發生内亂好加以利用。
當時他積勞成疾，日漸沉疴，但不是令他措手不及的暴病，按照常理，應在疾病沉重時立即撤軍。兩軍作戰中最忌諱損折大将，更别說三軍統帥，這很容易造成全軍覆沒。
查遍古今中外軍事史，除了諸葛亮，再沒有久病軍營，一定要安排到死後才撤軍的三軍統帥。
病榻上，諸葛亮有足夠時間整理心思：西蜀以弄得民窮财盡，自己身體和國力都不允許再進行第六次“北伐”；不“北伐”就失去了常駐漢中勉縣的理由，須得班師回成都。
返回成都後，皇帝與權傾朝野的重臣之間，本來就存在着明争暗鬥、難以逆料的變數，更何況九年中輔政不歸，排斥打擊涿郡籍、益州籍官員将領，五次“北伐”五次失敗的責任，軟禁皇帝劉禅等，都會遭到殘酷無情地清算。
這不是小事一宗，是關乎身家性命以至于三族命運的關天大事。他隻有一條路可走——死在任所，以人格的自我完善，掩蓋已經暴露必遭清算的責任。不誇張地說，五丈原前，諸葛亮是在等死。
臨死時侯，諸葛亮沒有忘記荊州藉派系的前途命運，這同他名譽地位以至身家性命以及三族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自知在他身後，除了劉禅外，魏延已經沒有了制約。如果由魏延掌握至爲重要的軍權，因爲所受的窩囊氣太多，他會利用手中軍權加以報複，首當其沖的則是他的家族以及荊州籍官員。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諸葛亮不是傻瓜。所以病逝前召開軍事會議，排除了首先應該參加的副帥魏延，隻召集“長史楊儀、司馬費祎、護軍姜維等”安排他死後的軍事調度。
排斥最應該參加軍事會議的副帥魏延，當然具有鮮明的陰謀性質。果不其然，會議安排楊儀率領大軍秘密撤退，安排魏延率部斷後。
同時作了最壞打算：若魏延不肯服從，就别理會，别影響大軍撤退的既定安排。顯然，這次軍隊調動中，他沒有說服魏延協同撤退的打算，而是不惜分裂不顧後果地算計着魏延。
會開完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進行時候，才派費祎通知魏延。聽到諸葛亮病逝楊儀領軍的魏延，氣勢洶洶地說道：
諸葛丞相雖然死了，我還在呀！相府官員可以送靈柩回去安葬，我率領諸路大軍攻擊司馬懿率領的曹魏軍隊，怎麽能夠因一人之死而廢棄北伐！更何況，我魏延何人，怎麽能聽從楊儀指揮，給他做斷後将軍！
同時扣押了費祎，脅迫其聯名發出截然相反的軍令。費祎不愧是荊州籍中的佼佼者，見大事驟變，虛與委蛇，在聯名簽署軍令後，表示願意爲魏延說服楊儀交出軍權。誠實的魏延相信了費祎，使得費祎能毫發無損地脫身逃回。
這是一場貨真價實的軍事政變，雖然不是針對蜀漢政權的謀反，也是針對代帥楊儀的奪權。此時的魏延已十分狂躁，長期遭受排擠打壓的怨氣，沒有因諸葛亮的病逝稍有渲瀉，更爲楊儀領軍而惡氣攻心，他的這一不尋常做法，犯下三個緻命錯誤。
其一，魏延對形勢缺乏基本估計。本來，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曹魏，就是窮兵黩武、一意孤行的舉措。西蜀小國寡民長期遭受戰争水火的蹂躏，苦戰厭戰反戰的情緒由來已久。
諸葛亮一死，将士思歸情緒潛然隐藏于舉哀的背後，人心思歸不可阻擋。在這一非常背景下，欲再發兵與強大的曹魏交戰，已經完全不可能。
也許魏延隻是說一說氣話，僅隻是說說而已，但這種氣話傳出去之後，魏延已經同西蜀十萬士兵切身利益嚴重對立，空前孤立的孤家寡人，什麽事情都不能成功，失敗命運已必至無疑。
在楊儀、魏延矛盾激化時，惟一能夠緩解、協調這對矛盾的，是成都中樞。此前，兩人都有表章飛奏朝廷，相互指責對方“叛逆”。
毫無權力的劉禅，隻能服從把持朝政的荊州籍朝臣。在情況完全不明的時候，荊州籍朝臣本無從盲目表态，穩妥的辦法，是命令雙方脫離接觸，規定出各自不同的回軍路線，将軍隊帶回漢中再調查處理。
然而，良性的處理意見并沒有産生。按照陳壽的認識，是因爲魏延“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的缺點，終造成同僚“當時皆避下之”這一表面和諧，實則過分緊張的關系。
緊張關系在關鍵時候起了重要作用，西蜀高級官吏董允、蔣琬等，像押寶一樣“保儀疑延”。依陳壽眼光，這是情緒化處事方式促成的錯誤判斷。
然而蔣琬、董允等長期從政，久曆宦海，大事當頭，不會愚蠢沖動到這樣沒有理智。魏延畢竟是西蜀舉足輕重的幹城，況且又領兵在外，變數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