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尚未登基的太宗皇帝平滅王世充後，受封爲天策上将，準開天策府，由是開啓了一段爲期不到五年的“幕府”統制時代。
天策府既是朝廷承認的正式官署，同時也是太宗皇帝私人的幕僚機構，按照高祖诏令，天策府掌“國之征讨”，可自行委任官員，其中長史、司馬各一人，從事中郎二人、軍谘祭酒二人、主簿二人、錄事二人、記室參軍事二人，功曹、倉曹、兵曹、騎曹、铠曹、士曹等六曹參軍事各二人，并配有令史、書令史、參軍事（雜）若幹。實際上将整個大唐的所有軍事事務盡數容納于其中，成爲朝廷之内的小朝廷。
如尉遲敬德、秦叔寶、程知節、劉師立、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等等名臣，都在天策府中效力過，甚至幹脆就是天策府培養出來的卓傑之士。
太宗登基之後，天策府煙消雲散，但其中的佼佼者，則作爲太宗皇帝的發家班底，由幕後走上了執政的舞台，開創了燦爛輝煌的盛唐之世。
将近三百年後，天策府再次出現在了世人面前，不免引起群臣們的諸多聯想。
臣僚們施展渾身解數，無不争先恐後的想要加入這個剛剛宣布恢複的官署，成爲當今監國燕王的“親厚班底”。就連如今政事堂排名首位的張濬，也忍不住尋了個機會當面試探李誠中的口風，想要辭去相位，出任天策府長史一職，但可惜的是，李誠中始終沒有松口，讓包括張濬在内的幾乎所有人都迷惑和不解。
就在大夥兒猜測誰能夠成爲第一個“從龍之士”的時候。李誠中卻首先向樞密院動手了。
代宗永泰年間，大唐正式設立了樞密院這個機構，但此樞密院卻非朝堂官署，而是内廷衙門，以中官掌樞密使之職，負責接收朝臣及地方表奏，并且宣達帝命，說白了，就是溝通内外朝的機構。
樞密院非文非武，其實并沒有什麽實際權力。主要就是跑跑腿的事情。第一個執掌樞密事務的是代宗年間的宦官董秀，那時候董秀還不是樞密使，因爲并沒有這個官職，直到憲宗朝的宦官梁守謙執掌樞密事的時候，才被任命爲樞密使。
随着後來天子羸弱，宦權日重，樞密院才逐漸成爲堪與政事堂抗衡的内廷機構，到了宦官廢立天子成爲“制度”之後的時期，左右樞密使常常代行天子權柄。朱批表章，其位更在諸相之上。這是宦官政治最興盛的年代，左右樞密使與左右神策軍中尉并爲“四大内相”，可謂權傾天下。
天複三年。梁王遷東都于洛陽，前後不到兩個月間，将内廷中官幾乎斬盡殺絕，從那以後。樞密院便名存實亡，而韓全誨、張居翰、張承業、張茂安這四個碩果僅存的宦官，也算是回到了本職崗位上。重新幹起了伺候天家的勾當。
李誠中重建樞密院之前，先恢複了宣徽院，作爲服侍天家的機構，扮演“大内管家”的角色，将四個太監都安置在其中。然後，便以監國燕王的名義，代天子下發诏書。
首先，李誠中重新設定了樞密院的職責，以樞密院掌全**事，凡軍國機務、兵防、邊備、馬政、軍令、侍衛諸班直、内外軍士招募、閱試、遷補、屯戍、賞罰之事，皆掌之。這條诏令相當于正式給樞密院賦予了軍事職能，也就是将原來的燕王府軍事參謀總署的職能轉化過來，成爲大唐的“軍事統帥部”。
在樞密院下，将原軍事參謀總署已經較爲完善的各司照搬過來，各升一格，設立虞侯部、教化部、作訓部、後勤部，各部主官稱爲尚書，比照文官例，與六部尚書平級。
原調查統計局一分爲二，剝離非軍事職能後稱爲軍情寺，主官稱正卿，加侍郎銜。原中南海警衛局改組爲侍衛親軍司，主官稱總管，加壯武将軍銜。軍情寺和侍衛親軍司受樞密院轄制，但直接向天子負責。
樞密院下新設秘書監，掌文書協調轉運之事，直接向各樞密使負責。主官稱爲正監，同加侍郎銜。
由此，樞密院等同于軍政方面的尚書省，其權之重，堪與尚書省持平。但軍權非比民權，李誠中也不可能讓人獨居樞密使之職，故此，他設立了前後左右中五樞密之職，除中樞密使由自己兼任外，前、後、左、右四樞密使并列，無大小之分，遇事共決。四樞密使無法形成一緻時，由自己判決，當自己不在樞密院時，可指定一位樞密使裁奪。
天佑三年六月十五日，李誠中下達任命诏書，張興重爲左樞密使、姜苗爲右樞密使、周坎爲前樞密使、趙宏德爲後樞密使，其中，張興重兼任虞侯部尚書，姜苗兼任教化部尚書，周坎兼任作訓部尚書，趙宏德兼任後勤部尚書，時人稱爲“樞密四相”。後來，李誠中在離開樞密院的時候，大多指定張興重臨時負責裁奪樞密事，因此形成以左樞密使爲尊的慣例。
李誠中賦予樞密院軍事職能的同時，意味着變相削減了政事堂諸相的權力。
三省六部制發端于西漢末年，最早形成的是中書省和尚書省，門下省則成型于三國。經過曆朝演變，至隋文帝時，這套官職得以正式确立，本朝則發揚光大、日趨完善。後世人一般認爲三省六部制中，尚書省權力最大，但其實不然。有唐一代，三省六部制的核心，不在尚書省，而在中書省。
尚書省是沒有單獨接納表奏之權的，所有的表章和奏本，都要首先送到中書省，由中書省進行批閱并附上摘要和執行意見後，再送門下省審批。這裏面，最重要的就是“提議”之權，也是治權的核心。
門下認爲不妥，則予駁斥，發回中書重拟，如果門下通過了中書的提議，則交付内廷，由天子聖裁。一般到了這個地步，天子無有不可，于是批“可”，這個時候，尚書省才能見到文書，然後依照内容予以實施。
中書省除了批閱奏章外，還承擔着爲天子拟诏的職責。天子有什麽想法，必須經由中書省草拟，然後再發到門下省審批。比如天子說今天晚上我想吃鴨子，好，中書省據此草拟诏書，發給門下，門下省看了以後，如果覺得鴨子很貴，咱買不起，就可以直接駁回，那麽天子晚餐就吃不到鴨子。當門下覺得鴨子不貴，可以吃的時候，這份诏書才能達到尚書省，由尚書省去采買。
因此，大唐的聖旨裏面是沒有“奉天承運，皇帝诏曰”那一套的，那玩意不合法。正式的诏書裏，開頭就兩個字——“門下”，意思就是告訴門下省，我想幹什麽，能不能幹，你看着辦。就好像現在寫請示，擡頭直接寫你要發送請示的部門，比如“某某司局”、“某某領導”之類。皇帝向臣子寫請示，這是制度！
三省六部制的特點就在于将過去的相權一分爲三且相互牽制，變相的削弱相權。發言的人多了，皇帝就能利用起來，分而化之，這就是施行三省六部制的好處。
但無論如何，中書省握有執筆之權，僅此一項，就令分化的相權又有了集中之勢。本朝三百年來，中書令一直位兼首相之尊，這是不争的事實。（當然，李誠中穿越前後的這幾十年，大唐朝廷已經差不多廢了，屬于不按常理辦事的年代，可以暫時忽略不計。）除了門下省侍中可以勉強和中書令争一争外，尚書省的兩個仆射幾乎被排斥在了權力的邊緣。如張說、裴炎、姚崇、李林甫、楊國忠等，都是以中書令而兼首相，以至權傾朝野。
安史之亂後，大唐找到了防止中書令形成權臣的方法，即繞過中書省，直接授予低階官員相位。比如委任某部侍郎、給事中、翰林學士、禦史中丞等相對低階官員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差遣，賦予他們可以在中書省、門下省斷決處理事務的權力，也就是授予他們提議權和封駁權。由此将三省長官高高挂起，進而逐漸成爲虛職，然後天子便可任意行事。
看上去似乎抑制了相權，但其實質，卻是對制度框架的極大破壞。一國宰相可以由皇帝随意任免，乃至小人幸進，這樣的執政方式，能不亂套嗎？按部就班有按部就班的道理，該走的程序必須要走，一名官員的能力和他所經曆過的事務在絕大多數時候是成正比的。沒有執政的豐富經驗和對官吏體制的深刻認知，怎麽做得好宰執天下的活計？
因此，李誠中不打算沿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那一套，他打算恢複舊制，想要進入政事堂，可以，先當上三省長官再說。
李誠中折騰樞密院的目的，就是将軍事職能從政事堂剝離，等于是對相權的進一步削弱。哪怕再有執筆權的中書令，在連番削弱下，權勢就算很盛，卻也無法做到總攬全局的地步。經過削弱後的相權，李誠中想要做的是，重新賦予其新的内涵——加重治權。(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