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蘭在播音室中慷慨激昂的宣言，使廣播前收聽這期節目的千萬民衆感受到命運女神的博愛光輝，同時也被王子殿下高尚的人格深深感動。
原本對外來移民懷有顧慮的人們聽了這期節目，不免暗自慚愧，反省自己的偏見；剛剛找到安身之地的流亡者更是感動得熱淚盈眶，對寇拉斯政府與辛德拉信仰又增添了幾分好感。節目播出過後，移民大軍中掀起一股強勁而持久的“改信潮”，絕大多數流亡者選擇放棄原有的信仰，改爲皈依辛德拉教會——培羅的選民迫使他們踏上流亡路，辛德拉選民則給了他們一處安身之地，改換門庭也就順理成章了。
除了在“爐邊談話”中公開發表的言論，羅蘭堅持向移民潮敞開國門，其實還有一個不便對公衆明言的原因。
随着遠東經濟的高速發展，工業産值在短短四年間翻了十倍，已經超越農業成爲國民經濟的第一支柱。工業的高速擴張需要更多産業工人，然而遠東勞動力緊缺，這就進一步加重了用工荒，直觀表現就是四年來産業工人的平均工資翻了四倍，卻還是很難招到人。
工資持續高漲，工業品的成本也将同步增長，這樣一來在出口市場上就會漸漸失去競争力。遠東當前還是一個以出口導向爲主的經濟體，倘若工業品喪失價格優勢，無法繼續在國際市場上擴大份額，隻憑本國那幾百萬人口根本消化不了巨大的工業産能，經濟也将走向蕭條。
在這樣嚴峻的局面下，羅蘭提出兩條平行的戰略。首先高工資将激勵企業主加大技術研發的投入，采用更先進、效率更高的機器取代昂貴的人工，從而爲技術革新提供動力。
從地球上的經驗來講，19世紀美國工人的薪資水平堪稱世界第一，正是昂貴的人工迫使工廠主專注于開發和應用新技術，應用新技術帶來的收益足以抵消研發費用，從而成爲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領軍者。但是，同樣的發展路徑移植到東亞就行不通。因爲人口衆多，人力成本低廉，完全可以采用廉價的人工替代機器，反之，研發新技術的成本相對人工太過高昂，并不符合比較優勢的規律。
遠東在完成第一個五年規劃之後，國民經濟正處于一個關鍵的拐點。人工成本的激增是好事也是壞事，關鍵看執政者與企業主如何面對。
羅蘭利用當前的機遇，将魔導工業技術的革新升級作爲當前的首要産業政策由政府主導大力推進。企業主迫于用工荒的壓力，對新技術不會有太多的抵觸心理，反而主動出資參與技術研發，期望新技術的應用能夠減少人工，帶來更多的利潤。
另一方面，羅蘭也沒有錯過帝國當局推行激進改革帶來的契機，大量吸納來自帝國内陸的移民，從而爲遠東補充急缺的勞動力，稍稍緩解工資上升帶來的壓力，爲産業升級換代争取更多的時間。
從1624年第一季度的國民經濟統計數據來看，“技術革新”和“吸納移民”這兩條政策都收到了極好的成效，然而随着帝國局勢日趨惡化，羅蘭也深刻意識到，和平發展的好光景不可持久，必須未雨綢缪，爲即将到來的“亂世”做好準備。
……
出于個人興趣和學業需求，羅蘭穿越前閱讀過不少反思和探讨“法國大革命”的論著，其中給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當屬托克維爾的名作《舊制度與大革命》。
1624年對于亞珊帝國的執政者而言是一個不能更糟糕的年頭。曆經一整年的激進改革，這個曆史悠久的老大帝國已經被折騰的搖搖欲墜。在羅蘭看來，亞珊帝國當前的境況與1789年革命爆發前的法蘭西頗爲相似，正如托克維爾指出的那樣：
革命并非總是爆發于那些壓迫最嚴酷的國家，反而常常發生于相對寬容、或轉向寬容的國度。密封的高壓鍋壓力雖大卻很安全，可一旦打開缺口，讓高壓氣體得到一個過于狹小的發洩通道，就會引起爆炸！
“春天”在文學作品當中往往具有美好與希望的寓意，然而亞珊帝國的春天卻是另一番光景，在這個青黃不接的季節裏，鄉下窮苦的農民總不免爲饑荒犯愁。
往年到了春季，家裏斷糧的鄉下人有兩條路可選：要麽向當地的地主或者貴族領主尋求施舍，要麽拖家帶口的去逃荒，走到哪裏就乞讨到哪裏，實在沒有吃的，路邊的樹皮和野菜也能勉強充饑。
1624年春天不同以往，窮人熟悉的那個鄉土社會已經被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大潮沖垮。如今鄉下那些大大小小的地主要麽已經破産，要麽把農田分塊出售，舉家搬進城裏定居，取而代之的是國有農場。
國有農場名義上的主人是國家，然而“國家”無法親自管理它的田産，隻能委托給經理人代管。這些田産經理人首先無權拿國有農場的糧食周濟窮人，更何況他們中的大多數鐵石心腸，非但不想周濟窮人，還想乘着饑荒季節，把窮人都弄進自己管理的農場充當勞工。鄉下人雖然沒什麽文化，可也不傻，對國有農場雇工的悲慘遭遇早有耳聞，哪裏肯自投羅網，甯肯選擇沿路乞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