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年頭，如果書信雙方并不是經常見面的話，信件是最主要的聯絡方式，不過如果寄出的信件被退回，無非隻有兩個原因，要麽是地址錯誤，要麽是查無此人。
而張大爺的這些信，都是寄給某某軍區，某某部隊，某連某排的張春生。這個張春生，應該就是大家口中說的，張大爺那個誰也沒見過的兒子。如果說一個人因爲搬家而換了地址，那也許找不到人還有可能，但是部隊的地址，就算第一次錯了，打聽一下也就能夠核實。
如此一來，似乎目前掌握的所有線索此刻都串聯了起來，水碗裏顯影的那杆步槍，正好對應了軍隊的屬性。而地址上的某連某排，說明這位“張春生”隻是一個士兵而不是軍官。那年頭，士兵的标準配槍，就是步槍。然而信件被退回，顯然不是因爲地址錯誤，而是查無此人。
大毛問我，這些信你需要拆開讀一下嗎？大毛之所以這麽問，是因爲他覺得事情雖然到了這個地步有了一個較大的進展，但是細節上依舊很模糊。尤其是張大爺留下來的原因，難道是因爲這一堆被退回的信嗎？若是試想一下，一個人寫信給自己的兒子，無非就是希望兒子回信報個平安，至少也該有個音訊。兒子的音訊沒有了，老人的離世，自然也是不安心的。于是我對大毛說，我現在拆信看看，你幫我在天目印裏看着鬼魂的動靜，如果我拆信讓他不高興的話，那咱們就把信燒給老人，這件事也算是結束了。
大毛點點頭，雙手結印看了起來。我按照郵戳上的日期，從最早的一封開始，緩慢地把信撕開，一邊看着大毛，大毛告訴我，你放心拆吧，這老爺爺的鬼魂似乎很平靜，比剛才還更加平靜。于是我這才知道，張大爺之前在床頭晃悠，其實就是在給我們指引，希望我們找到信并閱讀，這樣他的故事和心願，才能被我們知道。
最早的一封信已經封皮破舊，日期上寫着1946年。那個時候，我才3歲。我花了很長時間閱讀完這十來封信，期間我甚至沒注意到大毛和馬大叔又吵了一架。看完之後，我才算徹底明白了一切。
這個叫“張春生”的人，就是張大爺的兒子。在1944年的時候，瞞着家裏人，謊報了年齡參軍了。張大爺當時還并沒有住在現在這個地方，但是自己一覺醒來後，發現兒子已經不見蹤影，于是四處尋找。因爲自身有殘疾，和人溝通起來就非常吃力，好不容易才從碼頭上的人打聽到，孩子前幾天就跟着一群新征入伍的新兵，從碼頭集體坐船離開了。而得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已經是四天之後了。
在當時的那個年代，重慶城還處在國軍統治的時期，那也就意味着，張春生參加的軍隊，并非當下執政全國的軍隊。而且張大爺自己也是軍人出身，所以他知道，就算此刻找到了自己的兒子，也無法再讓他回家，因爲那叫做逃兵，是要被槍決的。在兒子從軍後兩年，自己才從以前部隊的人口中，打聽到了兒子的部隊。
于是張大爺開始給孩子寫信，但是都被退回，因爲部隊裏沒有這個叫“張春生”的人，于是張大爺心想，既然孩子參軍的時候是謊報了年齡，那很有可能連名字都是假的，自己不知道他用的哪個名字，自然是找不到的。但是他還是堅持時不時就給孩子寫一封信，存着僥幸的心理，萬一兒子哪天看到來信中有一個收件人爲“張春生”的，他也就知道是自己給他寫信了。
最後一封信的時間，在1950年三月。此後就沒有再寫信了，因爲如果張春生沒有叛逃投敵，或者沒有戰死沙場的話，從這個時候開始，也已經找不到這支部隊了。從那個時候開始，張大爺就每天都在碼頭上坐等，因爲仗打完了，兒子又不是什麽軍官，也該從部隊退下來了，他沒有别的去處，也許會回到家鄉來。張大爺在碼頭找了一份雜工，用來維持自己的生活，每天下工後，都風雨無阻地坐在碼頭等到最後一趟船靠岸，期盼着兒子哪一天還會從離開的這個碼頭回來，他把自己打扮得幹幹淨淨的，希望兒子見到自己的時候，還是當年的那個樣子，隻是老了一點。然而這一坐，就是十多年。
看完信以後，心裏的那種感覺說不上來。算是遺憾吧，畢竟我就算知道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我也沒辦法幫張大爺聯系到他的兒子，畢竟不知道張春生究竟是已經戰死了，還是被俘了，或者跟着國軍撤退去了台灣。
除了用水碗圓光術的問米之外，我沒有别的法子可以跟亡魂進行溝通，且問米也隻能我給出選擇，和它們一問一答。大毛也隻能看到，并在對方配合的情況下才能和亡魂交流。眼下若是做超度法事，把信燒給張大爺的話，雖然我有信心安然地送他上路，但這對于張大爺來說，終究是一件巨大的憾事。他死後選擇留下，就是爲了找到兒子，我若是送他走，他的執念終究是未能消除。
于是我決定再問一次米，我問張大爺的亡魂，若是你願意跟着我先走一步，你的信件我暫且保留，将來無論如何都替你打聽到張春生的下落，不管是生是死，都會在你的靈前給你一個交代。如果願意的話，七顆米沉下三顆浮起四顆，然後再浮起來一顆。
這次問米我問了兩次才收到回應，很顯然，張大爺對于我給出的選擇非常猶豫。但是他終究知道自己已死，就算真的等來了兒子，也隻是墳頭前的祭拜罷了，答應我的選擇，無非就是個時間早晚的問題。
于是在第二次問米之後，張大爺答應了我。我把我了解到的情況走到屋外告訴了馬大叔和大毛，兩個吵得不可開交的人，都認爲這樣做應該是最好的辦法。我讓馬大叔先跑過去告訴那些大媽大嬸，說咱們現在要給張大爺做最後的超度法事了，張大爺生前深受街坊們的照顧，如今就要真的說再見了，大家如果能來送一程，他也會很高興的。
然而，街坊們都來了，小小的屋子外面站了很多人。我在衆人的注視下，開始落幡給張大爺做起了超度法事。街坊們大概都聽馬大叔說了張大爺爲什麽留下的原因，紛紛表示都會一起盡力幫忙打聽張春生的下落。于是在我給他超度的時候，他顯得特别溫和，盡管帶着遺憾，他也算是走得安心了。
法事結束之後，我把我的地址寫給了周圍的街坊們，告訴大家我也會盡量托江湖上的朋友們一起打聽，這信件我先暫且帶走，勞煩諸位若是有了張春生的消息，還請按照這個地址，給我報個信。
馬大叔見我處理好了這件事，心裏的石頭也就落了地。他問我說，你需要多少錢的酬勞。我想了想說，那就一萬元吧。馬大叔吃了一驚，吓得久久沒有說話。我哈哈笑着說，你把張大爺給你的那一萬元法币給我就行了，當做酬勞。這錢是他做鬼的時候給你的，将來若是尋到了張春生，這錢還能給我搭橋做個媒介。
正當我要告辭的時候，卻發現大毛在那群大媽大嬸中已經混得風生水起了。大家都誇他可愛懂事，又說他小小年紀就有這麽好的本領之類的，哼，我才是那個給張大爺做超度法事的師傅好嗎，你們隻誇他不誇我，沒搞錯吧。
從那天起，大毛成了我一個很重要的小夥伴，他的歲數還小，盡管所學的法門不同，但是如果要他來驅邪抓鬼的話，他的确還各方面都差了一點。從那天起，我和他也越來越熟，成了好朋友。
這件事如師父說的那樣，盡管結局還是不算完美，但讓我感覺到了信心的回歸，并且察覺到原來人的感情就是這麽簡單，且不管生前做了什麽，死時的不舍和挂念，就是如此純粹。這件事原本馬大叔不用繞這麽大的彎子來完成，隻需要解決問題即可，但是他卻從頭到尾都贊成了我的做法，這個面惡心善的大叔，跟大毛這樣的小孩吵架，也一樣顯得那麽可愛。還有那群善良的街坊，每個人都在默默地幫助着一個自己其實原本犯不着幫助的老人。
這讓我感動，也讓我感受到，幫助别人，無論活着還是死了，都那麽快樂。
回到家後我和師父說了事情的全部經過，師父贊許我的處理方式很好，并許諾他也會托人托關系幫忙打聽。而在1966年的5月，總算是打聽到了消息。原來張春生的确是用假名參軍，在戰場上保住了性命，當了俘虜。後來經過思想教化後，投靠了光明。眼下已經在某軍區擔任思想建設的宣傳幹事。當我去信告訴了他父親已故的消息，他表示會盡快回鄉祭拜，多餘的，我作爲外人，自然也不便多說，由他去吧。
然而我并沒有把那些信件燒給張大爺，而是交給了張春生自己保管。而我隻留下了那幾張糧票，以及那些早已不能用的法币。
在解決了這件事以後，望龍門的街坊之間，漸漸把我和大毛的故事傳開了。開始不斷有人聽說過原來有這麽一位年輕的師傅，有本事，肯幫忙，找到師父家裏來的人也漸漸多了起來。
陸陸續續我幫助他們解決了一些或大或小的事情之後，手藝也開始越來越成熟，我依舊有每次完成出單後，都要習慣性地跟師父回顧一次經過。師父的指點和糾正越來越少，那就意味着，我和他越來越像了。
然而，這樣看似有些風光的日子，在1966年9月，突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