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是一個有思想、有作爲、心懷理想與夢想，下定決心要幹出一番大事業的君主，雖然帝國版圖基本劃定，沒有了開疆拓土的重任在肩，但是想要成爲一名合格的守成帝王，壓在他肩膀上的重擔卻是一點都沒有輕松多少。一方面是先皇六十多年的“仁政”導緻官場腐敗、國庫空虛的嚴重問題亟待解決，另一方面盡管大清朝已經建立了有七、八十年的時間，然而仍有諸多事關重大的事項沒有形成典章制度，有些雖有先例，但不盡合理。因此皇上大權在握之後，一方面開始了鐵腕政策肅清吏治，另一方面則是盡快完善、修改各項典章制度，對于一切自認爲不合理，不利于皇權統治的事情，都力圖在最短的時間裏予以完美修正。前面提到的“改土歸流”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證，雖然要下很大的決心，會遭到相當多的官員抵制，更是冒着改革失敗的巨大風險，然而這一切都阻擋不了皇上的決心和信心，隻要是爲了大清帝國的江山永固，即使是成爲千夫所指的千古罪人，他也在所不惜。
現在當帝國統治逐步走上正規之後，确立儲君的問題就立即擺到了急需盡快解決的議事日程上來。
立儲，即使說它是一個帝王最爲重要的任務都不過分，因爲這是關系到江山延續的最爲重大的事情，如果沒有解決好子嗣問題，一個朝代的覆滅都是極有可能的事情，但是如何解決好這個問題，又困擾了幾乎每一位帝王。
皇上經曆了将近四十多年的奪儲生涯，以血的代價見證了這人世間最爲慘痛的悲劇，最後幾乎是踏過将近十位兄弟的身體才成就了自己大業的，過程的慘烈簡直是連回想都覺得是一種痛苦。現在當他成爲了大清帝國的皇帝，立儲原本是身爲一代天子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然而對于皇上而言，正因爲親身經曆了那麽慘烈的過程，才會在決策這個最爲正常不過事情的時候變成了最爲痛苦的過程。
親身曆經了“九子奪嫡”慘烈鬥争的皇上再也不想讓他的子孫重複他們這一代人的慘劇，所以在他還沒有登基之前就暗暗發下重誓，如果有朝一日他做了這個皇帝，定是要變革立儲制度，因爲不管是他最爲鍾愛的福惠，還是初露鋒芒的元壽，或是頑劣不化的天申，甚至是“認賊作父”的弘時，不管哪一個都是他的親生骨肉，不管哪一個他都舍不得将他們置身于弱肉強食的奪嫡之争，雖然優勝劣汰是自然法則，但是他首先是一個父親，其次才是一個君王，因此立儲問題不管是遭到多麽大的阻力，他都鐵定了心思地要去徹底變革。
大清帝國作爲一個在華夏文明登峰造極、儒家文化盛行不衰的中原地區成功實現異族統治的朝代，與元朝同樣作爲異族統治的朝代，它們都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就是由帝位繼承而起糾紛。究其原因，主要還是在于滿洲風俗與蒙古相似，皇帝多願立少兒，不立嫡長，這是糾紛産生的重要根源。因爲少兒一般都是由受寵的妃子所出，嫡長則是由人老珠黃打入冷宮的正妻之子，皇帝這般愛屋及烏的偏喜決定了儲君的人選，也是綿延不斷的血腥奪嫡的根源。
立儲，是關系到國家社稷江山的頭等大事，而滿族統治者由于沒有明确的傳位制度，造成了每一位皇帝駕崩前後，都要上演一場奪嫡慘劇，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康熙，沒有一個皇帝的身後之事能夠幸免。
到了皇上開啓的雍正王朝時代之後，作爲一個有想法，有能力，有責任，有追求，不墨守陳規，意圖開拓進取的皇帝，他在方方面面、事無巨細，都向舊制度發起了挑戰，大到中央集權、國家稅收、民族政策、反腐倡廉，小到廢除賤籍、縮短宮人服役年齡……等等，如果稱其爲改革皇帝，一點也不爲過。面對前車之鑒、血的教訓，被後人稱之爲改革皇帝的帝王，深知立儲對于江山社稷穩固的重要性，因此他必須要徹底變革，他要獨創立儲制度！
入關之前，滿人沒有立儲的觀念，作爲一個尚武的民族，他們依靠武力、依靠個人實力獲取了生存空間，因此，誰有能力、誰有本領，誰就是部落首領。
即使努爾哈赤建立了後金政權之後，仍然采取了滿族王公推選制，這是一個帶有明顯的原始社會烙印的首領産生方法。努爾哈赤時代設置了四大貝勒（此時的貝勒含義完全不同于清朝建立之後的貝勒），分别爲大貝勒代善（次子）、二貝勒阿敏（侄子）、三貝勒莽古爾泰（五子）、四貝勒皇太極（八子）。四大貝勒“共議國政，各置官屬”，“按月分直，國中一切機務，俱令直月貝勒掌理”。
努爾哈赤賓天後，由于沒有确定繼承人，四大貝勒繼續“共同執政”。但是随着從原始社會向封建社會進化步伐的加快，随着私有制觀念的深入人心，一山不容二虎，更何況現在是四虎！四貝勒皇太極向這種半原始半氏族式的統治方式發出了強有力的挑戰，足足用了六年時間，才鏟除其餘三大貝勒的勢力，一統江山、繼承汗位。
但是皇太極經曆了艱苦卓絕的努力，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取得了皇權之後，沒有從他的父親那裏汲取經驗教訓，在位17年的時間裏都沒有将立儲事宜提到議事日程上。當他猝卒之後，由于沒有确立繼承人，爲争奪皇權，幾近兵戎相見。當時身爲皇太極側妃的莊妃（即後來的孝莊太後）依靠多爾衮的強力支持力量，最終殺出重圍，由她的兒子，年僅8歲的孩童福臨倉促繼承帝位。在這一場權力的鬥争與角逐中，莊妃付出了由多爾衮任攝政王，皇權旁落、受制于人的慘痛代價。
經過了前一次血與火的洗禮，當順治皇帝駕崩之際，由于多爾衮早逝，孝莊太後獨掌後宮大權、皇權鞏固，而且順治皇帝的三個兒子諸是年幼，最終還是由孝莊太後欽定了年僅8歲的幼孫玄烨繼位。
當曆史來到康熙朝，偉大而英明的康熙皇帝一世英名，卻是晚節不保，由立儲引發的朋黨之争、貪污腐敗構成了整個康熙朝後十年的重要頑疾。太子兩立兩廢，九子奪嫡，父子成仇，人人自危，一場兄弟骨肉相殘的人間慘劇再次上演。先皇最開始的時候因爲深愛赫舍裏皇後，又恰有漢民族的嫡長子繼承制珠玉在前，給了皇上一個極大的借口确立了二阿哥爲儲君，但實踐證明這是一次失敗的模仿，無論多麽正統的思想在“慈父多敗兒”這一千古定律面前無一例外地大敗而歸，并引發了持續近二十年的奪嫡之争。此時，先皇的統治已經有六十多年，滿族王公推選制在先皇近六十年集權專制的打擊下，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對于這樣的人間慘劇，深有切膚之痛的皇上再也不想這種慘絕人寰的事情發生在自己的子孫身上。雖然他隻有四個兒子，但是他不想因爲儲位之争而危及到整個皇權，危及到江山社稷的安危。因此立儲問題一天不解決，他的心中一天就不能踏實下來。
大清帝國是在華夏中原地區實現異族統治，雖然沿用了絕大部分的滿族習俗，但也不可避免地大量接受了漢民族的傳統，并随着帝國統治時間越來越長，這種中原文化的滲透也越來越多、越來越深，相反滿州貴族雖然占據了統治地位，卻因爲占據人口比例屬于極少數而不得不在文化習俗步步退守。
與滿族帶有原始社會濃郁色彩的貴族王公公推制相比，漢民族曆朝曆代立儲遵循的“嫡長子繼承制”則帶有鮮明的封建社會中央集權制的特點，用《春秋。公羊傳》裏的話來說，就是“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這句話的大緻意思就是，皇位應該由正皇後所生的嫡長子繼承，如嫡長子早死，則由嫡長子的嫡長子繼承，即皇長孫繼承，隻有在皇後無子的情況下，才考慮其他庶妃所生的兒子。
皇上是一個精通漢學、熟知儒家經典，推崇漢禮漢制的皇帝，然而他首先還是出身滿清皇族，本民族的風俗習慣早已經根深蒂固，不可能一下子全盤抛棄與否定，然而本民族的立儲方式确實是乏善可陳，因此是在立儲的問題上，皇上不得不抛開了華夏民族兩千來的傳統立儲方式，而且也一并擯棄了早已經作古六十多年的滿族王公推選制，唯有獨樹異幟、另辟蹊徑，才能探索出一條最有利于皇權統治的立儲之路，造福他的子孫後代。
決心已定，隻待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