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1912年這個時代中，不但中國各種思想激蕩，日本乃至全世界都存在着各種激進的思想，開放的思想，保守的思想，彼時的國人和後世的國人隻關心中國國内的廢除文字推廣字母代替漢字等各種複雜的運動或思想，但實際上在國外，人們也同樣在讨論着國家的發展方向，各種不通的黨派和人們爲了自己的理想争論不休，運動不止。
彼時的日本帝國，與中國人心中傳統的帝國定義并不一樣，日本的皇帝雖然号稱萬世一系，但日本天皇一直如中國周朝時的周天子一般，諸侯國擁有極大的地方自治權力，而天皇隻是名譽上的最高領袖。其後日本各軍閥征戰，最終獲勝者成爲了日本實際掌權者，但僅僅以幕府将軍的形式“代天子以令不臣”，日本天皇一直都是傀儡。明治天皇時期，雄才大略的他利用百姓和小軍閥對幕府将軍的不滿，發起了倒幕運動，最終在依靠長州藩和薩摩藩的情況下，赢得了戰争擊敗了幕府。幕府制度雖然取締了，但畢竟明治天皇依靠軍閥打軍閥，他不得不給長州藩和薩摩藩以巨大的權利，于是便出現了元老制度，明治依舊被架空。明治依靠着在元老之間的制衡之術，玩弄權術地巧妙逐漸地增加了皇權的位置。而在甲午戰争與日俄戰争之後，明治天皇的威嚴與權術也達到了頂峰。即便明治天皇已經幾乎被奉爲神，在傳位給嘉仁（大正天皇）時，依舊緊張地害怕有人試圖篡權。
此時的日本人雖然心中将天皇當做神，卻很少有人如二十幾年之後一般地将其視爲偶像和精神支柱，很多人試圖對日本進行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政黨們，在取得了議會的權力之後，自然希望議會能夠代替内閣行使權力。
山本權兵衛利用議會之後，現在想擺脫議會的束縛，卻是不容易的，最終他隻能有限地向議會透露談判的底線，第一、中國對日本付出五百萬日元的戰争賠償，第二江北總司令王永安必須下野，第三中國對日本開放南通港口，第四釋放所有日本俘虜，第五賠償日本教官家屬五十萬日圓的賠償金。
山本權兵衛委任加藤高明擔任外相，并由他出使中國，第一站前往京師與袁世凱會談，随後南下前往揚州與江北簽訂城下之盟。山本權兵衛認爲，當加藤高明抵達揚州的時候，揚州已經是日本人的揚州了，因爲他從上原勇作的口中得知，經過了十二天的血戰，日軍攻克泰縣，兵臨江都縣，揚州指日可下。
最終，山本權兵衛的天在議會中僅僅以微弱的多數支持票通過，他終于松了一口氣，于是開始迫不及待地提出，縮減陸軍軍費，增加海軍軍費的議案，氣得陸軍派跳腳大罵卻又無可奈何。
陸軍派的前領袖桂太郎自從失勢之後，整日悶在家中，不久之後便生了病，醫生們診斷，桂太郎的病是起于心情，大家都知道是什麽原因，因此無能爲力。陸軍派重新聚在山縣有朋門下，而山縣有朋爲了争取權利，擺脫現在陸軍派的下風局面，開始了鼓吹日本陸軍即皇軍的觀念，并因此而得利。大正天皇其實很不滿山縣有朋，第一因爲山縣有朋在桂太郎受責難的時候抛棄了桂太郎，大正因此認爲山縣有朋是個老狐狸，不值得信任，第二是因爲山縣有朋在桂太郎失勢之後成爲了元老中資格最重者，而山本權兵衛爲了元老們支持自己，也開始有意對山縣有朋妥協，因此導緻了山縣有朋的權力反而更大，甚至在皇太子裕仁選妃的問題上，山縣有朋也有意攙和一腳。
山縣有朋比桂太郎老謀深算了許多，陸軍派老實了下來，他叮囑上原勇作，此次必須全部聽從山本權兵衛的命令，不得有任何違抗。
上原勇作爲了自己的面子，隐藏了第十六師團和第十七師團的巨大傷亡，此番血戰泰縣，兩個師團的陣亡總數爲三千人，但受傷士兵軍官達到八千人之多，第十六師團與第十七師團幾乎傷筋動骨，大部分前線将士不願意繼續前進。
而上原勇作爲了表示對山本權兵衛的支持，對前線将士說道：“我等一戰則可下江都，打到江都，與揚州隔岸談判。”
江都縣城在京滬大運河運河以東，是古代隋朝的首都，但江都并不适合作爲都城，周遭一馬平川毫無天險，且背後靠着大運河數條水道，按照中國的風水學來說，屬于背水一戰之格局，因此在隋朝之後的曆朝曆代沒有任何一個朝代将江都當做首都。王永安起初也沒有将江都當做抵抗中心的意思，但是馮衡等參謀根據日軍的傷亡和後勤補給來看，認爲日本讨伐軍絕不可能度過運河，他們的腳步最多抵達江都，因此此番決戰之地，并非揚州城下，而是江都城。
“如此來說，日本在談判上豈非處于劣勢？”王永安反問。
馮衡笑道：“日本有氣無力，徒做呻吟罷了，江都之戰，必然是中日最後決戰，吾等江北軍雖定計揚州，此時卻可以考慮全殲日軍了。”
王永安想了想，哈哈大笑，說：“好，對方鹹五說，現在他統帥全軍，将日軍第十六師團和第十七師團圍殲與江都城下，不要跑了一個小鬼子。”
軍令傳到前線，方鹹五哈哈大笑，道：“好，決戰江都！我等退卻許久，今日該到決戰之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