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多未見，王靈官早就長成了偏偏少年。王倫趕緊扶住王靈官，不讓他拜下去。王倫寵溺的摸了摸王靈官的頭，笑着比了比身高，道：“這幾年卻是長了不少！”
見少爺還是待自己親近，王靈官心中高興，看了一眼聞煥章，緩緩道：“這些年先生待我天高地厚，有求必應，有問必答！”
聽到王靈官如此說，作爲王靈官的主人，最親近的人。王倫少不得又向聞煥章道謝，“煥章兄傳道受業之恩，王倫帶靈官拜謝！”
聞煥章看着自己最得意的弟子，也是心中受用，受了王倫一禮。然後指着王靈官說道：“靈官聰穎好學，如今經史文章出人意表，在我看來明年就可以下場了。”
聞煥章所說的“下場”就是應試科舉，這個評價不可謂不高。
見先生對自己有此規劃，王靈官又向聞煥章謝過。
王倫聽了聞煥章的話，倒是對王靈官以後的事情有了新的規劃，隻是還要等他中了進士才好操作。
“這次來的匆忙，王某還有許多澄心堂紙，以及上好的端硯一塊，下次一并帶來送與煥章兄！”
造紙術發明到宋朝，技術已經相當成熟，品種極多。著名的便有四川的布頭箋、冷金箋，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栗紙，浙江的藤紙，溫州的蠲紙等等。
但最好的還要屬澄心堂紙，此紙滑如春水，細密如蠶繭，堅韌勝蜀箋，最長可以做到五十尺，勻薄如一。
南唐後主李煜便稱贊澄心堂紙爲“紙中之王”，專門建“澄心堂”來貯藏。在南唐後期，官職削弱，李煜的好多官員在澄心堂供職，給他出謀劃策。
宋滅南唐後，澄心堂紙也成了歙州貢品之一，十分得北宋皇室喜歡，宋徽宗更是珍愛，當朝名家也都以在澄心堂紙上書畫爲榮。
因爲權貴喜愛，也引得澄心堂紙價格昂貴，等閑文人便是偶然得到一片，也不舍得在上面書畫。隻是收藏，留作紀念。
王倫的這些收藏，卻是上山的喽啰在别處劫掠的，他也是慷他人之慨。
“如此就多謝了！”聞煥章對于王倫的饋贈欣然接受，轉而問王倫，“早年聽聞兄弟從東京逃出，進來後又在西北出現，不知兄弟現今如何到了這裏？”
就是聞煥章不問，王倫也要把近來的事情與之說出，當下将梁山立寨，招攬英雄，西北殺敵等等事情說了一遍。
“奸臣當道，緻使山有遺賢！”聽得王倫說完，聞煥章一聲長歎，說起了自己的事情。“聞某少時，亦曾胸懷大志，欲求出仕。然觀新舊二黨，彼此傾軋。開始時尚是爲了政見不同争論，到得後來，一心一意隻求把對方置于死地。”
聞煥章早年也是胸有抱負的，隻是當時王安石雷厲風行推動變法，不料朝中司馬光等人一味固執。朝中守舊之人，不肯抛棄自身的蠅頭小利，以祖制爲名，竭力反對。
兩黨之争，勢同水火，至哲宗皇帝即位，新黨翻身時機已到。蔡卞聯合章惇，曾布，一掃朝中守舊之臣。到了當今聖上即位，用蔡京爲相，編織元祐黨籍，分别定其罪狀，稱作奸黨，并由徽崇親自書寫姓名，刻于石上，豎于端禮門外。
元祐黨人的子孫一律不準留在京師，不許參加科考，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錄用。表面看來，新黨在這場戰役中取得了完勝，但當今的新法早已不是王安石要實行的新法。
剛剛出仕，有一腔抱負的聞煥章，不等一展所學，就被排擠出官場。因此隐居安仁村，觀看天下動态，留心朝中形勢。
王安石變法天下震動，就是王倫在後世也聞名已久，“王荊公新法觸及了大部分貴族的權益，連高太後也親自幹預，神宗不得不聽命停止新法。”王荊公就是王安石。
許貫中得到得了機會，也插口道：“所謂水滿則溢，物極必反。王荊公新法施行，獨斷專行。自古以來，皇帝都不會允許大權旁落。當初神宗皇帝用王荊公主持新法，怕其一人獨大，朝中無人可制，因此司馬溫公走時，再三挽留，爲的是可以制約王相，使其不能一攬朝政。”
“再加上下邊官員陰奉陽違，新法自然難以見效！”
聽得王倫說了這兩點，都切中新法要害，聞煥章連連點頭，旁邊的王靈官也是受益不淺。
聞煥章默然半晌，說道：“現在想來，的确如此。功高震主，曆來爲帝王所不容。王荊公當時太過強勢，更急于求成，因此不得成功。”
說了這一陣，王倫差不多了解了聞煥章的心态。對朝廷官吏失望，不過對于大宋還有期望，王倫要拉攏此人還要另辟蹊徑。
要說服聞煥章，此時時機還未到。王倫喝了口茶，向聞煥章問道：“煥章兄就在京城，往來皆是達官顯耀，可否說說朝廷與遼東女真的事情？”
雖然這些都是朝廷的機密，但是聞煥章也有自己的關系得知。就是王倫如今是山賊的身份，聞煥章也不與他見外，一一實言相告。
女真于宋朝的關系很早即建立，從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開始，北宋前三朝除了中間斷交20餘年外，長期有政治、經濟交往。交往的主線是貢賜貿易，女真帶來馬匹等土特産，宋朝以賞賜形式支付價錢，雙方互惠互利，“在我國家之初，女真歲以市馬于中國而資富“。在所有周邊少數民族政權中，宋朝對女真是當做一個與高麗、西夏甚至遼國同等國家來對待的，并不以女真遠離中原和人少地小而輕視。
慶曆二年(1042)，禦史中丞賈昌朝上疏言：“宜度西戎諸國如沙州、唃厮啰、明珠、滅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等處，皆舊通中國，今爲二敵隔絕，可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則二敵必憾于諸國矣。敵憾則爲備，備則勢分，此中國之利也。“這些外交戰略設想固然很好，但并未能實現。
慶曆五年(1045)，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歐陽修，向皇帝報告被契丹控制的女真有叛離行動：“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劫，近才稍定。“第二年，宋仁宗對大臣說道：“新羅、高麗諸國，往年入貢，其舟船皆自登州海岸往還。如聞女真、三韓已爲契丹所并，傥出不意，則京東諸郡何以應敵?宜下登州訪海外諸國道裏遠近，及究所以控禦之策具奏。“
元豐四年(1081)，管轄登州等地的京東轉運判官吳居厚，向皇帝建議：“募慣習航海之人，因其商販踏行海道之通塞遠近，開谕女真人馬之利，詢求海北排岸司所在，其興廢之因，俟得其實，條畫以聞。“宋神宗随即批準。希望招聘民間人士重新打開與女真交往的海上航道，建立聯系。第二年又下诏書，表達了這一願望：“在先朝時，女真常至登州賣馬。後聞女真馬行道徑已屬高麗隔絕，歲久不至。今朝廷與高麗遣使往還，可降诏國王谕旨：女真如願以馬與中國爲市，宜許假道。“
政和三年(1113)二月，宋政府“以遼、女真相持，诏河北治邊防。“遼、女真相鬥，宋朝也要加強邊備，以虞不測。
聞煥章不知王倫爲何問起這遼東女真的事情，說完才問我道：“王賢弟怎麽有興趣了解女真人的事情？”
王倫問起女真的事情，不過是因爲熟知曆史的慣性，這話當然不能對聞煥章說。于是他反問道：“煥章兄熟知這曆年我大宋與女真的交往，從中可品出什麽？”
本來聞煥章并沒有覺得什麽，這時聽了王倫這一問，頓時沉思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