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隻是簡單的讀書人，不管是晉原縣縣學的學子，還是長安國子學的學子，李曦都是沒有機會也沒有興趣去接觸一些時務事項的。
但是，别看他穿越過來才隻不過半年時間，但是他既曾出任晉原縣主簿，主持過救災事宜，又自己開了酒莊子，有那麽一段時間，更是幾乎是每天都要跟糧食打交道，所以對于這個關乎國計民生的問題，自然算不得外行。
自春天開始，劍南道大雨不止，來到長安之後又知道，不止劍南道，包括長安所在的京畿道，乃至于往東洛陽所在的都畿道，乃至于河東道、河南道等地，今年也是雨水紛紛不止，似乎開元二十一年注定了是一個大水淋漓的年份，整個國家到處都在鬧澇災。
到處都是下大雨，自然就影響了糧食的收成，不過一來朝廷救助及時，二來此時的大唐絕對堪稱富庶，各地糧儲基數都不低，所以這場蔓延全國而且時間極長的大水災，還并沒有造成什麽太過惡劣的影響，要說最大的影響，大概就是糧價的節節攀高了。
李曦素來是個甩手掌櫃，即便是在晉原時，他也隻是負責一些大政策的決策，家日常生活開支等事，先有武蘭，後有阿錦負責，家就那些固定的丁口，即便要有所儲糧，上下也不過就是幾萬，最多十幾萬錢的事情，眼下一日比一日财大氣粗的李曦自是懶得過問。
隻不過因爲牽涉到廢糧地種菜之事，需要向種菜的百姓和縣府補足大量的米糧，而且家所開設的酒莊子每日消耗的米糧也是一個很大的數目，柳榮和三叔他們幾乎每隔些日子就會有一份彙報，其糧食價格就是極其重要的一項，所以在來長安之前，李曦對于劍南道的糧價一直都還是保持關注的。
一直到他動身離開晉原到長安來之前，即便遭了災，卻因爲府縣兩級平抑得力，因此晉原的糧價一直都是在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内波動，一鬥米至高也不過就是十六個錢，低的時候更是隻如往常一般在十二個錢或十三個錢之間浮動。
但是在李林甫走後，李曦把府管理這些日常事務的庚新找來一問才知道，長安的情況卻遠非如此。
據庚新說，在正常年份，長安的米價大概維持在三十到四十個錢一鬥的價格上，但是今年關久雨，米價騰貴難下，現在長安城的米價已經攀升到五十到五十五個錢才能買到一鬥米的地步。
聽到這個結果，李曦的眉頭就緊緊地皺了起來：長安乃是天下之都，米價高昂一些自然也屬正常，但是貴到這個程度，可就有些異常了。
長安城固然多得是有權有錢的人家，可以說，糧價是三十個錢一鬥還是六十個錢一鬥，對他們來說都無甚要緊，因爲他們即便不是吃國家糧饷的，也都不缺那幾個買米的錢，但是要知道，即便是長安城裏，也是以普通人居多的。
正常人忙碌一天，所得不過三四十個大錢而已，至于那些做小商小販的，收入會略高，卻也至多不過幾百個錢，正常之家，就以五口計算，三四天怕就要吃掉至少一鬥米，也就是說，對于一個五口之家來說，一天收入幾十個錢，光是糧食，就得花去十五個錢左右，這可是一份絕大的開支了。
怪不得有人說，長安居，大不易，看來不光是房子價格高，這米價也是貴的離譜。
想到李林甫臨走之時滿含深意的提到糧食問題，又從庚新嘴裏粗略的得到了一些關于長安米價的消息，李曦心裏便隐隐約約的有些了解了。
大概是李林甫不知從哪裏了解到，玄宗皇帝對于長安的糧價居高不下早就有所不滿，再加上他又知道自己在晉原時頗有經濟之名，所以就想到了讓自己去梳理糧價？
一念思及此處，李曦再也無法安坐。
要知道，曆朝曆代，平抑物價疏導市場都是一門了不起的大學問，當然，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而都因爲地位特殊，曆來物價更是習慣性的居高不下，又是難之難。更何況李林甫想要舉薦自己去處理的，還是最最複雜難纏的糧食價格問題？
看日頭知道這會子蘇晉應該下職了，李曦便叫人備了馬車，直奔蘇府。
蘇晉剛剛從吏部下了職到家，連衣服都沒來得及換，聽見李曦來了，便命人把他引進來，自去換了家居常服，這才過來陪李曦說話。
李曦所來隻是爲了糧食的事情，所以便開門見山。
聽到李曦問糧價，蘇晉立時的就是眼睛一眯，似乎是隐隐約約猜到了什麽，不過他卻并沒有就此說些什麽，隻是根據李曦所問，據實的回答了一番。
蘇晉居官多年，其光是在長安做官就有前後十幾年，而且很長一段時間之内都是官居高位，所以同是一個糧食問題米價問題，在他口娓娓道來，卻是立刻就比庚新這個小管家的境界大了不止一倍兩倍，而且論事之細緻，也是不可同日而語。
經他一說，李曦立刻就基本上把握住了長安米價騰貴的原因之所在。
長安米糧價高，先就是因爲供應不足。
長安所在的關平原号稱沃野千裏，其實可供耕種的田畝有限，而且曆經千年的開墾和耕種，地力漸漸趨于貧瘠，産出不高，即便是大唐立國以來，積極地修繕了很多前朝留下的水利工程，極力的引導百姓們務農耕種，但是僅靠關地區的産出，扣除了百姓們自己的口糧之後，仍是根本就不足以供應長安城所需。
而且長安地處關平原，往西、往北，都比關地區還要貧瘠，自給自足已是不易，根本就不可能給長安提供太多過剩的米糧，往南的劍南道倒是富庶，但是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轉運極其艱難，所以基本指望不上。
而往東呢，東邊不管是河南道還是淮南道，乃至于再往南的江南道，都是富糧區，自然是有實力支援長安的，而事實上，朝廷每年都有漕運從江淮之地運達長安。
但是東邊的米糧要想運到洛陽容易，要想進長安，卻是極難。洛陽至長安，七八百裏路，其大半都是難行的山路，殽函天險，神驚鬼愁，若是走陸路，幾百裏路走下來，運輸的行腳費之高昂，倍于米價，非官府所能承受。
而若是走水路，又實在是太過艱難。
黃河經由河東道過來，在風陵關、潼關之地突然一個九十度的大直彎，改道向東，一路約二百許裏，奔往三門。
三門，即三門峽。又稱三門山或砥柱山。
三門峽谷，兩岸夾水，壁立千仞，怪石嶙峋，地勢險要，河心有兩座石島把河水分成三股，分别稱“人門”、“鬼門”、“神門”，故曰“三門峽”。砥柱正對三門，河水奪門而出，直沖砥柱，然後分流包柱而過，故曰“流砥柱”。亦号稱三門天險。
可想而知，有了這等天險做阻，東邊有再多的米糧，卻也是無法運到長安來的，即便是眼下每年江淮過來的漕運，在經過三門的時候，仍是事故頻，動辄船沉人亡。
因此，雖然東邊有的是糧食，但是隔着一個三門峽，長安的居民卻隻能是坐在高昂的糧價望穿雙眼了。路況如此，叫人徒呼奈何。
蘇晉雖然不是戶部官員，不過他博聞強記，對于一些重要的數據倒是有印象的，據他說，每年從江淮之地運抵長安的米糧，在高宗武後時期大約隻有二十萬石，開元以來有所增加，卻也不過每年四十至六十萬石，可以說，對于長安的百多萬人口而言，這一點糧食，也隻好算作杯水車薪。
而與此相對應得，則是第二點，那就是長安的人口增長問題。
關地區，乃至于大唐全國能夠提供給長安的米糧就是隻有這些，在國朝定鼎初期，長安還沒有那麽繁華，這些米糧自是夠用，但是随着國家一天天強盛，長安作爲天子之都，地位越來越顯赫，外來人口極多，再加上關本地人口滋生，百餘年間，長安城的人口從當年的二十來萬，一躍突破百萬，至今已經是百萬不足以囊其數了。
别的不說，隻是蘇晉提供的一份對比，就可略窺其一二。
據他說，太宗貞觀年間，朝官至少時隻有六百四十二人，吏部有冊可查的，但是到了當下，去年，也就是開元二十年的時候，吏部的統計數據是長安城内的朝官已達一萬七千六百多人，較之太宗時多出近三十倍
所以近十幾年來，長安城内屢屢糧荒。早在二十四年前，宗景龍三年，關地區曾遭遇大災，當時的武大臣就曾建議宗遷都洛陽，宗當時便怒道：“豈有逐糧天子耶？”可見當時的長安缺糧到了什麽程度。
而時至今日，即便玄宗皇帝以天子之尊，仍是不得不每隔一段時間就被迫的帶着一大幫朝廷大臣遠足跋涉的到洛陽去“就食”，習慣了做一個“逐糧天子”了。
如果李林甫所說的糧食一事不是虛言的話，一旦他真個的舉薦了李曦出任相關方面的官職，那麽很顯然，這一攤子将馬上就壓到李曦的肩上。
一百萬人的吃飯問題，如山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