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川平助的選擇，正是曾經時空中第十軍的選擇。
第六師團猛攻松江，克松江後向上海西南方前進，配合位于上海市區和滬西中國主力對峙的上海派遣軍殲滅中國軍隊主力，而第18師團則是在金山衛另一面登陸，撲向滬杭鐵路的同時向蘇州進軍。
雖然是有“下克上”之嫌，但不得不說，柳川平助這一招卻是狠狠地打在中國軍隊的要害上。當時，位于上海的中國數十萬大軍主要位于滬西，就是未來的嘉定區、青浦區一帶，他們所能撤退的方向有兩個選擇，一是通過滬杭鐵路向杭州撤退并通過廣德撤向蕪湖，哪裏有國防線在等着他們，另一個則是絕大多數中國軍隊的選擇，撤往昆山蘇州方向，哪裏有吳福線和錫澄線。
第十軍這麽做，卻是幾乎将中國主力兩個方向的撤退路線都給要堵死了，位于滬西的中國軍隊如何能不慌亂？近七十萬大軍那，江浙一帶本是江南水鄉，水道縱橫阡陌，通往昆山的公路卻隻有一條。
光是想想，就知道數十萬人擠到一條公路上是個什麽樣的後果。
其實，除了軍隊還有難民。
做爲小蝴蝶，劉浪之所以明知九死一生，也要硬着頭皮率領自己精心打造了數年之久的精銳趕赴松江這個必死之地，就是因爲他知道，如果松江不能擋住日寇的兵鋒，收到松江失守消息的數十萬大軍就會和曾經的時空中一樣慌亂而再度形成潰退。
淞滬，傷亡三十餘萬人，是整個華夏史上都極爲少見的戰役級别傷亡，其實，在淞滬前線血戰三月，不過十餘萬，但就是這次大潰退，猛然将傷亡增加到三十萬，有二十萬人，是丢在這條潰退的路上，包括被已經失去鬥志的士兵們抛棄的傷兵。
而戰報記錄中，卻很少有提及難民的存在。但劉浪知道，不僅有難民，還有很多。他記得很清楚，還是在做那個挂名軍工廠總設計師的時候，他曾經代表廠裏去慰問一個離休老幹部，那是一個參加過淞滬會戰後來加入紅色的老兵，已經快100歲的高齡，但談及那場驚心動魄的大會戰時，依舊兩眼發光。
可唯有說到最後大撤退時，本早已幹涸的眼窩裏卻溢滿了淚光。那是劉浪這輩子都忘記不了的來自百歲老人的眼淚。老人度過了這個星球上百分之九十九點五的人類都沒能度過的漫長時光，他經曆過最慘烈的戰鬥，經曆過中華民族曆史上最偉大的衛國戰争，他本可以一切淡然，但提及八十年前那場戰鬥，他依舊淚流滿腮。
老人說，當戰友在日軍的炮火下死亡，他早已經沒有想象中那麽悲痛，戰士死于戰場，那是軍人的歸宿。但他，卻永遠不能忘記一件事，那是在大撤退的路上，撤往昆山的路上。
“就那麽一條公路，最少超過三十萬軍隊和難民擠在這條路上，潮水般向前湧流。天剛亮，一架日軍飛機飛到我們頭上狂轟濫炸。離我不遠的一個孕婦，身上背着一個孩子，懷裏抱着一個孩子，而且挑着一副擔子，一頭還裝着一個孩子，非常吃力地向前奔逃着。
一架飛機向她及周圍的一堆人俯沖下來，我連忙喊她趕緊趴下，話音未落，一顆炸彈已在她身邊爆炸，她和她的四個孩子都被炸死，她的腹部被炸開，腹腔裏的胎兒還在不停地蠕動，血流滿地。我拼命的幫她堵住傷口，想讓她和她的孩子都活下來，可是，就隻一分鍾，她就斷氣了。
她不是我的什麽人，但我嚎啕大哭，就連我的戰友死了，我都沒哭那麽傷心過。因爲我想到了我的媽媽和姐姐她們，她們，會不會也會像這個女人一樣被日本鬼子輕易的殺死？從那時候起，我打仗就再也沒怕過，每仗必奮勇向前，我太怕我的媽媽和姐姐她們也想這樣被日本鬼子炸死了。可奇怪的是，我竟然活到了戰後，還一直活到了現在。”
百歲老兵的講述很平靜，但劉浪卻能從他幹涸眼窩中沁出的淚花讀出他80年前的悲恸，甚至還有恥辱。
女人和孩子，就在他的眼前被炸死，那是任何一個軍人這輩子都忘不掉的恥辱。那是，他們拿起槍時誓言要保護的人啊！
小蝴蝶或許會忘記很多事情，但百歲老兵眼窩裏的淚水，卻早已流進他的心裏。他無法幫他做什麽，但他，可以幫他維護軍人的榮譽，率領麾下之軍死戰，戰死，就是維護軍人榮譽最簡單的方式。
至于說，整個戰争的勝利與否，那早已經是注定的，劉浪一點兒也不擔心。曆史可怕的車輪，會把發動戰争的元兇碾壓至粉碎，犯下累累罪行的那些人，都會被吊死絞刑架上。
從來到這個時代，劉浪就不是什麽大人物，他隻是小人物的代表，爲了小人物們的生存，在這個時代苦苦掙紮。既然日本鬼子不讓大家夥兒活命了，那就一起去死吧！
在柳川平助做出這個戰術計劃的那個時刻，劉浪率領着獨立團數千人正在還沒有潰兵的公路上向松江狂奔，他是來赴死亡之約的，哪怕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過是隻撲向火堆的飛蛾。
可是，當飛蛾多到一定的地步，熊熊燃燒的篝火，也是會撲滅的吧！位于無錫的第67軍一樣有3萬隻飛蛾在路上向着松江這個大火堆疾奔。
當然，究竟是火堆将飛蛾當成燃料，還是飛蛾用屍體堆滅了火堆，這是中日雙方誰都無法預料的。對戰的雙方都已經翻出各自的底牌，日軍的底牌目前明顯占優罷了。
柳川平助的戰術計劃對于淞滬中國軍隊極爲緻命，也爲他在曾經時空中飛黃騰達奠定了基礎。但若說他是軍事大家，那卻也未必。
别說他一個區區陸軍中将，就是放眼整個日本，能堪稱軍事大家的，有嗎？
在二戰中，日軍是公認的“戰術一流，戰略末流”。1937年7月，一廂情願地以爲挑起“盧溝橋事變”，中國還會像以前那樣忍辱退讓，殊不知“西安事變”之後的中國，堅決抗日已經成了全中國上下公認的主流看法，在全中國洶湧的抗日情緒下，“盧溝橋事變”怎麽還可能像過去那樣收場呢?而在華北的沖突全面擴大後，本來日軍的戰略方向是由北向南，這樣一馬平川而且由高到低的地形能更好發揮日軍的機械化優勢，但是随着“八一三事變”爆發，作戰的重心又轉向了華東，戰略進攻的方向改爲沿長江由東向西，這一帶連綿起伏的丘陵和縱橫交錯的水網，大大限制了日軍的機械化優勢，從而陷入了持久戰争的泥潭。可以說，日軍從一開始就沒有一個明确的大戰略，完全是腳踩西瓜皮——踩到哪裏滑到哪裏，甚至是被中國的戰略牽着鼻子走。
如果非要從癞蛤蟆堆裏面挑隻青蛙出來給日本人臉上貼貼金的話，那勉強還算是有一個，那位咋說玩兒的還有點兒花。
實際上，當時日軍高層存在兩種意見分歧：一種主張利用“盧溝橋事變”和“八一三事變”，全面擴大侵華戰争，徹底征服中國;另一種意見則是認爲日本真正的敵人是蘇聯和美國，所以不應該在中國擴大戰争規模，浪費寶貴的戰争資源，而是盡可能就地解決，積蓄國力将來和蘇聯美國開戰。
當時前一種意見無疑是日軍中的主流，大多數日軍高層将領如陸軍大臣杉山元、陸軍次長梅津美治郎、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參謀次長多田駿等人都是持這一看法的，而後一種意見隻有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等少數人堅持。
石原莞爾是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元兇，但他卻是非常熟悉國際形勢的務實派，而且是日軍中極少數具有戰略頭腦的人。他就認爲日本應該全力開發“滿洲”，盡量消化吸收“滿洲”的資源，提升日本的綜合國力。所以他對挑起盧溝橋事變和淞滬事變都是反對的，更不同意擴大與中國的戰争，他主張将華北的部隊都撤到山海關内外，再由近衛首相和中國舉行談判來解決争議問題。應該說石原莞爾的建議非常陰險，如此一來，中國要想收回東北就将遙遙無期。但是他的意見并沒有被接納，所以當日軍不斷向華北和上海增兵，戰争的規模逐漸擴大後，他認爲日軍的高層領導缺乏戰略遠見，這是将日本推向危險的深淵，因此于9月憤然辭職。
無疑，這個蛤蟆堆裏難得的“小青蛙”還是很清醒的，事後中日戰争的走向也和他想象的差不多，日本在中國投入了近200萬精銳陸軍，整場戰争持續了八年，戰死42萬人，耗費了難以想象的巨量物資，就算沒有美國牛仔在太平洋戰場上對日本人的完勝，日本也會在中國被一點點吸幹。在戰争的後期，别說中國占領區的日軍的牛肉罐頭變成了雜魚罐頭，日本本土狂熱的國民們其實早已經快吃土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