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德主教慷慨陳詞，痛斥時弊。
“設想一下，如果政府取消包稅壟斷權，将一個省區的包稅權授予多家包稅公司，允許人們自願選擇向某家包稅公司繳納稅款，從而挑起包稅行業的競争，迫使他們降低稅率以吸引更多人前來納稅，這樣的制度改革無疑會減輕人們的稅賦，增加财政收入，爲什麽對面諸位改革派賢達不曾提出來呢？”克洛德主教冷冷一笑，“你們是真的沒想到，還是假裝不存在這樣一個選項！”
羅蘭又忍不住想爲克洛德鼓掌。這位主教大人豈止是教廷的“首席經濟學家”，簡直是特麽的天才啊！
由于專業取向，羅蘭穿越前在大學校園裏就對古今中外的包稅制度很感興趣，在導師的指導下閱讀了大量相關資料，其中不乏頂級國際期刊發表的論文。穿越到瓦雷斯世界後，有機會在遠東實踐自己的國民經濟理論，羅蘭越發感受到“紙上得來終覺淺”，“包稅制”遠不像大衆以爲的那麽簡單。
包稅制度既有壞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當一國中央政府權力薄弱，無法有效地對基層進行統治，或者出于民主偏好不願建立一個強大的集權政府，那麽政府主導的稅收業務必定效率低下；反之，将稅收業務外包給私人機構——無論你叫它做“包稅制”抑或“政府購買社會服務”都是一回事——效率反而更高。
然而效率總是有代價的，包稅制的高效需以民衆承受盤剝爲代價，民衆被壓榨到極限就要起來造反，最終卻由政府承擔“造反”的後果。由此來看，傳統包稅制度顯然是有缺陷的，包稅權其實類似“期權”，承擔有限的義務，收益卻沒有上限，這一事實蘊含着極大的不公平，有必要加以改革。
克洛德主教針對包稅制提出的改革策略，倒是正合羅蘭的心意：政府取消包稅商的壟斷權，引入市場競争，允許多家包稅機構承攬同一地區的稅務，自行制定稅率。納稅人出于理性，必然選擇向稅率更低的包稅機構納稅。在充分競争的環境下，同一地區的各個包稅機構不得不降低稅率，從而争取更多客戶，以期薄利多銷。根據市場供需理論不難分析出均衡狀态下的稅率将被壓縮到最低限度，結果就是納稅人的負擔減輕了，國家财政收入增加了，而包稅商則失去壟斷權，無法像現在這樣坐享超額利潤，隻能按照市場規律賺自己應得的那份錢。這會使包稅商的收入受損，但是也會減少他們承受的罵名和道德壓力。
羅蘭期待克洛德主教的話題引發更深入的讨論，可惜讓他失望了，在座的改革派與保守派人士都對改良包稅制興趣不大，克洛德本人也隻把這個“腦洞”當做引子，很快就轉移了火力，痛斥“重商主義”與“壟斷特權”這對孿生兄弟給國家帶來的巨大傷害。
一國政府信奉“重商主義”，難免對各行各業的經濟活動進行過多的幹涉，而行政幹涉的集中體現就是授予某人或某企業獨家經營權，豪商階級正是利用這一特權壟斷所在的行業，從而賺取巨額暴利。
“和平時期，豪商們壟斷了政府的一切外包業務，聖城特區和各個行省的公共建築、道路橋梁、下水管道、驿站驿道、花園苗圃、廣場劇院等大型建設工程一律承包給那些與主管官僚關系密切的商人，而後者甚至不屑于親自主持工程建設，利用金錢開道拿到的獨家承建權，轉手就加價轉包給其他同行，不費一絲力氣坐吃分成，這錢賺得可真輕松！福格爾先生所謂的‘勤勞’與‘智慧’從何體現？！”
“而當國家面臨戰争，更是奸商們大賺特賺的好時機！他們削尖腦袋遊說、賄賂政府高官，從而拿到爲部隊提供後勤物資的獨家承包權，以糧食、衣物、馬匹、武器高價供應軍隊，再從政府、将軍和士兵的手中廉價收購戰利品，當我們的官兵爲保家衛國流血犧牲的時候，這些奸商确趁機牟取暴利，大發戰争橫财！”
痛斥豪商階層利用壟斷特權大發橫财之餘，克洛德主教也沒有忽視他們的另一大罪狀——土地兼并。
“豪商巨富通過包稅、放貸、承建和貿易壟斷獲取的巨額利潤，不滿足于僅僅占有金銀珠寶，很自然地又将貪婪的魔爪伸向土地田産。”
“爲了從原主人手中攫取土地，商人設計出陰險的圈套，先以慈善的面目出現，在鄉下兜兜轉轉，慫恿那些思想淳樸的鄉下地主向他們貸款，用于開墾荒地、購買耕馬農具、改良土地、維修磨房和水利設施，如果地主的開墾計劃進展順利，放貸者可以分享農業豐收帶來的好處；反之，倘若年景不好，地主的支出沒有獲得預想中的回報，以至于無法及時償付貸款，放貸者就剝下慈善的僞裝，露出貪婪的真面目，向無法按期償付貸款的地主收取高額滞納金，使對方的處境雪上加霜，欠款加上複利，如同滾雪球一般不斷激增，很快就成爲壓垮地主的大山，既然償清貸款已不可能，放貸者就拿着法律文書堂而皇之向地主提出要求——以土地田産抵償債務！”
“就這樣一年又一年，無數中小土地所有者在高利貸的逼迫下被迫出售田産，淪爲赤貧階層，土地不斷向那些放貸起家的豪商手中集中！”
克洛德主教當衆揭露資本集團利用放貸作爲兼并土地的手段，而後話鋒一轉，又把矛頭指向由土地兼并引發的諸多社會問題當中最嚴峻的那一個——階層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