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城被列爲工業特區，讓當地的主官又是驚喜又是恐慌，驚喜當然是阜城受到了重視，他們自然也是水漲船高，看看深市就知道了，當年的小漁村短短十年工夫就成了國家的富裕城市，深市市長在省裏都擔任要職。
但同樣的，阜城成爲工業特區就成了國家的焦點，做爲主官他們身上的重擔也更重了，如果做不好怎麽辦？
事實上，現在的阜城主官對這些事的擔心都是多餘的，因爲國家已經在商量準備要從工業部直接“空投”一位主官到阜城，隻要劉琅的工業集團成立，這位名叫宋立峰的年輕幹部就會走馬上任了。
“劉琅，這個宋立峰可是一位年輕有爲的幹部，今年隻有三十八歲，前年剛剛成爲工業部設備處的處長，他是我一手看着成長起來的，以後會配合你工作。”
江波濤對着劉琅說道。
“這個人上過大學嗎？”
劉琅問道。
“他是工農兵大學生，是首都大學的學生，學的也是工業。”
“他的父親是誰？”
劉琅接着問道。
“呵呵，你問的很詳細呀！他的父親可不是什麽大人物，隻個普通的幹部，曾經擔任過經委下面的一個處長，僅此而已，所以這個宋立峰完全是靠着自己的能力當上的處長，現在成爲國家組織部門重點培養的幹部。”
江波濤解釋道。
“是這樣！”
劉琅點了點頭，覺得江波濤的話是靠譜的。
一位三十八歲都能擔任市地級一把手的官員，别說在這個時代了，就是二三十年後都不多見，既然他的背景不是很大，那就說明他的能力是很強。
很多人都覺得官員是一個門檻很低的職業，誰都可以擔任，要是這麽認爲就大錯特錯了，基層幹部面對着最廣大的老百姓，你要是做不好工作，那就有可能引起矛盾。
同樣，一個市的主要領導要是沒有能力，那麽這個市的發展就會受到影響了。
改革開放之初，深市被定爲特區，當時的市長叫做石南生，這個人的魄力就非常大，敢于打破固有的老思維，上任之時就頒布了很多制度，最有突破性的就是允許港商買賣深市的土地。
這條規定連國家都沒有想到，當時引起了高層的讨論，很多人說這是不合法的，要馬上停止，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土地國家、人民的，怎麽能賣給資本家？這不是改變國家的性質嗎？最後還是鄧老拍闆，既然是特區，那就什麽政策都要試驗。
但是很多官員都對這項政策“深惡痛絕”，一些人還痛心疾首的高呼：深市除了國旗是紅的，其他都變色了，顯然他們根本無法接受土地的買賣。
這個政策的好處就是給深市帶來了大量的資金，石南生把這些資金投入到了基礎設施建設當中，很快就讓深市的道路煥然一新。
回過頭來看，允許土地買賣是深市一步至關重要的政策，如果沒有這項政策的實施，那麽深市絕對不會在短短幾年之間就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一座全世界都矚目的都市，後來石南生曾經回憶，在實施的一年時間裏他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面對鋪天蓋地的指責最終挺了下來，正是他的遠見卓識才造就了中國改革開放曆史上第一個奇迹。
有此可以看出一個高瞻遠矚的官員對一座城市的發展是多麽的重要。
阜城現在也成爲了國家關注的重點，成功了，國家今後的工業發展就會好走一些，失敗了，可能國家的工業就會受到一些挫折，要另外找尋一條道路，如此重要的崗位交給了一名三十八歲的年輕人，這足以說明對方的能力了。
當然，也可能是因爲國家覺得宋立峰是年輕的幹部，可以更好的配合劉琅工作，畢竟年輕人之間是有共同語言的，不像那些老人兒，有時候固執的要命，即便劉琅是個天才也不給面子，甚至劉琅覺得，正是對方年輕這個因素才讓他成爲了阜城的主官，他就是來配合自己工作的。
當然，江波濤也提到了他的兒子江宏，這位剛剛畢業一年多就在阜城當上科長的年輕幹部。
劉琅對江宏的評價還是很不錯的，在大學時就展現出了高于常人的組織能力，畢業先是到了沈城擔任工業廳的基層幹部，後來應劉琅的“要求”被派到阜城，他的工作也很明确，配合劉琅工作，不光是他，被派到阜城的十幾位年輕幹部都是如此，他們中職務最低的是科長，最高的是處長，年紀都沒有超過四十歲的。
這麽看來，國家爲劉琅能夠毫無顧忌的工作想盡了所有辦法。
劉琅回到首都一刻都不能閑着，每天都有事情要做，第二天一大早，孫虎帶着他又趕向了“格美空調廠”。
半年多時間，“格美空調廠”又增加了一套生産線，現在每年可以生産七千台空調，産值高達三千多萬，利潤達到了七百多萬元，上繳稅收兩百多萬，是名副其實的明星企業，廠長孫明凡今年被選爲了全國代表，總工程師陳春生則是首都的代表，兩人的事迹頻頻登報，也成爲了國家的明星企業家。
劉琅來到“格美空調廠”沒有實現通知二人，不過很湊巧，兩個人都在廠裏，劉琅來的時候兩人正和廠子裏的中層幹部商量下半年的生産銷售情況，聽到門衛打來電話，說是劉琅到來，馬上就跳了起來，二話不說列隊歡迎。
“劉總，你來之前怎麽沒告訴我們？”
孫明凡現在的體型已經有些微胖，顯然是營養過剩了，這沒毛病，他現在是有錢人了，任何貴重的食材都可以随意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