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首老京城人耳熟能詳的過年民謠。但民謠裏所描繪的爲過年而忙碌的場景，現今卻不太能看的這麽齊全了。
因爲如果詳細解讀一番，并不難發現，在民謠中所描繪的諸多關于過年的準備工作中，除了掃房子外，其餘的像凍豆腐，炖鍋肉，宰公雞，蒸饅頭，全都是爲了過年準備食物的工作。
說白了，不同于今日物質極大豐富的年代。在過去，除了對一家人團聚的期盼，寄托了一種對和美的家庭生活的向往以外。能縱容一下食欲，讓家人放開食量飽餐幾天，才是國人過年的主要内容和真正樂趣。
是的，當年盼過年的确更側重于物質，但這也是人之常情。經過那個年代人決不會恥于承認這一點。
因爲在那缺衣少吃的年代，每天的飲食是幾乎不可改變的窩頭和老腌蘿蔔，偶有疙瘩湯，也是菜多面少。而且往往是生病才能吃到的。
要是能吃一回炖肉，能放開量吃一回餃子，對大多數人來說，一年中恐怕就隻有過年這幾天了。于是過年能吃飽飯、吃好飯，便成爲永遠的期盼。
說到這一點，洪衍武自己也是比較有體會的，曾經經曆過的許多次改革開放前的春節，讓他深深了解要過好一個年，有多麽的不容易。
那時，由于一切生活資料都由官方配給，每戶有一個京城二商局發的居民購貨證，俗稱“副食本”或“購貨本”，簡稱“本”，按年度下發。
老百姓所需求的全部副食品都須“寫本”，除了食用油發油票，寫糧本，肉食發肉票，其他如粉絲、粉條、澱粉、麻醬、食堿、白糖、雞蛋、豆腐等，乃至日用品如肥皂、衛生紙、火柴等，都要寫在副食本上。
既然是定量供應，那麽東西自然少的可憐。1978年的春節供應，除了甲級香煙由每戶兩盒增加到了三盒，一次買兩毛錢的豬肉不要肉票以外，和往年沒有大的不同。
無非是按照慣例，用春節特供票的方式，每人多給半斤油、半斤肉、一斤富強粉，一斤小站稻米。每戶再分兩瓶白酒，和五斤魚、兩斤綠豆，一斤黃豆。此外，每人名下還有半斤花生，半斤瓜子，二兩豆制品。
那麽對于像母親和嫂子，她們這些幾乎要做無米之炊的家庭主婦們，爲難是必定的。她們必須舉全家之力，傾其所有，依靠長期積攢且苦費心思，才能在大年夜準備出一頓相對豐盛的晚餐。
所以盡管知道家裏已經把洪、陳兩家購物本上的東西都買過了。但待母親去上班之後，洪衍武和陳力泉仍然重新走上了街頭。
他們要來一次不遺餘力的再次采購，想買一些正常配給之外的“年貨”，好讓全家人都能過上一個“肥年”、“好年”。
要照常理而言，以洪衍武和陳力泉目前的經濟實力，似乎實現這個願望很簡單。
可實則不然，因爲在當年，物價雖然低得令人瞠目結舌。可有一樣，當時既沒有自由買賣的市場，也沒有自由流通的商販。由于東西太少，想多占你有錢買不着。這就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特色。
除此之外，當年的百姓家庭也沒有冰箱，各種保質期短的食品一旦購買太多，也很難儲存，放壞了同樣也是大問題。
所以在這件事上可就讓人有點難以下手了。買什麽，怎麽買都得費點心思。那真是個技術活兒。
一開始，洪衍武和陳力泉先去了最近的自新路副食店，想看看有沒有什麽空子能鑽。沒想到那裏人頭鼎沸，都快下不去腳了。
而他們才站在角落裏觀察了一會。不但發現賣花生、瓜子的櫃台突然挂出了“免戰牌”，讓排了老半天大隊的人民群衆怨聲載道。在賣雞蛋和醬醋的櫃台上，還發生了兩起售貨員和顧客的鬥氣兒沖突。
有意思的是，這兩件事無論孰是孰非，不但都以售貨員一方大獲全勝而結束。而且極具年代特色，完全可以算作是當年物資短缺時代極具代表性的兩個縮影。
咱們先說有關雞蛋的事兒。
由于當年很少有鮮雞蛋出售，都是從遙遠的地方用集裝箱長途調配而來，擱在冷庫裏存放了不知多少天，幾斤雞蛋裏難免有個别“壞蛋”的現象。
而那時，雞蛋又是“貴重”食品，一個是一個，連春節都沒額外配給，居民全得靠平日每月一人一斤的定量。
所以往往副食店櫃台上都有一個用三合闆釘成的箱子，挖出雞蛋大小的槽，槽下墊一層玻璃，箱内安有燈泡，名曰“燈箱”。其目的是把稱好的雞蛋挨個放進槽内照照，看有無“壞蛋”。
但這個東西雖然實用，可具體的使用權可控制在售貨員的手裏。這些手掌“實權”的主兒，往往是對有關系的親朋好友會恪盡職守地“照應”着，但對大部分普通顧客可就沒這麽周全了。
因爲一來是平添麻煩，二來副食店還得承擔這些壞蛋的損耗。誰願意幹這種費力不讨好的事兒呀？
結果就因爲這個情況，今兒就有個顧客不樂意了。敢情排他前面的就是個售貨員的熟人，買雞蛋時不但沒要本兒，還挨個照，挑出了五六個壞的，人家拿走的全是好的。可到了他這兒呢，售貨員立馬就沒了熱情勁兒，嫌麻煩就不給照了。
正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個顧客的心裏就不平衡了。當時他就說我買的雞蛋也一個都不能壞。否則我就找你們領導，告你走後門。
可沒想到賣雞蛋的售貨員根本不怕這個，反倒擠兌他說，“後門就在那兒擱着，有本事你也走啊。你以爲找我們領導就有用了？他昨天還埋怨我們挑出來的‘壞蛋’太多呢。我還告訴你，人得知足。這都是各地支援首都的，有你雞蛋吃就不錯了，再挑肥揀瘦的，惹急了我就不賣你。”
這氣得顧客差點沒來個倒仰，可最後他也沒轍，隻能幹咬牙地說“等以後東西多的賣不出去了，我看你們怎麽辦？”
說實話，現場除了能看到未來的洪衍武，這話恐怕連顧客自己都不信。所以那售貨員就笑了，非常得意地說，“回家做你的春秋大夢去吧，現在連醬油都脫銷，你說的景兒，反正我是看不着了……”
得，這就是最後一句話。那顧客也隻能喪眉耷眼，帶着沒被照過的雞蛋負氣離去。
至于第二件事兒，那其實是一場有關“二八醬”的份量之争。
要知道，在如今一體包裝的醬醋調料，想當年大多能買到散裝貨。
油盛在鐵桶裏，醬油、醋、黃醬、果醬、麻醬、白酒等，盛在缸裏。無論大人孩子，買上述東西，都稱爲“打”。
“打醬油”、“打麻醬”，是常挂在嘴邊的話。路上碰到熟人，常以這種方式打招呼。如果有人問“嘛去啊？”往往對方就作答“打醬油去。”
打醬油、醋、酒，要拎個瓶子，售貨員用木制的定量“提子”從缸裏舀出來，通過漏鬥倒進瓶子。“提子”一般分半斤和一斤兩種，采用這種原始的衡量方式，對于散裝液體商品的出售，确實很便捷。
打麻醬和黃醬，也都自帶容器，一般用吃飯的陶瓷碗，也不必論斤兩，顧客把碗往櫃台上一擱，說一聲“打五分錢麻醬”即可。售貨員會先稱碗，再把秤砣置于刨除碗的分量後應該的位置。
由于麻醬是與雞蛋同樣緊缺的定量供應食品，每人一月也隻有一兩。所以顧客在打麻醬時，往往眼睛緊盯着秤，生怕少了，锱铢必較。而取麻醬的方式又比較特殊，多了便縮不回去。售貨員有時就會故意多打出去一些，借以減少糾紛。
可有的時候，好心也未必能換來好結果。因爲再怎麽多打，架不住麻醬，尤其是甜口的“二八醬”對孩子們的誘惑。隻要是孩子打麻醬，回去路上必然忍不住想嘗兩口，用食指貼碗邊蹭一圈，含進嘴裏。此動作名“手兒一下”。那麽必然，麻醬的分量也就不足了。
實話實說，京城人家其實都知道“采買”上的這一弊病。大人隻要能騰出手來，絕不會讓孩子去打麻醬。可有的時候，也确實忙不過來。特别是過年，要買的東西多，到處采買都要排大隊，大人有工作還得照常上班。那麽無奈下，讓放寒假的孩子沾點便宜也就不可避免了。
當然，大人們對此肯定都有心裏準備，隻要不太過分，預計在内的“虧空”也是可以容忍的。
隻不過有時人算不如天算。孩子偶爾一沖動，往往就會極大程度地突破平日的底線，讓大人面臨一種匪夷所思又全然無法理解的結果。這時孩子再一說謊，大人再一着急，或許就會遷怒于副食店了。
洪衍武目睹的争執就是因此而起。
有一個小夥子大概是孩子的叔叔，氣哼哼拿着碗找了回來，說副食店給打得麻醬不夠數。他們家買了六兩的“二八醬”，拿回去一稱，隻有三兩。就是孩子偷吃，也沒這麽個吃法，他認爲無疑是副食店給少了。
而當時櫃台上賣醬醋的售貨員是個上年歲的大媽，卻堅持說自己幹一輩子了，每次無論給誰打麻醬都是多給，少分量絕不可能。問題肯定不是在副食店，讓顧客自己回家找原因。
随後她旁邊那個賣雞蛋的售貨員也插嘴幫腔。說“你們家孩子才吃三兩麻醬，一點不新鮮。昨天有家孩子把剛打的半斤麻醬都吃了，等人到了家都‘滑腸’了，直接就讓他媽給洗褲子去了。沒辦法，孩子嘴饞麽，很正常……”
顧客們一聽就都笑，但小夥子年輕氣盛，再加上臉嫩，這會就臉紅脖子粗了。他的理論依據是，過年買東西人多，售貨員基本已經顧不上用稱約了，他們家孩子就說了，打這碗麻醬根本沒上秤，很可能就是給少了。
由于是特殊時節，店裏忙得熱火朝天。那個買醬醋的大媽見他沒結沒完，很快就不耐煩了，也不讓賣雞蛋的幫忙說了。一生氣，當場就借另外一個也要買六兩麻醬的顧客來證實自己的清白。
她抄起人家空碗先上了稱，就對那小夥子說。“你看好了碗的分量，人家也要六兩。我待會兒打一下，肯定是六兩二錢五。有零有整，我要差一點，你缺的麻醬我給你補齊了，要不差分毫，你就麻利兒給我認錯走人。”
那較真的小夥子絕對是個青楞子，不知深淺，頗不服氣。
“嘿，你還叫上勁了。二錢五你都敢說出來。我還真不信了，咱就這麽辦。”
結果呢，小夥子是純屬自找倒黴，人家這麽大底氣不是白來的。打完麻醬連碗上秤再一約，連所有在場的顧客都驚了。
别說，刨去碗的分量，麻醬還真是六兩二錢五！這叫一手兒準啊！
等那小子再反應過來，那是太難堪了，臊得連腦袋都擡不起來了。當時就“大媽大媽”叫上了。緊跟着就說，“我給您作揖了，您是真人不露相，我服了。”
那售貨員是個老店員，氣量肯定比年輕人好得多。況且因爲露了臉，氣兒也順了，就沒得理不饒人。
隻不過旁邊賣雞蛋的那個脾氣沖啊，最後又甩出的一句“片湯話”可是把小夥子擠兌得不善，也把大家再次給逗樂了。
“小夥子，知道你們家過得精細。可你也得記住了。你們家光稱麻醬碗可沒用，以後得連孩子一塊稱才行啊……”