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正天皇幼稚地插手長州藩與政友會、薩摩藩的權力之争開始，不懂得搞政治平衡開始，日本政壇和皇庭就已經亂了。其實對付這種大臣派系争權的鬥争，皇帝最應該做的便是保持天平的平衡，而不是将自己的籌碼壓在哪一方。
大正天皇剛剛繼位一年，還沒有懾服元老們的能力，但大正天皇卻在順利繼位的過程中，誤以爲很多大臣支持他繼位就是對他個人的效忠，将自己的分量看得過重，從而忽略了其他人的政治抱負，故此才導緻了尴尬的下場。
幼稚的大正天皇接下來幹了一件更加幼稚的事兒，他召開皇庭禦會，威脅諸位元老和朝臣說自己要辭去天皇的位置，撂挑子不幹了。因爲被西園寺公望怒怼而放棄天皇的皇位，大正天皇的行爲不但瘋狂，還讓皇室們覺得非常沒有面子。于是，爲了皇室的面子，西園寺公望被迫辭掉了政友會總裁一職，但是他堅持天皇是人不是神、皇權必須被憲法節制的思想并沒有任何改變。
皇庭内部的争執很快延伸到了皇庭之外，5月15日，東京、大阪等地發生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反對内閣的示威和騷亂。他們提出的口号是“打倒閥族”和“擁護憲政”，意在推翻藩閥元老政治，實行政黨内閣制，而他們背後的支持者就是希望從貴族和軍閥手中奪得權力的銀行家與産業資本家。買賣人首先關注的是投資回報率，賠本的買賣沒有人願意埋單。軍備過度擴張，軍事冒險萬一失敗，投入巨額金錢的投資人豈不是血本無歸嗎？賠本的買賣可沒人會做。
政友會和國民黨所領導的這場政黨與藩閥的鬥争，逐漸擴大到以知識分子、學生爲首的大規模全國性民衆運動，工人與農民也很快加入了運動之中，《萬朝報》、《東京朝日新聞》等率先仗義執言，支持運動。
作爲實業家俱樂部的交詢社也開始擁護憲政運動，并于5月16日，在東京召開了第一次擁護憲政大會，提出“堅決排斥妥協，根絕閥族，以期擁護憲政”的主張。大正天皇和桂太郎立刻處于極端孤立的尴尬境地，除了從擴軍政策中直接獲益的以長州藩爲核心的陸軍還站在天皇一側，其餘各種勢力紛紛站在了西園寺公望的一邊。
然而面對聲勢漸大的護憲派勢力，桂太郎卻沒有屈服，他自認爲既然得到大正天皇的支持，自己還應該繼續争取一下，他決定建立黨派在議會中奪取權力。于是桂太郎親自出馬組織新黨，自任黨首，企圖渡過議會危機。
在1912年5月18日召開的第30屆議會上，面對議員們的反對，桂太郎曾三度下令休會，同時還以天皇的名義向政友會總裁西園寺下達“匡救時屆”的敕令。所謂的匡救時屆，便是要求西園寺公望解散議會。桂太郎的行爲徹底激怒了政友會等在野黨，擁護憲政的尾崎行雄等在議會提出彈劾内閣案，痛斥桂太郎内閣“把天皇當做擋箭牌，把诏書當做炮彈，攻擊政敵“。民衆也因其打亂宮中府中之别，背離立憲政治之常道而憤怒。護憲運動日趨熾烈，民衆包圍國會後，政府出動二千餘名警察鎮壓，釀成了流血事件。社會騷動向東京、廣島、大阪、神戶、兵庫等地蔓延。
衆議院議長大岡育造立即對桂太郎勸阻說：“倘解散國會，則必發生内亂”。局勢在進一步的惡化中，桂太郎見大勢已去，大正天皇也不知道是在生自己的悶氣，還是在生别人的悶氣，拒不接見任何大臣，于是桂太郎失去了皇帝的支持，隻好被迫辭職。
聯手擊敗了桂太郎之後，西園寺公望與山本權兵衛立即開始了政治分贓，由于西園寺公望公然怒怼過天皇，所以他不可能再次進入内閣，否則以大正天皇易怒且神經兮兮的性格，他非得拔出刀子砍人不可。
西園寺公望等元老向大正力薦了非黨派的首相山本權兵衛來組閣，此時的大正天皇心力交瘁，威嚴盡失，沖動之下再一次威脅要退位，盡顯其性格中脆弱的一面。（讀者有興趣可以搜一下大正天皇，此君長得有點像黃渤）不過在面對衆多大臣和元老們的逼迫的時候，大正天皇不得不做出讓步，隻是他在皇庭禦會的時候，用紙卷成望遠鏡，憤怒地對着每一個大臣看過去，導緻很多朝臣尴尬不已。最後，鬧情緒也好，威脅退位也罷，大正天皇不得不在國家政策和人事安排上，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和讓步，薩摩藩出身的海軍元老山本權兵衛擔任首相，政友會重新把持議會，并尊重憲法。
山本權兵衛接任首相之後的第一件事，便是重啓中日和談，對于桂太郎毫無政治目的戰争，山本權兵衛非常鄙夷，認爲陸軍始終是低着頭的土包子。山本權兵衛的謀略顯然比桂太郎要高很多，如今日本與中國的沖突，看似日本出了風光，實際上中了英美法的圈套。爲什麽日本如此明杖執火地勒索中國反而暗地裏支持慫恿，正是因爲他們看到了日本正在複蘇，而歐洲各國此時矛盾重重，德奧意三國組成了同盟國，英法俄組成了軸心國，歐洲各國希望此時的亞洲亂起來，如一次來亞洲各國便更需要歐洲的支持。
山本權兵衛對議會提出“終止戰争，恢複國力”的治國理念，立即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山本權兵衛順便提出，即便桂太郎犯了一個錯誤，但這個錯誤卻不應該有日本承擔，此次戰争的一切經費都應該由中國埋單，因此他認爲終止戰争，應該在占領揚州之後再行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