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州不像幽州那樣擁有大片高山、密林，冀州也不像并州那樣土地貧瘠，冀州亦不像司州那樣比鄰前線，冀州就是冀州，一馬平川沃野千裏。
遷徙的流民來到這裏定居、流通的商賈來到這裏開市，整個冀州彙聚着千萬生民，而這些百姓耕種着冀州幾乎所有能夠耕作的土地。
燕氏在兩三年前下令各地收集農具的付出到了收獲的時候，各地将作監将其中各方面最優秀的農具成批打造，其中價格低廉、制作容易的由各地派送至農戶家中；同時編戶齊民，推行驢耕、牛耕以及相應的耦犁，由新派至地方的太學諸生擔任的亭令管理，交付亭下百姓共同取用；在鄉裏一級，有水渠的則由官府制作水車‘翻車’來提供灌溉，一些有天然水流的地方制作渴烏來翻山汲水。
這一切都由燕氏新的亭令、裏令、鄉令三級地方官吏來管理使用，意在惠及百姓的同時增加他們的權威。太學諸生都是天之驕子，但其中難免有學藝不精、濫竽充數者，爲了避免這種事情發生，在初次選任吏員時所需考校的學業不在經義，而在練兵、農事、律法。
他們在亭裏鄉的首要事務也僅有三點，敦促百姓用更好的手段、更便捷的工具、更簡單更快速地耕好自家的土地；當百姓耕作的時間變短，便由他們來率領百姓教授技擊、隊列以及開蒙讀書；最後便是常規的政……鄉裏之中能有屁的政事，無非宣講律法，決斷糾紛而已。
最後的律法其實算不上什麽事務，過去漢朝在這一方面的官職部署都爲了穩定，像亭長、求盜、薔夫這些人便可以将此事做的很好，而燕北所安排的兩點用簡單的話來說無非就是耕與戰。
用士子來教授百姓耕田、用士子來教授百姓技擊隊列，并制定下嚴格的操練時間與操練目的——農閑時每兩日根據所在裏的諸生裏令所掌握的才能習練劍術或槍矛半日，另外半日習練弓術，并在其中搜尋适合學習騎術、禦術的農家子弟，每隔四日便挑其中一日爲鄉裏舞象之年（15到20歲）以下的童子少年教授蒙學。
盡管如此，燕北與他的幕僚都知道這些農家子弟在将來未必會進入仕途，因而所教授的無非是開蒙與基礎的《九章算術》，讓他們将來即便不做什麽大事，也能以此謀生。
但若單靠這些，不論燕北還是田豐亦或沮授，都不認爲單靠制度就能保證百姓會聽命行事，尤其是燕北。
在親身經曆廟堂之高的制度性至江湖之遠後完全變形的經驗之後，燕北再治國治政上略有感觸，已不像過去那麽幼稚。在決定改變一項制度之前，燕北與趙王宮的幕僚無數次推算之後發生最壞的可能，并專程從國中招來各地三老、普通百姓來問詢此事……這着實有重大意義。
還真讓他們找到漏洞。
在平民黔首之間，在什麽時間、做什麽事情，直接決定了他們吃多少。以定下諸生士子的操練強度，不說處慣了力氣的農人，單單那些開蒙學的童子、少年，普通的幹飯稀飯很難保證他們操練之餘還要受學的精力，這直接會導緻這項制度崩潰。
燕北翻遍了今時史書，最終找出了一個被丢在灰塵裏很久的東西，如獲至寶。
先漢時孝武皇帝爲籌措軍費而使用的武功爵，總共十一級爵位，凡買到七級以上爵位的人可以任命官吏，其實就是開自朝廷的買官賣官。盡管這一政策令孝武皇帝很快籌集到足夠的軍費，但同樣也使仕官渠道變得複雜，秩序崩壞。
燕北是不會開買官賣官的先河的，何況實際上在他治下千金之家并不多，就算是賣爵位，也很難達到孝武皇帝時的成果，關鍵是他也不缺錢。燕氏是借着北方接連混亂的東風才能良好地與幽州、冀州進行田制改革。因爲田策的根本目的就是消除土地兼并，這天然就站到擁有廣袤土地的士族、豪強、富戶對立面，又未必能與百姓站在一起的事。
這麽多年來不是沒有人像荀悅一樣抱着抑制兼并的想法，隻是沒人像荀悅一樣抓住這麽好的機會從而實踐。
田策形成之後，便意味着燕氏治下基本不會出現擁田千頃的豪強。當田地所能獲取的利益擁有上限，人們便隻能将目光轉向商市，從而帶動商市的繁榮。
但孝武皇帝的武功爵的的确确給燕北提供了極優的思路……開爵位。
單單讓百姓開蒙、學技擊戰陣，恐怕大多數百姓都會覺得不以爲然，就像過去漢朝在鄉中操練鄉勇一樣，成了遊俠兒惡少年才會去做營生。因爲一無所獲，留下便肯定是那些遊手好閑之輩，尋常百姓恨不得有時間能在農閑時歇上一歇。但凡農閑就沒有好日子，不是炎炎烈日便是隆冬歲寒，誰願意去做這等毫無回報的事情。
但若能夠給認真操練、學習的百姓開上幾級民爵呢？
與衆不同的民爵，有示以榮耀的爵印、有稍好的地位、有減稅的作用。
難道百姓還能無動于衷？
九月，趙王宮傳信冀州諸生，在民爵之外開四級武爵，以技擊優者爲兵士、兵士優者學弓馬，弓馬優者爲禦士、禦士優者學戰陣，戰陣優者爲武士，武士入伍直任什長。
各級武爵，依次減免田租賦稅，直至武士減免家中一人賦稅。
法名武士爵，實則全王權下縣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