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馬上就順勢跟“小雷子”提出來，想在菜市口電影院做這個生意。
當徹底弄明白洪衍武的意思後，本來被吓了一跳的“小雷子”，心裏戒備卻瞬間消除，毫不猶豫地就答應下來。而且說實話，他還挺欣賞洪衍武這份兒靈感的。
隻不過另一方面，畢竟電影票的價格太低了，即使加價毛八分的賣出去，又能獲利多少？再說，還有可能賣不出去，砸手裏多少張就是賠多少張的錢啊！
所以“小雷子”認爲，靠這個或許能賺點兒小錢，但要想養活三十來口子人，恐怕是相當困難的。
那麽，在洪衍武随後提出可以給他分一些利潤的時候，他就徹底當成了笑話來聽。不僅非常大方地推辭掉了，而且還半開玩笑地說，如果洪衍武他們今後掙得錢還不夠吃飯的，随時歡迎來找他蹭飯。
對此，洪衍武則笑而不語，隻是親熱地拍了拍“小雷子”的肩膀。
确實，如果現在他現在跟任何人說倒賣電影票能賺到錢，肯定都會遭到嘲笑，說他腦子有病，或者說得委婉一點，這家夥吹牛。
這可就是眼光與見識，相隔一世的差距了。
這個年代，人們幾乎可以說完全沒有任何商業與經濟領域的常識。還沒有人懂得薄利多銷，積少成多的道理。
這一點，恐怕要到尹盛喜靠在前門賣幾分錢的“大碗茶”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商貿集團，大家才會搞明白
這個年頭，更沒有人了解什麽投機理論。不懂得超常利潤隻有在需求與供給不對等的情況下才會産生。
這一條，也隻有當日後實行價格雙軌制，“官倒兒”盛行的時期，廣大人民才會清醒地認識到。
實際上，這門生意在洪衍武看來，簡直可以與在濱城倒賣海參相媲美，絕對是一座潛力無限，有待挖掘的金礦！
爲什麽這麽說呢？
因爲一門好的生意，主要就是由兩個方面構成的。首先是市場規模，其次就是需求與供給關系。市場規模龐大，需求多、供給少當然是最美好的狀态，而相反就是最糟糕的情況。
說白了，也就是物以稀爲貴，一個最簡單不過的投機理論！
那麽電影票又符合不符合這種情況呢？
當然符合！而且是再符合不過的了！
實際上，如果從市場規模來看，以1977年爲例，據統計，當時京城的常住人口是八百七十一萬人。可當年全年觀影人數，就達到了兩億六千三百八十三萬餘人次。
計算起來，這就等于京城所有人平均一年要觀影三十三次，可見這是一個有着多麽龐大且旺盛的市場！
如果再從需求一方來說，當年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是極爲匮乏的。
在過去那個時代中，看電影是人們生活中，除了閱讀和聽廣播之外，主要的精神娛樂方式。不但學生愛看電影，家庭婦女愛看電影，各單位職工愛看電影。小青年談戀愛也愛在電影院。
現在的人們已經很難理解當年人們對電影的喜愛和熱情。如果你身邊有經曆過那個年代的親人朋友，隻要詢問他們當年對于看電影的感覺，大多都會得到這樣的回答。
“如果知道有電影看，那麽一起床就會覺得是個好日子”，又或是“小時候進了電影院，就跟進了天堂似的”。
這話聽起來有些誇張，可這就是事實。如果不信，從那個年代人們的生活細節中就能得到證實。
當年的人們對電影台詞簡直到了爛熟于心的地步。每個人都如饑似渴地吸收電影裏的人物性格和隻言片語，誰要不懂，就沒法跟大家相處。
最流行的台詞，像“讓列甯同志先走”（《列甯在1918》）、“我胡漢三又回來了”（《閃閃的紅星》），至今還大有人在說。
其他如“下吧，下他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興呢。”（《戰洪圖》）、“天靈開，地靈開，妖魔鬼怪快離開。”（《森林之火》）、“沖上去的，賞三兩大煙土！”（《突破烏江》）、看在黨國的份上，伸出手來，拉兄弟一把！”（《南征北戰》）……這些也都成了人們生活裏的常用甚至必用的語言。用在特定的語境中，沒有人聽不懂。
就連人們的外号，也盡是取自于電影裏的人物。松井、老狐狸、六百工分、翻譯官、周扒皮、馬小飛、解老轉、白桃花、顧調度、布哈林……
除此之外，甚至還有更誇張的情況出現。
比如說有的時候，單位或學校會集體組織觀看電影，就常常會出現某個人一直走在電影情節的前邊的情況。這樣的人會一句跟着一句地說台詞。角色尚未開口，他先說出來，角色說上句，他接下句。
要知道，當年電視機可遠未走入百姓的生活之中。能做到這種程度，那不知要看多少遍電影，絕對已經超乎正常人所能理解的範疇了。
更甚之，還有不少的人爲了看電影付出難以承受的慘痛代價。
像有的人爲看場電影翻牆被玻璃挂到，導緻腿腳摔傷、開膛破肚或是**摘除。還有的人選擇鑽暖風管道，結果沒出來竟被悶死在其中。更有因争搶購買電影票發生暴力沖動，失手打死人或打傷人的情況。
由此可見，當年的人們對電影的癡迷，已經到了多麽瘋狂的程度。
那麽，再來看供應的一面呢。恰恰相反，京城無論是影院數目還是影片數量，都很難與人民群衆旺盛的需求相匹配！
共和國成立時，京城隻有26 座影院，座位總數爲16433個。不但數量少設備也差。其中除當時被稱爲第一流的“國民”、“大華”、“美琪”和“真光”等少數影院外，其餘多是由茶園、酒樓、戲館、遊藝社或小教堂改建成的。大都狹小簡陋、殘破不堪。
後來，由于人民政府非常重視文化事業，想盡各種辦法新建、改造和擴充放映場所。所以到了“運動”前爲止。京城公開放映的影院已經有了69 家，座位數也達到了56 504個。
隻可惜這其中能夠常年放映電影“專業影院”并不多。大部分是除了放映電影外，還可以演出戲劇、文藝節目的“兼映影院”。比如開放的工人文化宮、俱樂部、曲藝劇場，或是對外開放的機關、企業的禮堂什麽的。
而這些“兼映影院”即使放映電影，也是不公開售票的，通常是采用有組織分配的售票辦法。
更遺憾的，是“運動”到來，使文化事業遭到了沖擊。在整整十年裏，公衆影院的數目非但沒有增加，反而還減少了一些。
可以試想一下，“運動”結束時，用這五萬多的座位創造出了兩億多人次的觀影人數，那是一種什麽樣的局面？
同樣的道理，“運動”期間，無數的影片當作封、資、修的黑貨，淪爲了禁映的“大毒草”。
從1966年到1973 年的8 年間，京城各影院上映的新故事片僅20 部。主要上映的是“樣闆戲”影片，“三戰”影片（《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政治性紀錄片和“批判影片”。
直至從1974年起，逢年過節前夕，才逐漸有國産新片上映。但數量不多，政治框架又太過局限。觀衆們普遍認爲新影片遠不如舊影片好看。所以影院裏也就越來越清淡，國産片幾乎已成“票房毒藥”。
相反的，進口片卻成功地維持住了廣大人民群衆的觀影興趣。
像蘇聯電影《列甯在十月》、《列甯在1918》。阿爾巴尼亞電影《海岸風雷》、《地下遊擊隊》。朝鮮電影《賣花姑娘》、《摘蘋果的時候》、《金姬和銀姬的命運》、《看不見的戰線》。越南電影《森林之火》、《回故鄉之路》。羅馬尼亞電影《多瑙河之波》、《沸騰的生活》、《爆炸》等等。
這些“運動”末期出現在銀幕上的外國電影，終于使百無聊賴的電影院，再次熱鬧起來。人們争相湧向電影院，往往得付出半天時間或是半夜起來排隊，才能買到這些熱門電影票。
甚至放《賣花姑娘》的時候，首都影院售票廳還曾經秩序大亂，發生了一次哄搶事件，不但大門玻璃碎了好幾塊，手套、鞋、帽子，乃至手表都散了一地。
所以當時社會上流行起這樣一個順口溜。
“阿爾巴尼亞電影是莫名其妙，羅馬尼亞電影是摟摟抱抱，朝鮮電影是又哭又笑，越南電影是飛機大炮，可咱們的電影，全他媽是新聞簡報……”
至于現在嘛，正處于兩個時代交替的時期，正是因爲多年以來，根本看不到好書、好戲、好電影，所以人民群衆對于文化與精神娛樂的渴望簡直到了空前的饑渴程度。
于是，當文化政策打開了一條門縫，又有一些“運動”前的中外影片得以解凍，重新複映時，便不可抑制地重新激發起人們對電影的熱情，再次産生了一票難求的現象。
當然了，對于前面所述，那些有關電影市場的詳細數據和具體情況，洪衍武是無從得知的。
但是他知道一點！從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年代前期，是我國電影市場最難得的一個黃金時代。
最強有力的證明是，他還記得1981年《大衆電影》的發行量由1979年複刊時的50萬冊上升到960萬冊時，哪怕是外國記者聽了這個數字也要目瞪口呆地說，“全世界第一！”
另外，哪怕是眼下，他也能從生活中清楚地感受到這種熱度。
電影院散場的景象就不提了，他還記得“大果脯”搞到兩張内部電影票時，曾讓方婷多麽自豪，其他人又是多麽的羨慕。
他也知道，鄰居邊建功和蘇錦回來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出去看電影。可當他們排着大隊好不容易到了跟前，卻隻有下午的票子賣。
結果倆人倆飯都不吃了，拿飯錢一買就是三場，不重樣連着看了三遍才回家，餓着肚子還挺美。甚至事後他們還把這天的經曆當成聰明事兒到處宣揚，居然獲得不少同齡人的認同和喝彩。
那麽，像這樣的市場還用懷疑嗎？
最關鍵的，是從市場運作的角度來考慮。幹這個，目前完全是一片“藍海”，還沒有什麽人看到這裏蘊含的利益，當然也就沒有什麽競争者。
并且同樣的，法制管理上也是一片空白。警察和工人民兵根本看不到這一塊兒，電影院相關管理工作，也隻是維持秩序，主抓逃票和假票的行爲。
退一萬步說，即使是真被抓住，後果也輕多了。
這不偷不搶，幾毛錢的票子，又不像糧票之類的票證能影響到國計民生。頂多也就是寫寫檢查，批評教育的罪過。
那還有什麽可猶豫的呢？自然值得放手大幹，大有可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