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的統治在六十多年的時候已經無法繼續維持下去，最終不過百年便被徹底傾覆，在馬上得天下，又以馬上治天下，數十年毫無變革，哪怕是名相脫脫，也無力回天。
正所謂元“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元末的群雄逐鹿，可不像現在流賊這般小孩兒過家家，我們可以随口道來的什麽郭子興、陳友諒、張士誠等等，雖爲一時之雄，但崇祯皇帝明白，這些人放在眼下這個時代，每一個都比李自成、張獻忠之流強上千百倍。
如果眼下占據西北的是陳友諒，崇祯皇帝自認是根本玩兒不過這位野心勃勃的枭雄的。
漢末英傑輩出，天下終歸一統，元末群雄逐鹿，同樣有一個王者鼎足而上，收整天下，而彼時的王者，便是一個名叫朱重八乞丐出身的和尚。
真正論低下出身的皇帝，曆朝曆代無人能比肩朱元璋，要知道，劉邦還是個管着三十裏地界的亭長。
公元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在南京稱帝，建立了延續至今，已經顫顫巍巍如同耄耋老者的的大明帝國。
崇祯皇帝在後世好歹念過大學，自然明白一個道理，在華夏漫長的封建社會之中，天下興亡，在背後起作用的東西，常常不足爲外人道，因爲放到前台的總是階級鬥争，背後的東西呢，其實就是經濟。
作爲經濟的重要組成，稅收的作用無法小觑。
在古代，稅收的形式多種多樣，直接叫稅收的很少，身爲皇帝的崇祯繼承自己前世記憶，也對這時候的稅收有了很大了解。
這個時候的稅收，大多以賦、稅、饷、徭、雜泛等名稱出現，繳納的方式也很多，有實物的，有貨币的，有投工投勞的等等。
崇祯皇帝剛穿越過來的時候，免天下賦三年，并且永遠取消給遼東軍的三“饷”，但卻并沒有免“稅”三年，顯然是正确之舉，因爲稅這個字包含的意義太過廣泛。
明代稱之爲“稅”的東西，往往和“有償”的交換聯系在一起，如租賃、利息、買賣等等，總而言之，這個時候的“稅”含義衆多，與後世口口聲稱的“稅”，區别很大。
其實，早在朱元璋建立大明最初的時候，就意識到商戶過分斂财會造成财政危機，已經設置了征收“商稅”的一套基本規則和有司衙門。
隻不過那個時候的“商稅”和眼下崇祯皇帝想要收的，又不是一個“商稅”。
朱元璋所制定的商稅制度的目的隻是爲了限制商人獲取厚利，讓朝廷有利可圖，并非時下崇祯因爲朝廷年年财政赤字毫無辦法，爲了從商人口袋裏取錢充補國庫的下策。
在大明建國初期，朱元璋大力整頓商業與朝堂，除了大興殺伐爲後世奠定基礎以外，在府設稅課司，在縣設稅課局，在道鎮設分司、分局，壓制财閥集團。
根據朝廷中的某些記錄，洪武年間，全國兩京十三布政使司共稅課司局就足有四百五十多處，各稅課司局所收的商稅，年終需解送布政司，然後再由布政司送交京師太倉等庫，以備國用。
可想而知，這會是何等的暴利。
在朝堂商議中，崇祯皇帝從蔣德璟口中了解到，眼下朝廷收取的商稅分爲過稅和住稅，過稅是商貨、船隻過境稅，有工關、鈔關、門稅；住稅則是指商貨落地、停留、貯藏、房店、設攤貨賣稅等。
洪武、永樂年間朝廷的“商稅”收入主要來源于兩樣，其一是塌房稅，塌房稅原名官店錢，這個玩意兒崇祯也是穿越過來閑着沒事翻典籍翻出來的。
崇祯現在很喜歡查閱老祖宗的東西，因爲這些都是後世怎麽查都查不到的，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有些可以棄之不用，有些再搬出來卻非常管用，總會有些驚喜。
明初，兩京地帶商賈雲集，市場繁榮，但是南京城内居民衆多，導緻住房短缺，商貨無房可儲，朱元璋爲了保證物料的供給，在南京城建造了塌房，并且強行規定外地商人需在朝廷建造的塌房居住存貨。
由于朱元璋的權威，商戶自然不敢多說一個字，設置塌房之後，朝廷便名正言順的開始收取所謂“塌房稅”。
顧名思義，商人入住及存房于塌房需交納一定數量的稅費，稅率是按三十取一的比例征收，成爲明初直至明中期“商稅”的主要來源之一。
不過崇祯皇帝也在馮铨口中得知，塌房稅在萬曆末年因爲有某些大戶抗議，加之時内閣臣子聲援，如今僅在南京、北京兩地征收，再加上這兩地商戶多爲财閥，又在朝中眼線衆多，所以成效甚微。
從前朝廷“商稅”的主要來源除了塌房稅以外，還有“市肆門攤稅”，開征于仁宗洪熙元年，明仁宗認爲鈔法之所以通行不暢，是因爲對商販儲藏貨物不征稅，加之門市店肆阻撓所緻。
于是，明仁宗下旨對兩京以販賣爲主的官私店一體征稅。
洪熙年間，朝廷規定稅款均須以鈔繳納，宣宗宣德四年，明宣宗繼續加大力度收取“商稅”，将該稅推廣全國各主要城鎮。
除此之外，明宣宗降旨将稅率增加五倍，規定凡以販賣爲主的蔬菜園，無論是種植、轉輸、囤留，還是販賣，一律征收此稅。
萬曆二十六年以後，市肆門攤稅在朝廷派出中官稅使的情況下，開始無限擴大，但因爲後期地方官吏濫收，卻又不上繳于朝廷，搞得百姓民不聊生，曾多次激起民變。
天啓年間東林黨徒稱爲“禍國殃民”的閹黨執政時期，市肆門攤稅收取的銀兩在逐年增多，各類早已失去效果的商稅開始重新向朝廷提供錢财。
閹黨下台之後，在人稱“衆正盈朝”的東林黨執政前十六年，市肆門攤稅雖然沒被廢止，但卻又恢複到收不上銀兩的情況，和塌房稅一樣根本指望不上，朝廷也是越來越窮。
直到去年，崇祯皇帝穿越而來，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其它手段獲取銀兩，不得不靠抄家殺頭來求活，然而有趣的是，傳聞中越清正廉潔的東林黨，家裏财産往往都是越高。
正是這些清正廉潔大臣們家中的财産，讓現在的崇祯皇帝磕磕絆絆撐到現在。
市肆門攤稅的征收方法是由每個店鋪按月向都稅宣課司或稅課司局繳納，官府給與由帖（交稅證明），有司每月核查一次，如發現有違期不納或隐瞞不報者，依法治罪，并罰鈔幹貫。
除了上述兩種主要的商業稅課之外，朝廷還曾在酒醋、漁課、契稅、牙稅、過壩稅、過橋稅、車馬稅、香稅等都征收加稅。
所以崇祯皇帝認識到，現如今的問題不是朝廷有沒有征收商稅，而是大明自開國以來，幾乎曆朝都在加大商稅的力度，但自從萬曆十五年之後，朝廷能拿到的錢卻越來越少，直到現在一個幾乎沒有的地步。
究其原因，後世而來的崇祯在這種時候無比清明。
“商稅”根本收不到商戶和地主的頭上，無論怎麽開設，那些商人都有無數種方法躲避繳納，并且在朝廷有自己人，又能避免受罰。
最終這些所謂“商稅”，無一例外全都加征到了百姓頭上，而曆史上的崇祯皇帝雖然有所覺察，但終究因爲手腕與性格等原因無法将心中想法付諸實現。
現在的崇祯并不會有這些思想束縛，與内閣商議了兩天，早就對這時候商稅的組成和财政根本症結有了清晰了解。
聽到魏藻德請辭，崇祯皇帝其實也明白他的想法，想了想，點頭說道：
“愛卿勞苦功高，準予緻仕所請。司禮監拟旨，加太子少師，月給米四石，役六名，終其身。因戰事原因，暫留京師閑居，日奏行程，不準回原籍，聽朕後意。”（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