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除了這個衆所周知的标簽以外，人們往往還忽視了，1983年也是我國經濟逐漸走上正軌，民生百态、各行各業結出花果的豐饒之年。
從國家的層面來講，影響民生的重大的經濟政策在春節之後就開始連續推出。
2月 20 日，京城市委、市政府發出《關于商業、服務業推行經營管理責任制的補充通知》，要求一般商店在一年内都要實行承包制。
這就等于是說，承包制這個在我國農村發揮巨大作用的經營手段被引入城市商業領域。
2月22日，勞動人事部又發出通知，要求積極有步驟的推行勞動合同制。
這可是我國用工制度方面的一次重大改革，等同于宣告了“鐵飯碗”時代的終結。
而2 月23 日，京城市政府繼而發布《關于發展郊區商品生産，搞活農村商品流通若幹政策問題的暫行規定》。
進一步大幅度地放開了發展農村集體和個體商業、服務業的束縛。
總之，無論從城市到鄉村，還是從用工制度上，方方面面都顯示出“搞活”的決心和力度。
而思想的解放和政策的開放所帶來的财富觀念的深刻變革，也立竿見影地激活了人們改善生活的強烈願望。
這一年浮在表面上的全國個人緻富明星依然是年廣九，他的“傻子瓜子”作坊雇傭的人已經達到了103人，月營業額達到六十萬元。
正是在他的示範效應之下，越來越多的人心甘情願地加入到個人緻富的先頭部隊中，使得全國個體工商戶的隊伍迅速壯大。
而與過去有所不同的是，新加入的這些人闖蕩、創業，不再僅僅是爲了生存，而是爲了開創個人或者一個家族更廣闊的生活平台。
在這一方面，西單“服裝夜市”的個體戶們同樣也起到了積極作用。
作爲“最早吃螃蟹”的人，他們在初涉商場不久後，就一個不拉的都成了萬元戶。
由于他們中間已經有不少人撈上了“一腳踹”的“屁驢子”（摩托車）開，成了第一批“京A”牌照的擁有者。
誰看見了都眼熱，都打聽。
王府井百貨大樓“服裝夜市”的招商工作因此進行的就特别順利，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盡管開業之後，由于管理水平方面拖了後腿，市場的口碑和反響，均不如西單的“服裝夜市”那麽好。
但銷售額度也是節節攀高，作爲京城唯二的“服裝夜市”，照樣成爲了東城區不可忽視的一個服裝零售渠道。
而與此同時，花城那邊的服裝批發生意因需求量的增多也愈加火爆起來。
于是做服裝的個體戶們，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不滿足批貨的數量，不甘心被從中再被“剝削”一手，便開始自己跑異地購銷，自己進貨，甚至從事批發。
這樣一來，“倒爺”這個名詞開始應運而生。
并且很快在社會上流行，乃至成爲了個體工商戶們的概括統稱。
當然，經濟上的變化、經濟政策産生的效益，并不能代表生活内容的全部。
要想正确的估量老百姓的生存狀态，肯定有更多的部分需要考量和衡量。
值得欣喜的是，過去想要清晰的、全方面的、徹底的了解這些信息是一件特别難的事。
但現在可完全不一樣了。
因爲這一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樣也是電視機普及率爆發增長的一年。
那麽毫無疑問，當愈來愈多的電視機取代了過去家庭中神龛或祖先牌位的位置，變成了一個家庭每天晚上簇擁的中心，繼而催生的就是電視節目的多樣化。
于是一種家庭歡聚生活的模式從此奠定，一個嶄新的視覺曆史就此開始了。
洶湧澎湃的大衆文化潮開始真正影響社會價值觀、生活方式，甚至還改變了民俗。
至于說到具體的民生狀态到底如何，其實有心人隻要觀察一下電視節目，就可以知道的差不多了。
比如說，國家電視台的第一位播音員沈力，擔任了《爲您服務》欄目的主持人。
這個貼近人民生活的新欄目，不但第一次固定了播出時間，每周一次，每次二十分鍾，也設有很多服務性的小欄目。
像如何照相的“攝影咨詢處”。還有《小辭典》、《集郵》、《家事》、《老年顧問》、《答觀衆問》等在生活中實用的小闆塊。
僅從這些欄目名目，我們就能知道社會上人們關心的熱點聚集在何處。
正是這一年，相機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
據統計，1978年全國照相機擁有量爲17.8萬架，相較而言，1983年這一數字已增至94萬架，整整翻了四倍有餘。
從此全家聚會時照一張全家福，不再是什麽遙不可及的奢望。
另外，集郵經過幾年來的發展，已經成爲了官方肯定，全民熱衷的收藏行爲。
而因爲洪衍武幕後插手和幹預，票面八分錢的“猴票”，在集郵愛好者之間，也已經飙升至三十五元一張。
不但提前兩年成爲了衆所周知的熱門集郵品種，也遠遠偏離了原有曆史軌道，此時應有的三元價格。
以此來計算，洪衍武光手裏“猴票”的價值就已經高達一千四百萬。
真是一不留神，躺着睡覺就成了内地首富啊。
很有點兒“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的意思。
再比如說，電視爲了引導年輕人梳理積極向上的生活觀，也使出了渾身解數。
春節之後，根據張海迪事迹爲素材拍攝的三集電視劇《生命的故事》轟動全國。
這部電視劇中有許多感人的畫面，癱瘓的玲玲不甘在殘酷的命運面前屈服，選擇了自己謀生的道路。
在堅守生命價值，尋找人生樂趣方面，這個姑娘無疑要付出比正常人更艱巨的努力。
由于電視工作者真實的表現出了人性深處永存的希望，這部電視劇與青年報發表的專題報道《是顆流星，就要把光留給人間》共同掀起了一場“學習張海迪旋風”。
張海迪因此名噪一時，并獲得了兩個美譽，一個是“八十年代新**”，一個是“當代保爾”。
偉人甚至親筆爲她題詞，“學習張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共産主義新人”。
另外，在謝晉導演的同名電影誕生前，山東電視台制作的三集電視劇《高山下的花環》，也喚起了人們的愛國主義情懷。
和電影作品相比，電視劇雖然玩不起什麽大氣魄，但也絕不默默無聞。
它憑着自己的平和、親民性，和高效的制作時間，一直再持續赢得自己的份額，開拓新的空間。
當然，這一年同樣也是引進劇的狂熱年份。
與期待過高，反響平平，反應國家女排事迹的電視機《中華姑娘》相比。
三月份播出的日本電視連續劇《排球女将》，卻是在注重娛樂性前提下，以商業性的劇情，在屏幕上演繹着對愛國、勵志等積極意義的多重解釋。
劇中主角小鹿純子的燦爛笑容不但征服了萬千青少年的心，掀起了一場“小鹿純子頭”風潮。
劇中日本女排的魔幻戰術，也在共和國女排與日本女排交鋒，連戰連勝的輝煌戰績覆蓋下，成爲了一種頗具喜劇效果的襯托。
讓國内觀者隻覺得分外可愛，毫無對手之間的排斥感。
當然，緊跟其後播出的香港電視劇《霍元甲》就更符合國人的審美了。
這部電視劇不但延續了電影《少林寺》在民間點燃的“功夫熱”。
主題曲《萬裏長城永不倒》傳唱一時，連主演黃元申的“大勢分頭”也達到了與“小鹿純子頭”同樣的效果，成爲男青年追逐的時髦發型。
不過正是因爲電視機越來越多，電視節目越來越豐富，它對老百姓生活影響的程度越來越高。
如何保證電視機畫面的質量，也成爲了這一時期老百姓最需要解決的生活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