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年齡不大，但徐心卻早已深谙爲官之道。作爲分管教育改造工作的副監獄長，徐心一直都被當成一個美麗的花瓶。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徐心所分管的條線和下屬的幾個部門，不可能像獄政部門一樣有嚴格的考核标準，或者像集團經營有明确的經濟指标，教育改造工作，更像是一個理念而不能作爲一項可以量化的工作，所以，徐心和她的手下們，常常被擺在了“閑人”的位置。
在這樣的境遇下，徐心可供利用的資源，更加準确地或者應該稱之爲“砝碼”實在很有限，在權力的遊戲中，沒有砝碼也就意味着沒有發言權。左嘯隻有一個，除此以外的任何交易都需要徐心等價的投資。所以，徐心對可供自己支配的資源倍加珍惜。
在僅有的資源中，最珍貴的一個，就是表決權。
在海州監獄的管理體系中，盡管夏文淵具有無可撼動的絕對權威，但在監獄領導層的任何一樣決議中，他也隻是擁有其中一票而已。當然，作爲監獄長，他可以在幕後采取各種辦法來操縱選票的運作，以實現自己的目的，并且他也确實是在這麽做。但在決定過程中，形式上的公平還是得到充分保障的，作爲監獄領導層的9個人，每個人都具有相同權力的一票，去決定監獄集體決策的實施與否。
而監獄長的權威，除了體現在幕後的運作，還有就是最後投票權。在投票這件事上，絕不存在“先下手爲強”的說法，誰先表态，誰就會先立于被動局面，而越往後表态，則越便于觀察形勢，并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判斷，選票的份量自然也更重。
這樣的表決權，構成了所謂“集體總統制”的管理的主體和基石。也正是因爲這樣一個原因，作爲副處級而與副監獄長平級的政治部主任，卻因爲沒有表決權而處于級别雖夠卻不列入監獄領導層的尴尬境地。
現在，在左嘯的提醒下，徐心不得不趕緊考慮表決權的使用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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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按照正常的思路，這個問題幾乎能不假思索地給出答案。論情感，殷姿和自己同樣都是女性，在監獄這個男權社會中總該互相幫助；論背景，殷姿是得到夏文淵監獄長的親自推薦的，背靠着海州監獄最硬的一座大靠山，那是誰都惹不起的；論關系，“高總”作爲海州監獄的權力暴發戶，他的青雲直上也沒少對自己造成負面影響，況且自己的不平也是客觀存在的，今天又有這樣一個好機會擺在面前，不絆上一腳簡直都對不住自己。
但徐心仔細地想一想，卻又發現事情并沒有這麽簡單。
很久以前，左嘯就曾經教導過自己，身處在副監獄長這樣的位置，就必須嚴格遵循“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存法則。當時，徐心對這個新鮮的詞彙所代表的含義還不甚了了，後來才知道，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最簡單的理解就是把“物競天擇，适者生存”的達爾文主義适用到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中，即強者生存，弱者淘汰甚至死亡。這種被人性理念所擯棄的冰冷冷的鐵血法則，卻是實實在在存在的金科玉律。
在這樣的理念指引下，殷姿和“高總”所代表的含義就截然不同了。
首先是性别的沖擊。海州監獄在與海州女子監獄拆分後，已經成爲一個純粹關押男性犯人的監獄。在這個有着一千多名獄警和一萬多男性犯人的特大型監獄，卻存在着一個女性監獄領導，本來就已經是原則之外的破例。可以想見的是，既然是破例，就不可能進一步擴大化，那麽，一旦殷姿上位，首當其沖受到威脅的人反而不會是“高總”而恰恰是自己。
其次，從分管工作來說，在整個江南省的五大監獄中，除了海州女子監獄外，從未出現過女性副監獄長分管獄政工作的先例。這倒并不是因爲性别上的歧視，而是因爲這個崗位的特殊要求。獄政工作是監獄管理裏的天字第一号，其所掌握的權力、承擔的壓力、面臨的風險都是最大的，像出差、加班、執勤這一類的事情，幾乎可以是家常便飯，而遇到突發事件時，也常常承擔着救火隊員的角色。這樣的工作要求，就必然需要每天出入監區，與犯人經常打交道，放在一個女性身上，顯然不合适。
既然如此，那麽接手獄政工作很可能隻是一個台階而已，其最終目的或許已經瞄準了自己。想到這裏，徐心的眼前幾乎已經浮現出夏文淵陰測測的目光，不禁流出一身冷汗。
即便這些原因都不考慮，徐心覺得自己也不應該把自己寶貴的資源投入到殷姿的身上。現在的情勢，任誰都可以看出，“高總”雖然才起勢沒多久，卻已經是在走下坡路了，而殷姿卻是炙手可熱的“潛力股”，如果她的背後真的有夏文淵的定力支持的話，前途簡直無可限量！
在這樣的情況下，錦上添花固然好，卻遠沒有雪中送炭來得聰明。自己的這一票投給殷姿，或許隻落得一個石沉大海的順水人情，而關鍵時候拉“高總”一把，卻可能結下一個榮辱與共的患難之交。更何況，“高總”這樣的一個盟友，要比殷姿這樣的一個“閨蜜”有價值得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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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心念及至此，在那個男性小人的下面重重地打了一個勾。
左嘯的臉上露出了一絲驚訝的表情，像是不太敢相信徐心的選擇，他在男性小人的旁邊畫了一條下降的曲線，又在女性小人的旁邊畫了一條上升的曲線，然後，在兩條曲線的旁邊，寫下了一個大大的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