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犯人先是在市中心的街心廣場偉人雕像下面接受公審，當場宣判死刑，然後直接拉到刑場行刑，但在此之前還須經過遊街示衆。
這遊街的場面讓劉琅可是記憶深刻。
前面由鳴着警笛的警車開道，後面緊跟着一輛輛解放牌大卡車，每輛卡車上站着一名将要被執行死刑的犯人。
犯人被五花大綁，由于将臨的死亡和遊街的恥辱而面如土色。
他們胸前挂着木牌，上面寫有名字、性别、年齡及罪行等，在他們的名字上面還畫着黑色的大“×”。
行刑車沿途播放廣播，宣傳“嚴打”鬥争，控訴犯人罪行。路過的大街小巷，引來無數百姓圍觀，公安人員在旁邊維持秩序疏導交通。
車上的犯人一個個面如死灰，車下的百姓們也是吓得不輕，各個臉色蒼白，
如此“壯觀”的場面恐怕在此以後就絕無僅有了。
同時各地的校園還經常張貼審判犯人、遊街示衆、刑場行刑的實景照片，張貼這些照片的本意，與遊街示衆一樣，意在教育民衆遵紀守法，希望祖國的花朵從小見證殘酷的行刑場面，長大後不會重蹈覆轍。
對“生”才剛剛有些朦胧體味的孩子，面對“死刑”這兩個字眼，心中必定是生出恐懼。尤其是血肉模糊的死刑場景印在幼小孩子們腦海裏，成爲成長記憶裏長久揮不去的一抹陰影，别說是這幫小孩子，就是劉琅父母這樣的大人看到也是雙腿發麻，心中暗暗發誓：以後千萬别犯事。
劉琅還記得“八三嚴打”時有這樣一句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可判可不判的，堅決判；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
這麽做好不好？就算是三十多年後，很多人都在争論，有人說“嚴打”踐踏了法律，讓很多無辜的人也遭受了磨難；也有人說“嚴打”打擊了許多違法犯罪分子，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社會生活安定，收效明顯。
總之是各有各的道理。
在劉琅看來，“嚴打”勢在必行，沒有“嚴打”，還真的無法遏制社會上越演越烈的刑事案件。
但社會上出現如此多的刑事案件，究其根本還是在法律不健全的原因，十年浩劫之下，法制的建設根本沒有，人們也不在乎法制，沒有貧富差距的情況下自然無話可說，可一旦有人賺了錢，其他人立刻眼紅起來，對金錢的貪婪加上法制的缺失，别說是中國這種落後國家，就是發達國家，社會必然出現混亂。
而法律的健全是一個過程，不是一撮而就便能完成的，在這種情況下，要想盡快的打擊犯罪，“嚴打”就是唯一的選擇了。
“嚴打”降臨，每天大街上都有解放卡車載着“罪犯”飛馳而過，劉琅從父母的嘴裏聽到最多的就是誰誰被抓了起來，爺爺也時常告訴家人，尤其是劉琅的二叔，讓他不要惹事，可以說，在這時候每個家庭都是人人自危，以至于王抗日都跑來了兩次，看看劉家是否惹了麻煩，看到他們無事才放下心來，臨走時還不停囑咐。
總之一句話，不該做的别做，不該說的别說，有人罵你有人打你不要還口還手，隻要告訴民警，自然幫你出氣。
“嚴打”就如暴風驟雨，将社會上的不良風氣吹的七零八落，社會秩序也很快恢複過來。
算起來，“嚴打”對阜城這樣的小城市影響還不算大，畢竟阜城這樣以工業爲主的城市“閑散”人員不是很多，一個多月的時間，劉琅在大街上也隻看到有六七十人被“遊街示衆”，這意味這整個阜城被槍斃的“罪犯”也就這麽多了，跟那些動辄幾百數千被判死刑的大城市是無法相比的。
别說是首都滬市這樣的大城市了，即使是遼北省的省會沈城，短短幾個月内就抓了近萬人，被判死刑的“罪犯”多達一千多，剩下的人都關進了監獄，一時間沈城的監獄都人滿爲患，有些“重刑犯”還直接被送到遙遠的北疆，半輩子都要在無盡的沙漠中生活了。
對于普通人來說，如果一名親人被判了刑，那對這一家人來說就如天塌下來一樣，但是對于國家和社會來說，這一場“嚴打”不過是爲了改革“保駕護航”的運動而已，帝國主義不好對付，這些“歹徒罪犯”還不好對付？在英明神武的人民警察面前犯罪份子連反抗的能力都沒有。
現在國家的目标就是發展經濟，全社會都要圍繞這個目标展開。
國家的首長親自來到了遼北省，親自過問今年的經濟發展情況，省裏的領導悉數參加，連肖南光也被找了過來，不過在這個會議現場他不是主角，主角是國家的首長和遼北省的父母官。
“老丁呀！今年國家給我們遼北下的指标有點高呀！比去年增長二成，我們第一季度加班加點的幹，也不過增長了半成，你看國家的指标能不能下調一些呀！”
遼北省的第一書記胡衛國笑着對旁邊的一位老者說道，而對方則是國家的副總理丁惠中。
“哈哈，老胡呀！遼北省的實力誰不知道？除了首都和滬市外，就是你們省了，整個國家都要指望你們，你現在還跟我撂挑子，那我連哭的地方都沒有了。”
對方也是笑着回答。
“老丁，你不要給我戴高帽了，我“胡大敢幹”的脾氣你還不知道？對國家和首長的要求從沒有提出過異議，如果說讓我們增産一成，我都不和你廢話，保證完成，但是增加兩成，誰敢保證？”
胡衛國擺了擺手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