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裏，喬治突然停頓了一下，他緊張地皺了皺眉頭，非常慎重地繼續說道：“如果我們想要擁有和平，如果這個世界需要和平，那麽就有充分理由說明爲什麽我們在中國目前的努力必須取得成功，而這在很大程度之上又取決于其他國家的行動。但是如果中國方面對此置之不理，或者說，如果有人千方百計地阻撓中國實現人民渴望已久的和平，那麽我們的所有努力都将面臨失敗。我非常了解美國人民對于中國的主要興趣，但是我不敢肯定他們是否了解中國，或者說是否了解他們的政治領袖，是否了解中國緻力于團結統一和經濟穩定的成功，對于美國所具有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性。接下來中國局勢的發展走向，不僅是對于中國人民，包括對于世界未來的和平都極爲重要。”
在接下來的十幾天時間裏面，喬治就開始了各種交際應酬活動，和華盛頓的官員将領們虛與委蛇，當然這其中并不包括尼米茲将軍等少數幾個喬治看得上眼之人。
4月3日，喬治又出席了美國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的聽證會，向委員會主席康納利?内格羅蓬特提交了一份有關他在華使命的機密報告。在這份報告之中，喬治極力強調了中國目前局勢的嚴重性。他指出許多現有的困難有許多都是之前國民政府所能夠避免的，但是由于國共雙方之間缺乏足夠信任，而且相互猜疑。雙方彼此之間都認爲對方的建議後面藏着不可告人的險惡用心，以至于中國的和平形勢急轉直下，内戰的炮火一觸即發。蔣介石阻礙了把可以控制局勢的調停小組派往東北地區的努力，并且利用我們的幫助調集大批政府軍隊進入東北準備消滅軍隊。而方面則聲稱1月10日的停戰命令适用于包括東北地區在内的中國各地。
除此之外，喬治在報告之中還繼續指出，國民政府若幹地方當局在許多地方給了指責國民黨缺乏誠意的機會，例如：1、在漢口以北的形勢，那裏的軍隊被集中的國民政府大軍所包圍；2、重慶的國民政府統帥部違反停戰協議。命令國民政府軍隊進兵被所占據的熱河省赤峰地區；3、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拒絕承認所領導的華南抗日遊擊隊，并且拒絕承認軍調部的命令和國民政府所發出的關于軍調部調查廣東地區實際情況的命令；4、國民政府陸軍總部沒有按照停戰命令之中的明确規定，提交關于長江以南軍隊調動的每日報告；5、國民黨在北平強行搜查人員住所并且封閉報社；6、國民政府派出飛機在延安上空進行偵察；7、戰地小組人員在沈陽機場被無故扣留。…,
喬治認爲以上所列這些行動都是對國民黨毫無裨益的愚蠢行爲，這些行爲不但成爲了指責國民政府的借口，而且更加嚴重的是，它們激發了對于國民黨的懷疑和不信任。喬治在報告最後得出結論：如今正在利用當前的形勢日益發展壯大起來，因而使國民政府當局處于很危險的軍事地位，即戰線過長、兵力日益分散的危險境地。美國政府有必要重新審視自己的對華政策。适時扶植新的利益代理人或者盡快和搞好關系。
第二天上午，喬治又來到位于華盛頓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總部，會見善後救濟總署總幹事菲奧雷洛?拉瓜迪亞先生，向他介紹中國人民如今所面臨的困難，請求善後救濟總署加大對中國的援助。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創立于1943年，發起人爲美國已故總統羅斯福。其名稱之中的“聯合國”并非是指後來于舊金山成立的我們今天所說的聯合國，而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同盟國參戰國家。因爲1942年同盟國發表了《聯合國家宣言》，所以這個善後救濟總署才有聯合國之稱。本質爲福利機構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其成立目的在于戰後統籌重建在二戰之中受害嚴重并且無力複興的同盟國參戰國家。其中。在二戰之中受害最嚴重的中國成爲最主要的受援助國家，而主要的施助國則爲美國、英國、加拿大三國，其中美國提供了27億美元的資金和物資，英國提供了6.2億美元的資金和援助物資，加拿大提則供了1.54億美元。
1943年11月，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聯總）在華盛頓宣告成立，共計有包括美國、中國、蘇聯、英國在内的48個國家參加。中華民國當時進入了聯總的決策行列，成爲聯總中央委員會的四大國代表之一，并且兼任聯總遠東地區委員會常任主席。聯總的活動遍及歐、亞兩大洲的39個國家，其中在上海，聯總設立了中國分署。1945年1月，國民政府專門成立了善後救濟總署，負責接受和分配聯總提供的救濟物資，直接隸屬于行政院，故而又被稱爲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行總），第一任行總署長是中國近代着名曆史學家、外交家蔣廷黻博士。行總的總部最初設在重慶，後來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之後，總部也随之遷往南京，除此之外，行總還在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設立了15個分署。在1945年8月小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聯總、行總随即正式啓動了善後救濟工作，這種工作一直持續到1947年11月。聯合國方面決定終止對中國的援助爲止。
聯總援助中國的宗旨是幫助中國政府救濟難民，醫治戰争創傷，重建和平家園。其工作主要分爲善後和救濟兩大部分。善後工作主要包括水利、交通、工礦、農林牧漁、教育衛生、國民住宅等基礎設施的恢複和重建，而救濟工作則主要針對難民、流浪兒童和老弱病殘等弱勢群體。聯總提供的無償援助，既包括糧食、棉花、羊毛、藥品等戰後中國稀缺的生活必需品，也包括機器設備和交通運輸器材在内的各種工業生産物資。至今在北京的中國鐵路博物館之中仍然還展覽有當年聯總援助中國的蒸汽機車。在聯總對中國進行善後救濟的2年期間，得到緊急救助的中國難民超過百萬人，另外還有數百萬人得以通過以工代赈得到救濟，數千萬人間接受惠。雖然這樣的數字對于當時中國4.5億的總人口而言，不過隻是杯水車薪而已。但是這份恩情我們卻不應該忘記。與此同時，借助于外來援助資金，國民政府實施了許多善後工程，其中包括黃河決堤口修複、江淮大堤加固、修複錢塘江大堤、修複永定河官廳水庫等大型水利工程，修複京滬、粵漢等鐵路和公路的交通工程，以及對通訊、發電、供水、醫療等公共設施的修複工程，這些善後工程的實施對于淪陷區戰後經濟的恢複和重建發揮了巨大作用。聯總的救濟不但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急需的物資，解決了災民的燃眉之急。而且其所奉行的人道主義宗旨。也在精神上面給飽受戰亂之苦的中國民衆帶來了新生的希望，因而在當時受到了舉國一緻的期待和歡迎。…,
與此同時，基于聯總所制定的不因種族、宗教、政治信仰的不同而有所歧視，不得幹涉中國内政的善後救濟原則，在所領導的解放區之内也相應地成立了中國解放區救濟總署（簡稱解總），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董必武擔任署長。1945年12月。周恩i與行總署長蔣廷黻經過多次磋商，達成了六項諒解。即“救濟以确定戰事損失之地方與人民爲對象；救濟不得因種族、宗教、政治信仰的不同而有所歧視；救濟物資之發放不經軍政機關而由人民團體協助進行；如行總人員及運載物資車船進入解放區被扣留時，則行總人員立即自該區域撤退；行總人員不得過問解放區地方行政事務；可派代表在解放區協助行總人員進行救濟工作。”
即便是在解放戰争期間。屢敗屢戰的蔣介石雖然心裏百般不願意，但是仍然還是有10萬餘噸聯總援助物資被運入解放區，光是山東解放區在日照新開辟的石臼所港口，當時就有8艘登陸艦運來5000餘噸救濟物資，其中包括糧食、藥品、棉花、被服、車輛、汽油等戰略性物資。雖然聯總規定所有救濟物資都不能用于軍事用途，但是聯總、行總對于進入控制的解放區之後的救濟物資根本沒辦法進行有效的監控，這導緻大部分的救濟物資實際上都成爲了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後勤補給，爲解放戰争的勝利也算是做出了幾分貢獻。
聯總于1945年8月召開的第五屆全體大會所達成的第80号決議預示了聯總工作的結束，當時規定的結束日期是1946年底，而在遠東地區則推遲三個月。1947年10月，根據第二屆聯合國大會決議，聯總宣告解散，而中國地區的行總也随之改制爲行政院善後事業委員會。不過行政院善後事業委員會所從事的工作從救濟事務，轉爲專門負責1937年戰時黃河河堤人工爆破之後的善後工作，該委員會成立之後的首任主任委員爲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委員會之内不但有諸如交通部部長俞大維、社會部部長谷正綱等多位政要委員，而且還在各省設置了委員會分支機構。不過當時由于國共内戰等因素，行政院善後事業委員會并沒有能夠發揮其功能。1949年6月22日，國民政府在國共内戰之中喪失大部分領土之後，将有名無實的行政院善後事業委員會予以裁撤。而在解放區之内，1949年3月，解總指定中國福利基金會爲解總代表，繼續接受對國際和平醫院、醫科院校、華北兒童等項目的援助。(。如果您喜歡這部作品，歡迎您來（.）投推薦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