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當權，即殺戮和罷免一大批宦官，而提拔重用他們的同黨；反之，宦官掌權，則大殺外戚集團，罷免和壓制外黨。
桓帝時，一批比較正直的士家豪族和“名士”出身的封建官僚，聯合3萬多太學生，一起反對宦官集團。
宦官則近水樓台控制了桓帝，捏造對手罪狀進行反擊，桓帝不得不下令逮捕了李膺、陳實、杜密等200餘人，并對逃亡者懸賞追捕。這就是發生于延熹九年的第一次“黨锢之禍”。
後來，由于外戚集團的支持，桓帝下令開赦李膺等200人。
不久，外戚與黨人聯合起來計議誅殺宦官，洩秘後反被宦官先發制人，陰謀陷害，将李膺、杜密等200餘人一并下獄處死。
之後，宦官爲斬草除根，又在全國各地陸續逮捕“黨人”。
靈帝建甯元年，下诏各州郡查究“黨人”，凡“黨人”及其門生、故吏、父子、兄弟現居官位者，一概免職禁锢，這就是所謂第二次“黨锢之禍”。
所謂“黨锢”，也就是視爲“黨人”而予以禁锢，絕其仕進之路，永遠不許爲官。
鄭玄曾爲杜密故吏，又曾受杜密的賞識與提攜，所以也被視爲“黨人”，于建甯四年和同郡孫嵩等40餘人俱被禁锢。這一年，鄭玄才45歲。
鄭玄被禁锢後，絕了仕進之路，便杜門不出，隐修經業，集中全部精力來進行遍注群經的工作。鄭學的主要成就，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
漢代經學有今、古文之分。
秦始皇焚書後，漢代有一些老儒生憑記憶背誦出來一些經文，用當時通行的文字記錄并整理出來，叫做“今文經”。西漢成、哀之時，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發現了一部用古籀文字書寫的《春秋左氏傳》，再加上由孔壁所得的《逸禮》、《古文尚書》，和當時尚未立于學官的《毛詩》，便成了古文經的主要經典。
研習今文經的，叫“今文學派”，修讀古文經的，叫“古文學派”。
今、古文經不僅經文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其解說和觀點差異甚大。
兩派各按自己的觀點注經立說并收徒講學，漸成水火不容之勢，以至于發展到相互指責、論辯，相攻如仇的地步。
後來，古文經也被立于學官，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兩派的鬥争更加經常并激烈了。
到東漢時，今、古文經并行，古文學派的影響迅速擴大。
鄭玄進入經學界，正是處于今、古文學派激烈鬥争之時。
今、古文經學派的相互攻擊，在本質上并沒有什麽進步意義，雖然兩派都各有一些長處。
經學講究“師法”和“家法”：嚴守經師之說毫不走樣，叫做師法；同一經師的不同學生又各自爲家，故師法之下又講家法，在遵從師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一家之言。所以，師法是追溯淵源的，家法是對師說的引伸與發展。
如此“疏不破注”，疊床架屋，緻使一經就有數家，一家又有若幹說，各講各的一套，謬誤百出，使後學者不知所從。繁瑣、支離、教條，成了經學的突出弊病。
鄭玄起初從第五元先學習《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屬于今文經學派的。
後來他又跟張恭祖學習《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這是屬于古文經學派的。可見他并不專守一師之說，尊一家之言，而是博學多師，兼收并蓄。
他在馬融門下受業多年，而馬融乃是古文經學大師，總的來看，他是傾向于古文經學一邊的。但是，鄭玄并不遵守當時經學中師法、家法那一套，他以自己淵博的學識遍注古文經，注中并不專用古文經學家的釋義，同時也采用了許多今文經學家的解釋。即以古文爲主，兼采今文，擇善而從。
在受禁锢的14年中，鄭玄遍注群經。
“鄭注”出現以後，原來各守門戶的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便逐漸不再爲人們所信了。
他在當時不僅集古文經學之大成，而且使古文今文融爲一爐，獨創了一個新的學派——“鄭學”。
人們轉而崇尚“鄭學”，使之逐漸成爲“天下所宗”的儒學。
例如，鄭玄所注的古文經學費氏《易》流行，而今文經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廢止了；鄭注《古文尚書》流傳，而今文經的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便散失了；鄭玄箋注了古文經的《毛詩》，而今文經的齊、魯、韓三家的《詩》也就不顯了。
鄭學的出現，使經學的發展産生了重要的變化，它使經學進入了一個“統一時代”。
期間，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當時有位著名的今文經學大師名叫何休，他用17年的時間寫成了《公羊春秋解诂》一書，對《公羊》一書的内容多所發明。從他的《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廢疾》三文中可見，他認爲《春秋》三傳中隻有《公羊》義理深遠，象墨子的城防一樣無懈可擊。而《左氏》與《谷梁》二傳則存在嚴重的缺點，根本不值得研究。
鄭玄乃針對他的觀點，著《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以駁斥之。他認爲三傳各有其優缺點，《公羊》并非十全十美。
何休讀了鄭玄的文章，也帶着歎服的口氣說：“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意思是說鄭玄能從他的文章中找出矛盾，用他自相矛盾的說法來駁倒他的立論。
由于鄭玄對何休的批駁十分有力，使經師和學者們十分驚服。
據說當時京師之人稱何休爲“學海”，而稱鄭玄爲“經神”，鄭的聲望遠超過何。
當時求學者不遠千裏投到鄭玄門下者甚衆，他的徒黨通于天下。
總之，鄭玄從45歲被禁锢，到了靈帝中平元年58歲才蒙赦令，前後長達14年。在此期間，他打破了經學的家法，注釋與著書“幾百餘萬言”，創立了“鄭學”，在中國經學發展史上做出了無與倫比的突出貢獻。
黃巾農民大起義爆發後，東漢王朝爲了平息地主階級内部的紛争，一期共同鎮壓農民起義，乃大赦“黨人”，這時年已58歲的鄭玄始獲自由。
鄭玄曾先後遊學十幾年，走遍了各地，連大經師馬融都自歎不如，成了全國著名的經學大師。
他著述豐贍，又弟子衆多，在當時是有相當大聲望的。
解除黨禁後，朝廷當政者對鄭玄的大名已早有所聞，于是争相聘請他入朝擔任要職。
但康成公求名而不求官，羞與外戚閉寺爲伍，絕不願涉足仕途，乃屢拒征辟，一心一意從事著書講學的學術工作。
靈帝中平二年，執掌朝廷權柄的外戚大将軍何進爲了籠絡人心，首先征辟鄭玄入朝爲官。
州郡官吏脅迫起行，鄭玄不得已，隻好入朝去見何進。
何進爲表示禮賢下士，對鄭玄禮敬有加，設幾、杖之禮以待之。
鄭玄爲保其名士節操，拒不穿朝眼，隻穿普通儒者的便服與何進相見。
見面後，鄭玄一一回答了何進的問詢，并對其做了建言，最後又鄭重表示了自己堅決不留下做官的強烈意願。
僅隔了一夜，未等靈帝授予官職，他就逃走了。
何進一看“此人實不可奪志”，也就隻好放任他離去了。
靈帝中平四年，三司府曾先後兩次征辟鄭玄，但他都借故婉言謝絕了。
第二年，鄭玄與荀爽、申屠蟠、襄楷、韓融、陳紀等14人并被征爲博士，他以父喪爲名未去。
後将軍袁隗表舉鄭玄爲侍中，他仍以居喪爲理由而拒絕出仕。
中平六年，靈帝死，少帝劉辯繼位，不久董卓廢少帝而立獻帝，遷都于長安。這時，公卿們又舉鄭玄爲趙王乾之相，玄借故“戰亂道路不通”，仍舊沒有受召。
鄭玄屢拒征辟，其間除避亂于徐州外，大抵是在家鄉隐居，聚徒講學，專心經術，著書立說。
他的弟子遍于天下，多有人自遠方而投至門下，如河内趙商、公孫方、王基、郗慮等即爲其間著名者。他的學生常常超過千人，爲一時之盛。
獻帝建安二年，袁紹爲大将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爲北中國最大的割據勢力。
一次紹大宴賓客，71歲的鄭玄應邀出席，在席上對一些所謂“豪俊”的提問進行了一一的答對，語驚四座，使賓客無不折服。
其中一粗野雲将口吐唾沫說：“當今天下大亂，誰兵強将勇，誰就能當上皇帝老兒，‘子曰’、‘詩雲’能頂啥用？”
鄭玄端容正色答曰：“将軍隻可謂以管窺天，周公聖人統軍平叛，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而匹夫之勇，不過一人敵耳。将軍豈不聞楚霸王項羽乎？力拔山兮氣蓋世又如何，終是難免自刎烏江！”
那将軍聽後無言以對，全場亦是鴉雀無聲。
袁紹爲之折服，乃舉鄭玄爲茂才，并表請鄭玄爲左中郎将，但鄭玄卻毫不爲之所動，一一予以婉拒。
獻帝建安三年，獻帝征鄭玄爲大司農，這是位列九卿的高官，給安車一乘，所過郡縣長吏送迎。
鄭玄在家拜受後，便乘安車至許昌，但馬上又借口有病，請求告老還鄉。
他雖然并未到任就職，但因爲已經拜受此命，故世人稱他爲“鄭司農”。
總的看，鄭玄解禁後被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等共有14次之多，然玄皆拒不受。
公車征左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也都沒有就職。
在漢末黑暗的社會情況下，鄭玄有意保持其名士的清節，不肯與他所鄙視的那些外戚、宦官及唯名利是圖的假名士們爲伍，而一心在學術上發揮自己的才智。他以布衣而雄視世人，不愧爲真名士。
“荒山書院有人耕，不記山名與縣名。爲問黃巾滿天下，可能容得鄭康成。”
中平五年冬十月，黃巾軍占領青州，攻破北海，不受征召的鄭玄與其門人避于不其山下，在這裏開辦了康成書院，與世無争地進行着注經和講學活動。
康成書院的舊址在城陽區崂山北麓的三标山兩側的朝陽坡下。
這裏，北倚巍峨屹立的不其山，南臨風光秀麗的墨水河。
“康成”是鄭玄的字，書院是鄭玄修建和執教的場所，所以又稱作“康成書院”。
康成書院建成之後，遠近慕名求學者很多。
許多學徒自遠方投至門下，相随者數百千人。
康成書院曾盛極一時，聞名于世，三國時的名士崔琰、王經、國淵、任嘏、孫乾等人都曾是鄭玄的學生。
但康成書院僅開辦了短短一年，就因災荒緻使糧食斷絕，無法維持下去了。鄭玄隻好與學生們痛哭一場，各奔前程了。
鄭玄師徒離開不其山後，康成書院也漸漸荒廢了。
雖然康成書院早已不在，但關于鄭玄的故事卻一直在當地流傳。
據說不其山上有古井不竭，井邊生有一種細而長的草，很有韌性，時人稱之爲書帶草，又叫康成書帶。據史料記載，這種可以捆書簡的書帶草，因鄭玄講學不其山得書卷氣熏染而有靈氣，故而受到曆代文人的青睐和歌詠。
唐大詩人李白有“書帶留青草，琴堂幕素塵”詩句，宋蘇東坡也有“庭下已生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之詠。
另外，在此地還零散生長着一種喬木，木質如家楸、金楸、銀楸、黃楸、綿楸，隻是其葉脈網絡宛如圓長多變的篆紋，鄭玄譽之“篆葉楸”。
雖然鄭玄在這裏授徒時間不長，但留下的影響卻是巨大的，當地許多引人向善的故事都愛用鄭玄當主角，這也體現出了人們對他的愛戴。
傳說康成書院建成時還發生了這樣一個傳奇故事。
當年書院完工後，鄭玄已經身無分文，最後結賬時有三個即墨工匠的工錢實在拿不出，隻好先欠着人家的。
但這三人各有難處，黃伯等錢給他爹抓藥治病，周蕩光棍一根要攢錢娶媳婦，另一個叫郭槐的準備用錢拜師學個手藝好養家糊口。
三人雖然各有苦衷，但還是同意鄭玄先欠着他們的工錢了。
鄭玄非常感激，就帶他們來到一叢葳蕤的青竹邊，說道：“你們如此體諒，老夫無以回報，就每人送給你們一棵不其山的青竹吧！”
三人接過竹子，嘴上不說，心裏都不痛快，這樣又嫩又細的竹子漫山遍野到處都是，拿回家有何用處？
不過鄭玄卻拿着很當回事，送到山下臨别時又殷殷囑咐，回家後，一定不要忘記把青竹栽上。
三人點頭應承着，各自回家去了。
轉眼到了第二年秋，鄭玄備好三份銀子去即墨還賬。
他先來到黃伯家，剛進門，黃伯就跪地謝恩，他告訴鄭玄，他爹的病好了，多虧了那棵竹子。
原來去年從不其山回來後，黃伯就在院子裏随便挖個窩兒把竹子栽上了。沒想到，這棵竹子很快長得比小碗口粗，而且還散發出一股很濃的藥香味。
他爹的皮膚病，請了不少郎中，喝了不少湯藥，可都沒治好。
他抱着試試看的念頭把竹子砍了，削成竹片，再放到火炭上烘熱，然後貼在他爹的身上。嘿！這一試還真見了奇效，不到倆月，他爹身上原先潰爛的地方全都長了新皮。
他又到了周家，周蕩一見鄭玄，一邊忙着拿喜糖一邊說：“鄭先生，大恩還沒報呢，怎敢收你銀子。不是先生送的那棵青竹，現在我還在一個人睡光炕呢。”
原來周蕩把青竹栽在自家的大門口，不遠處就是一條小河，平時村裏的大閨女小媳婦就在河邊洗衣服。
這天，周蕩從地裏幹活回來，剛走到橋頭，就聽見橋下有人呼救。
他往橋下一看，是一個姑娘正在齊胸深的水裏不停撲騰，眼看就要被河水沖走了。
“旱鴨子”周蕩想救但是夠不着，回頭一看，家門口的那棵竹子正好用得上，跑過去就把竹子拔起來了，他把翠綠的長竹探到姑娘手邊，這才把人救上岸來。
那姑娘想感謝救命之恩，又無以爲報，就毅然嫁給了其貌不揚的他。
最後鄭玄到了郭家，郭槐一樣也把他當做貴客，拿出最上等的好茶招待，從家裏的擺設來看，他已經是個富人了。
鄭玄一問，原來他的發家也是從那棵青竹開始的。
郭槐把青竹栽上後，見它一天天長高長粗，就尋思如果把它伐了，編個竹筐竹簍什麽的，還能換個零花錢。他做夢也沒想到，這一編竟然編出了名堂，成了當地最有名的竹編高手，什麽花樣的竹器他都編得出來，而且件件精美，十分暢銷。（嘿嘿……悠人十分懷疑，文龍的編織手藝是不是從郭槐那兒傳下來的呢！）
鄭玄當初每人送他們一棵竹，隻是爲了表達自己的愧疚和歉意，沒想到機緣巧合，治愈了一個病人，成就了一段姻緣，還造就了一位巧匠。
後來，三人把鄭玄送還的銀子全都用在了康成書院的修繕上，以感謝先生的送竹之恩。
多少年過去了，書院初建時的規模已不可考，但附近的村莊仍以“書院”爲名；村中的小橋稱爲“書院橋”；村外的水庫名爲“書院水庫”。除了“書院村”，臨近的“演禮村”也與鄭玄有關，據說這裏曾是鄭玄當年帶領學生們演練周禮的地方。
據《城陽史話》記載，明正德七年，即墨縣令高允中因敬慕鄭玄，在鄭玄築廬授徒之處，重建院宇，聘教授，群學田，書匾額“康成書院”。
書院坐北朝南，東西呈長方形，占地畝餘，圍有院牆，門南向，房3間，高約5米，寬約12米，南北深約4米，重梁起架，檐下四根木柱撐頂，柱基座爲青石鼓形。木質門窗平開，雕似雲圖。
該建築具有十分完整的牆、柱、梁、棟、枋、鬥拱和起脊屋頂各部分組成，成爲當時著名的人文景觀，也是青島市區最古老的書院。
清初在即墨縣城設縣學，康成書院由于無人經營管理，也漸漸傾圮。
獻帝初平二年，黃巾軍攻占青州，鄭玄在高密也待不下去了，便逃到徐州避亂。
徐州牧陶謙曾大破黃巾軍，境内比較安定，他聽得鄭玄到來，極爲歡迎，以師友之禮相接待。
鄭玄把自己安頓在南城之山栖遲岩下的一所石屋裏，很少出頭露面，仍然夜以繼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經典，注釋《孝經》。
獻帝興平元年，陶謙卒，劉備領徐州牧。
相傳在這一時期，劉備曾多次到南城山下的石屋拜見鄭玄。
一日，劉備問鄭玄：“桓帝已降，漢室衰微。群雄割據，天下洶洶。以先生高見，備應如何治之？”
康成曰：“玄嘗聞之于先賢，有雲‘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者，又有雲‘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如此看來，當知民爲邦本，得民者昌。”
又曰：“凡治民者以大德不以小惠，施教于民，民則知禮，知禮則向善；施刑于民，民則知戒，知戒則遠惡。是以大德者使民不幹刑，則民無傷。小惠者，罪而後赦，是縱民犯法也。”
劉備聽了鄭玄這些話，頗有所悟，連連作揖感謝！
時年六十八歲的鄭玄與劉備相談甚得，于是爲其舉薦弟子——北海郡孫乾。
鄭玄在徐州住了五六年，當時孔融爲北海相，管轄今濰坊、安丘、壽光、昌樂、昌邑等地。
孔融對經學大師鄭玄特别尊崇，他一面爲其修葺故居庭院，一面再三派人敦請鄭玄回郡。
獻帝建安元年春末夏初，鄭玄便從徐州返回高密。
據《後漢書》本傳記載，鄭玄在回高密的路上曾遇到黃巾軍數萬人，但他們卻對康成十分尊重：“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黃巾軍尊重士人，這在曆史上是有記載的。
而鄭玄是一位真正的名士，在颠沛流離中非禮不動，也是他能夠獲得黃巾軍尊重的原因。
據《後漢紀·獻紀》記載，高密一縣，竟未受黃巾抄掠，鄭玄以自己的人格和名望保護了鄉梓。
回到高密後，孔融待之甚厚，告訴手下僚屬稱之爲“鄭君”，不得直呼其名。
後來，孔融還特命高密縣令爲鄭玄立一鄉，名爲“鄭公鄉”。命廣開闾衢，令容牡驷高車，号爲“通德門”，對其大加尊崇表彰。
就這樣，鄭玄在70歲時終于回到了由梓桐村變身爲“鄭公鄉”的老家，算是結束了背井離鄉的流亡生活。
昔日舊居已改建成由禮堂、塾舍、内院、深宅等組成一統的嶄新庭院。
扶杖站在古木新樹間，看着青磚碧瓦掩映交輝，須發皆白的鄭玄心中不無感慨和慰藉。
回到家鄉的他仍老當益壯，終日精研經典，博稽六藝，并時常睹覽秘書緯術。
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這一年，他竟又慘遭人倫大變，經受了老年喪子之痛。
鄭玄隻有一個兒子，名叫益恩，23歲時被北海相孔融舉爲孝廉。
這一年春夏之間，袁紹之子袁譚率黃巾降兵攻北海，圍孔融于都昌（今山東昌邑），情勢萬分緊急。
爲報知遇之恩，益恩受父命率家兵鄉勇前去營救，結果反被圍殺，時年僅27歲。
益恩死後，生有遺腹子，鄭玄因其手紋與自己相同，又因自己生于丁卯歲，而此子生于丁卯日，故取名叫小同。
鄭玄之孫鄭小同，字子真，學綜六經。初爲郎中，累遷至侍中，封關内侯，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拜爲五更。後爲心懷鬼胎的司馬昭以“甯我負卿，勿卿負我”之心鸩殺。
鄭玄因飽經滄桑，近來身體常覺不适。加之益恩前去援救孔融未回，吉兇難料，故他先作《誡子益恩書》以備。
然《誡子書》成，獨子益恩卻戰死沙場，并未看到。
鄭玄年輕時在外四處遊曆學習，四十一歲才回家與賢妻團聚，益恩似乎是他四十二歲那年的老來之子，愛若至寶，不曾想卻英年早逝。這一年，對垂暮之年的鄭玄來說應該是一生中最悲痛的一年。
獻帝建安五年，鄭玄已經74歲了。這年春天，他夢見孔子對他說：“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
這一年是農曆庚辰年，即龍年，而來年是辛巳年，也就是蛇年，舊說龍、蛇之年對聖賢不利。
所以他醒來後很不高興，認爲自己當不久于人世了。
而這一年，恰趕上同窗袁紹與曹操的大軍在官渡會戰。
爲壯聲勢，争取民心和士望，袁紹暗道，今劉備已投身于我，若再加上鄭玄這一大名鼎鼎的人物坐鎮軍中，焉得不勝！于是，就叫其子袁譚逼迫鄭玄随軍，康成無奈，隻好抱病而行。
鄭玄自山東遠涉翼地，走到元城（今河北大名縣境），哮喘舊病加重，不能再走了。
袁紹聞訊星夜趕來，隻見鄭玄臉色枯槁蠟黃，大驚失色。急喚随行軍醫前來診治，用藥以後，鄭玄的劇烈喘息才漸漸平複下來……
他開口言道：“大将軍請恕老朽無禮了，我恐大限已至，不能再陪将軍繼續前行了……”
袁紹流着眼淚說：“都是愚弟害了大司農……師兄，現在該咋辦？紹當盡力！”
鄭玄歎曰：“我活着怕是回不去了，但死了要回故裏，可薄葬。遺憾的是不能見老妻和孫兒一面了……”
袁紹明白鄭玄的心思，馬上說：“師兄放心，我即刻派人，将嫂夫人并小同一道接來……”
這年六月，鄭玄病逝于該縣。病重和臨危之時，他還在注釋《周易》。
時值袁紹與曹操對峙官渡一帶，雙方正欲決一雌雄。驚聞鄭玄歸天，不禁淚濕戰袍。他策馬元城，撫棺恸哭。
鄭玄死時正處于大戰亂之際，所以葬禮從簡，但自郡守以下的官員和受業弟子也有一千多人，爲其缞绖（披麻戴孝）送葬。
鄭玄初葬據東，後歸葬于高密砺阜。現在此地仍存有唐代墓碑和鄭玄祠廟，距此不遠，則是孔融當年給他立的“鄭公鄉”。
話說官渡之戰，袁紹大敗，一病不起。這位來自河南汝陽的名門貴胄大将軍，死後卻不願回歸祖墳。其臨終遺言道：“我與玄兄情同手足，生不能共同作戰，死要相伴在一起……”
袁紹遺骸最終運往“鄭公鄉”。
一文一武兩位同窗好友，共眠濰水河畔的砺阜山下。
好在這裏青山綠水，九泉之下，師兄弟二人倒也其樂融融。
正是，人生難得是知己，剛愎将軍鄭公識。馬革裹屍何必還，濰水河畔伴大師。
鄭玄的學生們十分景仰這位老師，爲了紀念恩師的教誨，他們像孔門弟子爲紀念孔子而編輯《論語》一樣，也把鄭玄平時和弟子們問答五經的言論編輯爲《鄭志》，共有8篇。
總括鄭玄的一生，是爲整理古代文化遺産而鞠躬盡瘁的一生，是獻身學術與教育的一生，他身上集中了正派知識分子不慕權勢、死守善道、憂民敬業等衆多傳統美德。
1998年，高密人投資1億元人民币新建了一所現代化中學，名——康成中學。這所學校就是以高密籍大經學家鄭玄的字“康成”來命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