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爲蘇繡立刻就變得支吾起來。跟着臉色一紅，眼珠轉了轉，才說父親去走親戚去了。哥哥最近太忙，老加班。
那一看就知道是推诿的假話。從神色上，大緻能估摸出是有什麽難言之隐。
既如此，洪衍武就不好再問了，隻說有事需要幫忙就言語，便就此作罷。
至于事實上呢，蘇家的事還确實不那麽好張揚，因爲帶了點桃色的是非。
而且讓人料想不到的是，老蘇實在太冤了。他的無妄之災，居然是因爲幫洪家的忙才引火上身的。
說來也是紅顔禍水，這事兒就出在俞宛妤身上了。
老蘇不是爲洪家的喜事出面，請昆曲劇團裏的台柱子俞宛妤來捧場嗎？本來很正常的一件事。可偏偏他碰上了人家兩口子感情鬧危機的時候。
而老蘇更不知情的是，其實早在1978年，俞宛妤爲了排演傳統劇目請他來制行頭，因爲與他接觸密切了一些，他早就礙了人家丈夫的眼。
俞宛妤家裏那個醋壇子一樣的男人，幾年以來背後一直對他耿耿于懷，說他量尺寸不老實，總故意延誤時間，碰不該碰的地方。
因此當這位爺知道這事兒是老蘇撮合的，又如何肯答應？
可作爲俞宛妤來講，老蘇爲了她的戲經常加班加點，戲服也做的相當漂亮。無論是從還人情的角度，還是爲了日後還會不斷開排的新戲，她都不好駁了老蘇的面子。
所以“五一”當天，俞宛妤就沒理會丈夫的禁令，還是成全老蘇的面子去了。可也正是因此，兩口子感情上長期積累的矛盾終于借此爆發出來。
事後那男的越想越窄巴，居然跑到劇團來找老蘇的麻煩。
還就是那麽巧，他又正碰上俞宛妤在戲裝組跟老蘇讨論戲服的樣式修改。這一下那男的以爲抓了現行，當場就火大了，把老蘇暴打了一頓。
等到保衛科的人趕來控制住局面之後，老蘇的一根肋骨已經折了，人也就送進了醫院裏。
不用問，對這種花邊新聞，人們可定是最感興趣的，劇團裏一下流言蜚語四起。
可蘇錦這當兒子的肯定不幹啊，趕到醫院，看見父親的慘狀，他氣得不行。不但要劇團領導還父親清譽，還要把打人者送進公安機關法辦。
但後面的事兒又是讓人沒能想到的，俞宛妤竟爲了丈夫跑到醫院裏，單獨找老蘇哭了一鼻子。
結果老蘇一知道了她的難，竟然心軟了。主動跟劇團領導表示願意放棄追究責任。
就這樣，好心眼的老蘇不但白白挨了頓揍，還得承擔謠言的惡果。這簡直是倒黴到家了啊。
蘇錦當然想不通啊，他就帶着氣兒埋怨爸爸濫好人，被人給灌了迷魂湯了，還要去找劇團領導把事兒給闆正過來。
可當老蘇一把内情細說出來。他也沒話說了，因爲畢竟其情可憫。
他是全沒有想到，俞宛妤這位在台上嬉笑歡舞的名角，背後的個人感情經曆竟然是十分的凄苦孤單。
更沒想到，她在公衆的眼中固然風光無限，但在私人的家庭生活裏卻又是在扮演着何等可憐的角色。
到底怎麽回事呢？這話還是得從當年俞宛妤從戲校畢業進入昆曲劇團說起。
那個時候的她，父母已因車禍去世。她除了用全副身心向老演員學戲。在台下拼命地練，在台上拼命地演，什麽也不關心，甚至還抱定了一種比較偏激的理念。
那就是她要把自己的一切獻給戲劇舞台，而選擇終身不婚！
這絕非一句戲言，她是實實在在照做的。因爲按她想，結婚就得生孩子，生了孩子就得養孩子。那麽人就得變胖，功也就廢了。
何況家庭生活還牽扯精力，她已了解人生苦短，實在不願在這些事上浪費自己的青春。她隻把藝術成就，視爲值得她畢生追求的東西。
以至于劇團的領導和關心她的老演員們，不但總得反複地提醒她，絕不能爲了戲把身子搞壞了，也爲她的個人大事發了愁。
偏偏正當她初步成名，鼓足幹勁向更高的藝術境界努力時，“運動”又開始了。
在精神上完全與世隔絕的她，由于根本不關心政治，也不理解爲什麽要對傳統曲目全盤否定。一下被打成了“封資修的黑苗子”，第一批受到了沖擊。
此後她便迎來了生命裏最黑暗的日子。每天被鬥、打掃廁所的生活内容尚堪忍受，可失去了藝術舞台，卻讓她覺得一切都失去了希望，沒有了意義。
于是，有一天她趁著看守打盹，她就用提前準備好的繩子拴上了房梁。
但好在鬼使神差的，繩子斷了，她居然沒能死成。而險而又險的觸碰到死亡邊緣的滋味，又讓她喪失了再一次嘗試的勇氣。
這樣在 1973年，在她自殺未死的六年之後，她終以半殘廢的身心被“落實政策”到一家暖瓶廠當了雜工。
正是在這裏，她的氣質和美貌引起了一位鍍銀車間工人的愛慕。這個強壯的鍍銀工雖然比要她小上四歲，可還是對她展開了锲而不舍的追求。
說實話，在當時那種政治氛圍下，作爲一個根紅苗正的人不計較她身上的黑底子，這件事是讓她相當感動的。而且經曆了迷茫、麻木、消沈後，她已漸漸回轉爲冷靜、認命、無求。
因此在媒人的勸說下，當時的她想的就是舞台已經把她給甩了，永遠回不去了，那麽好，不如就找個丈夫結婚，像别人一樣平平淡淡過完一生吧。
于是她才會嫁給了一個沒有什麽文化，對戲劇一竅不通，也根本不感興趣的丈夫。
而支持他們婚姻的全部基礎，僅僅隻是鍍銀工得知她這些年的遭遇，出于同情而濕潤的一雙眼睛。
隻是又有誰能料到緊随其後的峰回路轉呢？
1976年年底，剛剛結婚兩年後，因爲政局突變，又一次“落實政策”竟讓俞宛妤回到了吧“北方昆曲劇團”。
1977年的春天，她開始重新練功。很快人們發現，她不但以驚人的速度恢複了過去的舞台表現力，甚至她的票房号召力也大大超過了當年。
1978年她重登舞台，當她第一回演出傳統劇目時，就獲得了滿堂彩，連續幾場觀衆爆滿，票子全部售出。
她的戲裝照和便裝照由此開始不時出現在報刊雜志上，廣播電台請她做專訪，電視台給她的演出錄影，衆多的戲迷們甚至跑到後台去請她簽名，期盼有幸能與她合影。
她成名了，成角兒了。做了二十幾年的夢，繞了個大圈子，卻幾乎于一夕之間就美夢成真了。怎能不讓人百感交集？怎能不讓人欣喜若狂？
但倘若她的遭際僅是這樣簡單地否極泰來，那生活也就太容易讓人把握了，命運作弄人的手段也就太顯低劣了。
世上沒有什麽事兒是單純的好，或是一味的壞的。事業的成功一樣給俞宛妤帶來了煩惱與不幸。她的婚姻開始出問題了。
本來，在她剛剛重返舞台的時候，她婆家的興奮與歡欣絕不亞于她自己，幾乎所有婆家人都揚眉吐氣，以她爲榮。但很快事情就變味兒了。
因爲每日清晨都要去護城河邊吊嗓子，她很難再把家中的早餐安排好了，公婆對此看不慣。
她的丈夫也對她戲總是散得太晚怨聲連連，很不情願騎自行車把她馱回家去。
婆家上下甚至受不了她在家聽戲劇磁帶，說反反複複聽了頭疼，那簡直到了人見人厭，處處喊打的地步。
最不可調和的，是她和婆家終因爲要孩子的事兒産生了矛盾。她是希望能緩兩年再說，但婆家自然希望早要。
于是家裏“三從四德”、“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思想，成了對她宣傳教育的主題。
而更糟糕的是這種情況，随着她越受觀衆喜愛，越紅得發紫，就越嚴重。
漸漸的，旁人以她爲主的交際方式又刺激到了丈夫大男子主義的自尊心。
爲此，丈夫幾乎連後台都不願意進去了，更不願意跟梨園界的人打交道，滿是一種既自卑又自傲的複雜心理。
再往後，哪怕就連她自己爲了戲曲和旁人的正常接觸，丈夫也要開始反對了。即使她有合理的理由，再耐心解釋，反複說明也沒有用。
丈夫隻是不講理的提出要求，說除了上下班的時間，她不許外出，要是做不到，就是有問題。
真正讓感情徹底岌岌可危的狀況出現在1980年9月份之後。
大約正是因爲婚姻法的更改，出現了允許“感情破裂離婚”這一條。丈夫才會徹底陷入天天擔心她會變心的夢魇當中。
于是一次激烈言語交鋒下，他第一次動手打了她。從此，吵架動手簡直變成了慣例。
而當她心如死灰，也就真的有了分手的念頭。
隻不過，婆家是不肯輕易放過她的。
公婆威脅要找劇團領導告狀，丈夫宣稱要去找雜志社揭露她“忽視家庭”、“忘恩負義”的嘴臉。這讓她始終有所顧忌，不敢真的走出最後的一步。
時至今日，反倒是老蘇含冤被打一事，才讓她真正下定了離婚的決心。她心知再這樣拖下去，被毀的不僅僅是她自己，恐怕還會連累到許多無辜的人。
可就是這個時候，公婆又可憐兮兮地向她哀求不止，說隻要能不追究兒子傷人的責任，就允許他們離婚。
想想幾年來生活在一起的情分，她也真的做不到事不關己高高挂起，就這麽眼瞅着同床共枕的丈夫坐牢。眼看着白發蒼蒼的公婆傷心欲絕。
她又能怎麽辦？她又該怎麽辦？
這就是做人的難啊。永遠讓你進退失守，左右爲難。
要知道，這種情況還不僅發生她一個人的身上，十年裏，整個社會、整個國家與之類似的情況太多了。
牽涉其中的每個人，又有誰不是無辜的？又有誰是應該承受這一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