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今日，他的弟子蒙仲卻提出了一個僞勇的概念，借寓言生動形象地闡述了‘僞勇’在某些情況下與真正的勇敢并無太大差别的觀點，這讓莊子受到很大的沖擊。
因爲按照蒙仲在那則寓言中所說的，倘若那名薛人“順從懦弱本性”，那名商人就會被賊子所害引申下來即是“弱者因爲懦弱而助漲世間之惡”，這并不會使世道變得更好。
但是……
莊子皺着眉頭，提筆在一塊竹牌上寫下幾個字：儒家多妄言，惑人非道。
見此，蒙仲委婉地說道：“夫子，我以爲世上萬物都有‘陰陽’兩面，凡事亦有正反利弊，儒家思想雖‘巧僞’，用仁義禮德迷惑世人，但未必沒有可取之處。……昔日鄭國有一人偷盜宋人之羊，被宋人抓獲，相鄰皆呼鄭人盜羊，難道鄭人個個都是盜徒麽？恐未必。鄭國亦有鄭莊公那般的雄主，亦有子産（公孫僑，法家先驅）那般的賢相，且鄭國是首創将國法銘刻于銅鼎之上而使國法一目了然的國家。”
鄭莊公……
莊子皺着眉頭思忖着。
就像蒙仲所說的，凡事皆有正反利弊兩面，世人對鄭莊公的評價，就很複雜。
首先，鄭莊公是一名開明的雄主，善權術、輕禮義，而更關鍵的是，他作爲周王室冊封的卿士諸侯都是周王室的卿士，卻對周王室态度不恭，于是周桓王便夥同陳、蔡、虢、衛諸國聯合讨伐鄭國，沒想到卻被鄭莊公帶着大将祭仲前文人盡可夫典故其中的人物之一等人，将周王室的聯軍擊敗，使周王室顔面喪盡。
鄭國因此成爲當時中原最強大的諸侯國，而鄭莊公本人，亦被後世稱爲春秋時代的小霸主。
正因爲鄭莊公對周王室不恭，因此儒家弟子很厭惡前者，稱鄭莊公時當世“禮樂崩壞”的主要禍根之一，而一向對周王室很是恭敬的宋國，也因此與鄭國相互看不慣。
這也是鄭國與宋國後來戰争不斷的主要原因之一。
【ps：到戰國時代仍對周王室表示恭順，且仍維持着朝賀獻貢習慣的國家，就隻有宋國與魯國。】
然而，鄭國又是首個将國法明确“告知”于民的國家。
在鄭國之前，各國皆有各自的國法用來約束國民，但此時的國法，并不對外公開，倘若有人犯事，可能他到死未必明白自己究竟犯下了那條刑法。
更有甚者，此時的國法已成爲權貴傾軋國民、平民的一種手段反正國法不對外公開，我說你有罪那你即是有罪。
因此，當時各國的刑罰都很混亂。
在這種情況下，鄭國的國相子産決定改革，他在鄭莊公的支持下，鑄造了一隻大鼎，将鄭國的刑書鑄刻在這隻青銅鼎上，然後将青銅鼎擺放在王宮門口，讓全國的百姓都能看到這隻刑鼎，看到他鄭國的刑書。
此後，鄭人都了解了本國的法律，趨利避害，而鄭國的權貴也不敢再借刑法之便傾軋平民，于是鄭國因此而變得強大。二十年後，晉國亦開始效仿，趙鞅與荀寅把範宣子制成的刑書也鑄刻在刑鼎上，将本國的刑書公布于衆。
對于這兩件事，世人的看法評價亦大不相同，道家、法家都很支持，但儒家的聖賢孔子卻竭力反對。
在當時亦是大國的晉國亦推出了刑鼎後，崇尚禮治、厭惡鄭莊公的孔子很不高興地對弟子說：晉國大概要因此滅亡了，國民知道了法律，隻看鼎上的條文，不看貴族臉色，這怎麽能顯出貴族的尊貴？
然而，晉國并沒有因爲這個刑鼎而滅亡，甚至于，後來各國陸續效仿，終于使原本秘而不宣的刑書，公布于衆，很大程度上杜絕了一部分人借刑書而使自己獲利。【ps：所以說“子産”是法家先驅，他在當時仍然崇尚“禮治”的時代，冒着極大風險推出了這項改革。】
“這位鄭莊公，夫子如何評價呢？”蒙仲詢問莊子道。
莊子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他必須承認，鄭莊公是一位褒貶皆有的雄主，他耍手段殺死起初就關系不好的弟弟鄭段（即叔段）。
鄭莊公與鄭段乃是親兄弟，母親皆是武姜，區别在于武姜生鄭莊公時難産，經曆萬般痛苦才将其生下，而生鄭段時則是順産。
是故，武姜偏愛小兒子鄭段，而讨厭鄭莊公。
而鄭段呢，仗着母親的疼愛，在國内橫行無忌，讓鄭莊公很是不喜，想殺掉弟弟甚至是母親，卻又唯恐遭到世俗的職責，于是想出一個計策，既放任弟弟鄭段，讓後者因此變得越來越狂妄、越來越跋扈，最終，鄭段與母親武姜聯合，試圖内應外合殺掉鄭莊公，奪取鄭國的君位。
就這樣，鄭莊公名正言順地用讨逆的大義殺死了弟弟鄭段，還驅逐了他的母親武姜，立下不至黃泉、毋相見也的誓言。【ps：然而過了幾年後，鄭莊公實在思念母親，又礙于自己的誓言，于是就挖了一條地道，在地下（黃泉）與母親相見，這即黃泉相見這個典故的由來。】
耍手段殺弟逐母，此事盡顯鄭莊公的枭雄本色，但在治理國家方面，鄭莊公卻是一位明君，在他的治理下，鄭國當時非常強大，不怵晉、楚。
這樣一位雄主，若單純用“善、惡”或者“好與不好”在評價，就未免會有失公正。
而儒家的思想，蒙仲認爲亦不能單純就定爲“惑世妄言”。
不可否認，儒家思想認爲“禮制至上”，甚至于孔子曾經還包庇了弟子曾參。
這件事的起因，是曾參的父親曾占。
某日，據說有鄉人的一隻羊跑到曾占的家院前，被曾占捉起來宰殺吃了，而其子曾參沒有舉報。
後來葉公葉公好龍的那位葉公，便就這件事對孔子說道：我們那地方有非常正直的人，父親偷羊，兒子就出來檢舉揭發。
孔子就回答道：我們那裏正直的人與這種正直有區别，父親替兒子隐瞞，兒子替父親隐瞞，正直就在這裏面。
儒家思想“崇尚禮制”，就到這種地步，也難怪道家會指責儒家“巧僞”，而法家亦看不上儒家。
後來孔子的弟子子夏說道：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
很符合儒家的風格，儒家一向認爲，作爲有君子人格的人，應當顧全大局，而不必執着于細節。
但孔子時代的儒家，也有值得贊賞的地方，比如對學的态度，《論語》中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但學的目的是什麽？
對于孔子本人而言，他學習的初衷是爲了當官，是爲了得到他人的尊重。
再到孟子、荀子時期，荀子首次提出了學以緻用的理念，使儒家的學，總算是有了一個明确的方向用！
用在哪裏，即用在治國、用在治人。
說到治國、治人，應當首推道家的治國之道，在治國方面，從道家鼻祖老子起，道家就明确地指出了無爲無不爲的治國策略，以勸誡各國的君主。
無爲，并不是指什麽都不做，而是指順應自然，不要做多餘的事。
比如說，在四五月本應該做農事的時節，君主不要因爲與他國開戰而耽誤了國民的農事。
關于這一點，孟子也說過類似的話：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其中的勿奪其時，就是告誡君主順應自然該讓農民種地的時候就讓農民種地，不要做多餘的事。
除此之外，還可以延伸到對待國民的态度，總而言之就是，國民想要去做什麽，就讓他們去做，君主不要“額外”即除了刑書以外去約束他們。
而無不爲，也不是指什麽事都做，同樣也是指去做順應自然、順應天道該做的事。
這方面體現在哪裏呢？
打個比方，國内發生天災，務農的國民因此顆粒無收，這個時候就應該順應自然，開倉救濟國民，而不是違背天意，繼續向國民征收田稅。
延伸下來，還有想辦法提高國民的道德修養這類的。
君主無爲（不做多餘的事）、臣子無不爲（多做些順應天道、順應自然的事），這即是道家的核心治國思想。
而相比較道家的治國思想，道家的“治人”思想，就顯得格外的“不親和”。
在這方面，道家的主張就是自我約束與自我提高，道家認爲，隻要世上人人都注重道德，那麽這個世道就不需要多餘的東西比如儒家仁義禮數的束縛，以及法家刑法的約束。
但遺憾的是，世人未必都有這樣的覺悟。
這就是道家思想的局限，或者說，也是它被稱贊的地方：道家思想隻主張自我約束、自我提高，卻并不會像儒家、法家一樣，将自己的意志強加在他人身上。
而就，就注定道家思想很難在像當代這種道虧之世有所作爲。
“并非我道家思想不好，恐怕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蒙仲正色說道。
聽聞此言，莊子帶着驚訝看向蒙仲。
因爲蒙仲的這個觀點，與他不謀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