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焉的進言無疑是加速了漢帝國的崩潰，因爲劉焉自己本就有不臣之心，想獲取更大的權力，而這無疑是取得更大權力的光明之路，但也爲漢帝國的覆滅之坑深挖了三尺。
話題轉回來，各地豪強地主得到了募兵的權力後，就開始大力建立屬于自己的私人武裝，當然，大部分人應該都隻是爲了保護自己的财産宗族，而不是爲了造反。
有漢一代，豪強地主的勢力一直很大，但是到漢末時，無疑已經是大得吓人了。開始說了，據後世統計漢末應該是五六千萬人以上，但是漢朝官方的統計一直隻有2000萬納稅人口，剩下的幾千萬人哪裏去了？
都被這些地方的豪強地主吞沒了。這些大地主擁有大量的土地，土地需要人耕種，因此會招募佃戶，而佃戶隻需要向地主交納地租，不納入朝廷稅收的征收對象。
而這些士紳地主也是不需要向朝廷交稅的，而且土地兼并也導緻了漢朝的稅收大量減少，從漢武時期的八十億每年下降到了漢末的每年二十億左右。
這些豪強地主除了控制土地和人口，還逐漸控制地方人才的推薦與選舉，門生故吏到處都是，這就形成了漢末的門閥。
當時名動天下的門閥，像袁紹袁術兄弟所在的袁閥，楊彪楊修父子所在的楊閥，許邵、許靖兄弟的許閥等等，可謂是門生故吏遍天下，勢力之龐大，令人咋舌。
舉個例子，當時徐州地區有一個糜氏家族，就是三國演義中以妹嫁劉備的糜竺、糜芳兄弟所在的家族，這是一個普通的地方門閥，已經數代沒有人出仕了，徐州像這樣的地方豪強還有好多家，像趙昱所在的趙家，陳珪陳登父子所在的陳家，曹豹所在的曹家，都不比糜家勢力小。
但就是糜家，以妹嫁劉備時，陪嫁的物品裏面，居然包括三千精壯家丁，據說這就是劉備後來的起家部隊。因此，門閥勢力之大，已經不是後世人所能夢想的了。
這些門閥，後來很多都成爲了各地割據勢力的組成部分。像袁紹、袁術、曹操、公孫瓒之流，本來就是門閥子弟，而諸如劉表這些宗室的背後，就有荊州蔡氏、蒯氏等等門閥的身影。
因此，門閥的形成是漢末割據勢力産生的溫床。
談起門閥，不得不談到另一個名詞：士族。
漢朝後期的士，與春秋戰國時期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區别。漢朝後期的士，指的都是文士，不包括春秋戰國時代的武士。
在漢朝中後期，武士已經失去了士的身份，由武士變成了武人。失去士族身份的武人，成爲了包括士族在内的各方勢力争奪權柄的工具。
武人在當時地位已經相當低下了，變成了鄙夫。武人一直希望能夠在朝堂中形成自己的勢力，而不是淪爲附庸，但是很多人的努力，都失敗了。
像前後平定涼州叛亂的赫赫有名的“涼州三明”：皇甫規、段颎、張奂三人，雖然後來都當上了高官，雖然他們也都拜在大儒門下，飽讀詩書，甚至着書立說，但依然被士族斥爲鄙夫，不被人接受。
鎮壓黃巾起義的三将中，朱隽，盧植本身就是海内人望的大儒，隻有皇甫嵩，是皇甫規的侄子，武人出身，雖然他的功勞最大，靈帝時代的名将不作第二人想，但當他當上了冀州牧，權勢滔天時，平素與他交好的士人們紛紛中傷，不久就被召回了洛陽。
由此可見，武人要想在朝堂中取得勢力，其難度不亞于道家的重返朝堂。二者都希望與儒家士子和諧共存，但是都失敗了，最後，都采取了暴力路線。
當然，武人中采取暴力路線的不是皇甫嵩，而是董卓。董卓，這是讀漢末曆史無法回避的一個武人的名字。
董卓，良家子出身，也就是平民出身，憑借戰功一步步由下層士兵當上了一方大員，當然，這其中的艱辛，恐怕隻有董卓自己才知道了。
董卓的出身，讓他不敢奢望成爲朝廷九卿之類的官員，他隻能依附于各方勢力，而靈帝去世之後的外戚宦官争權，無疑爲董卓提供了一個機遇。
董卓抓住了這個機遇，在外戚與宦官兩敗俱傷之後，成功的入主洛陽，通過廢立之舉，一舉控制了朝政，不過，士族勢力無疑不會讓董卓武人主政的夢想成真。
這時，士族的一些元老級人物周旋于朝堂之内，而一些少壯派的士子，如袁紹、曹操之輩，便離京到地方上組織反董勢力。
其實各路諸侯反董之前，董卓在洛陽的作爲并沒有太多過分的地方，充其量就是一個廢立之舉，沒有在主政後就大肆培養個人勢力，也沒有太多的奪取士族手中的權柄，還是依靠士族來維系朝政。
董卓後來的喪心病狂，是來源于不被士族接納，甚至聯合反對後暴發的。這次反董行動，出現了幾個極其不好的現象：
一是矯诏，就是假借天子的名義，導緻漢室威信大降；二是地方擅自出兵，這是造成諸侯割據的第一步。
雖然這場反董行動，并沒有取得多大的軍事效果，但是對于董卓來說，已經是焦頭爛額了，州郡的反叛，讓各地的賦稅收不上來，讓本來空虛的國庫雪上加霜。
好在董卓入京時，得到了斂财高手漢靈帝的庫藏，總算能勉強維持，但是董卓感到了恐懼，因此董卓做了一個決定，遷都長安。
士人雖然與武人之間争鬥得很厲害，但士人本身也不是鐵闆一塊，儒家在漢朝初年時便已經分流了，董仲舒的儒家學說也不是正統儒學，而是整合了當時的道家、法家與墨家乃至陰陽家。
到了漢末，就形成了今文經學、古文經學、正統儒學、新儒學等幾種流派，所以，儒家自己内部的争鬥也很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