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建功的煩惱自然是房子。
不過要說實話，他的個人條件還算好的呢。
家裏三間小房，畢竟還有他一個小屋。
真是從客觀事實出發的話，房子這事兒其實是廣大京城百姓長期、共同面臨的一個難題，有太多的人，條件還遠不如他呢。
據統計，1978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隻有6.7平米。
無房戶，擁擠戶占到當時四成以上。
所以從這個時候起，房子問題，就已經成爲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而盡管從1979年開始，國家也通過各種辦法着手解決房子問題，可蓋得沒有需求增長快。
面臨“運動”中複轉、下放、遣返的幹部們和人口爆炸這一代知青集中返城，再多的房子也不夠用的。
那麽即使被逼着，政府連“接、推、擴”這樣的應急辦法都想出來了。
即使是在院内、街上見縫插針，民間自發性的私搭亂建已經成爲見怪不怪的普遍現象。
可到1983年的時候，京城人均居住面積依然形勢嚴峻，沒有任何好轉。
甚至是不增反減，竟然從6.7平米反倒降低到了4.74平米。
可能對于今天的年輕人來說，大部分人感覺憑自力更生，在一線城市擁有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是一個需要奮鬥終生的夢想。
覺得少則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全都要負擔房子高昂的貸款。
多半當圓了這個夢以後，便會發現自己早已兩鬓斑白，兒孫滿堂，很有點不值得。
于是不少人便會羨慕起父母，懷念起那一代公家管分房的年代來。
但殊不知，他們父母當年面臨局面又比他們難了多少。
因爲這個夢再難，今天至少還有辦法可圓。
貸款買房，人至少可以先住進去。
而當年在标準的計劃經濟體制中，除了靠單位分房，領導開恩，别無他法。
這樣的情況，幾乎讓沒關系，沒好單位的人，人人絕望。
如今的人需求房子更看重是房子的經濟價值，至少自己找個能睡覺的地方還算是容易的。
而當年那一代人卻不是把房子作爲能夠增值的财産來看的，也不是當成什麽可以娶媳婦的條件，或是期待什麽優越點的生活條件。
完全是可憐到了最單純的生存需要。
千千萬萬的家庭，都是在老少三代同堂、父母子女同室、兄妹同室這樣的窘境下，僅僅渴望一個能夠容納幾身的空間而已。
因此有不少人，都是爲了房子而選擇終身伴侶，爲了房子而選擇自己不喜歡的工作。
甚至許多好不容易回城的人，又迫于無奈主動走向了偏遠山區。
這形同與主動放棄自己的未來和人生啊。
但這還不是全部。
即使是能夠分了房的人也不會如何滋潤。
因爲首先是國家對職工居住面積有硬性規定。
普通職工的标準爲一類住宅，平均每套建築面積隻允許四十至四十五平方米。
縣、處級以上才是二類住房标準，六十到七十平米。
其次呢，是大部分單位沒有能力自己蓋房。
更多的情況，都是通過單位名下騰挪老舊房屋來調配，解決職工需要的。
以房屋質量而論，最好的是筒子樓、簡易樓，其次就是平房、排房、或其他用途的房屋了。
所以即使這些幸運兒。
生活境況裏依然要忍受空間狹窄，沒有隐私，上廁所難，做飯難這些不便之處。
而實際上今天許多認爲，像京滬廣這樣的一線城市的本地居民，既然趕上了房地産業高速發展的好時代。
那基本上什麽不用幹，就都變成了“吃租子”的地主了，幾乎全是靠外地人養活的蛀蟲。
這種想法更是自以爲是的以偏概全。
因爲真實的情況是，真正享受到這一好處的隻有原先在京郊居住，後來因城市擴容而拆遷的農民。
而一線城市的真正老居民，除了自己祖上原本就有多處房産的，且能順利要回來的人以外。
都很難從房地産價值暴漲中獲利。
絕大多數留在城裏的人，仍舊困于城市中心的一隅之地。
還别看房價單算都吓死人，什麽好地段，又學區房的，可他們沒人敢賣。
因爲無論享受分房福利還是沒有享受的人，人均面積太小和自住用途這兩樣，就給他們限制住了。
賣了房，人就不活了？接茬兒跟哪兒住去啊？
所以這些人僅是名義上的富翁而已，擁有的都是沒法變現的财富。
無不過着眼望着高樓大廈，身居狹窄空間的貧民生活。
他們真正的生存條件，并不比初來乍到的外來人口更滋潤。
這就證明了兩個道理，人生往往都是這山望着那山高，誰都隻看見别人的好。
還有一個，就是曆史是循環的。
有些困難誰也躲不開，有些問題永遠換湯不換藥，不改變社會階層就永遠會遇到。
那好，咱這就得回頭，再說到邊建功的身上了。
要按此時此刻正常情況來講，即使他小子再能掙錢，這個困難也解決不了。
誰讓他隻是個出租汽車司機呢。
可偏偏他身邊有洪衍武這麽個鄰居，這就成了他最大的幸運了，自然問題也就不是問題了。
最有意思的是，說起這幸運，還是幸運到了極點的那種。
因爲洪衍武不光手裏已經捏着兩三套八九十平米的局長級别大三居，心裏原本有底氣，解決這點問題不在話下。
最關鍵的還是這小子上輩子幹的就是這行啊。
另外千萬别忘了，在正式搞拆遷幹大買賣之前，洪衍武還跟着高鳴折騰過一陣二手房的買賣呢。
耳聞目睹，對這行裏的人在改革開放初期是怎麽幹的，再門兒清不過了。
論這年頭怎麽弄房，他可是真正的專業戶啊，什麽事兒能難爲的了他啊？
他最清楚不過，由于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過度年代，投資建房渠道不同和房屋分配标準不一樣。
京城住房的真正情況是苦樂不均的。
别看老百姓沒房，可當官兒的有的是房屋，長期空閑。
宋局長就是當官兒裏的典型代表。
而這些人房子多得住不下也愁，于是也就有人想到了拿這些房換錢。
房租不值一提，最好的房一平米才一毛九，這是官價兒。
要不是有他給開的高價，宋局長的房甯可爛着也不會出租。
這樣改革開放以來，最早期的房屋交易也就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